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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印度這兩大文明古國，給中亞帶來了蠶桑繅絲與棉花種植。走在阿姆河、錫爾河之間的廣袤原野上，到處都有碧綠的棉田，而田間地頭最常見的樹木，則是成排的桑樹。唐代，今烏茲別克斯坦地區跟中國的關係是那麼密切，而今天的中國人對烏茲別克斯坦，卻十分陌生。從桑與棉入手，作者將帶我們認識這個神秘國度。
走在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廣袤的田野中，這裡最大片的綠色是棉田與桑樹。大片棉田像一塊塊巨大的棋盤，一列列桑樹則如棋盤上的“鴻溝”——楚河漢界。來年開春發芽之前，農人要對桑樹進行修剪，被修理的主要對象是枝條的頂端。圖中這些被剪掉枝條頭部的桑樹，被當地人稱為“斷頭桑”，這樣做的目的是抑制植物的頂端優勢，然後就能把更多營養轉移到側枝上，以生出更多的花蕾。
選編於《中國國家地理》撰文/毛銘
看一眼國徽就知道桑與棉在烏茲別克斯坦有多麼重要
烏茲別克斯坦，號稱“中亞之中”，是亞洲腹地中的腹地。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是個極其陌生而神秘的國度。不過，歷史上的今烏茲別克斯坦地區，是漢唐人絡繹不絕的地方。就像日本被視為“菊與刀”的國家那樣，我覺得烏茲別克斯坦可以用“桑與棉”來概括。制絲的蠶桑，紡織的棉花——曾經是那個時代中亞地區的主角，那些精美的絲棉製品隨著粟特人的步伐，走南闖北。今天，古絲路不再輝煌，但中亞的蠶桑與棉紡織業，仍發揮著餘熱。
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五國中人口第一大國，也是中亞地區絲路文化遺存最為豐富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國土的大部分位於阿姆河、錫爾河之間，兩河分別發源於帕米爾高原、天山山脈，向西北匯入鹹海——該流域在漢唐時期稱為“河中之地”。兩河之間的文明走廊，歷經歲月洗禮和戰爭摧殘，還保留著許多引人入勝的古城與恢弘的歷史建築，還有大量傳統手工藝也保留了下來。這些文化遺產，與絲綢之路迷人而血腥的歷史，深深糾纏在一起。烏茲別克斯坦擁有阿姆河、錫爾河文明走廊的大部分地區，孕育出絲綢之路上的許多重鎮，是中亞歷史文化遺存最為豐富的國家。
看看這個國家的國徽就能知道這兩者是多麼重要了：其圓形國徽左右兩側，白色棉桃和金黃麥穗組成的條帶，猶如一對展開的翅膀；棉桃中的綠色波紋，則是蠶桑的象徵。不過，這兩種風物都不是本國的“土特產”——它們都是舶來品。桑樹來自出產絲綢的故鄉、古絲綢之路東端的中國。而棉花，則來自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亞洲兩大文明交相輝映過程中，桑與棉是直接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桑與棉，像兩位出色的文明使者，它們不僅僅是兩種作物，還深刻影響了當地人千百年來的生活——作為異域文明的舶來品，它們罕見地被視為國家的象徵，成為國徽上的“貴客”。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詩經》這樣描述原產於中國黃河流域的桑樹景觀。華夏先祖發明了養蠶繅絲（據傳是黃帝的妻子嫘祖所創）。從華夏文明濫觴地（黃土高原南部一帶）向西平行移動約4000公里，就是中亞的阿姆河—錫爾河流域。這裡，跟中國的黃土高原、華北平原，有著接近的緯度和溫熱條件。所以，基本不用適應，桑樹很快在中亞生根。
阿姆河、錫爾河是中亞的兩河，猶如中東的幼發拉底、底格里斯河，中國的黃河、長江。從源頭帕米爾高原，到河流盡頭的鹹海——錫爾河左岸以南、阿姆河右岸以北，漢文古籍稱之為“河中之地”。與其他“兩河地區”相比，中亞的兩河流域，沒有形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明。這裡是亞歐大陸腹心，卻是眾多文明的邊緣，它扮演的角色不是搖籃，而是走廊、客廳、樞紐、中轉站。跟其他兩河地區不同，“河中之地”不光有農耕文明，更孕育了赫赫有名的商業族群——粟特。
粟特人，生活在阿姆河、錫爾河地區，操中古波斯語，從我國的東漢時期直至宋代，他們充分利用“河中”的交通優勢，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跟隨粟特商隊步伐，進入中國長安、洛陽等地的，還有風靡教坊的胡旋舞的藝人、入朝為官的胡人（安祿山、曹令中等）——這些都是著名的“粟特製造”。
對於粟特人聚居的河中之地，北非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曾這樣描述：“此地葡蔭連架，香料豐美，羔羊肥鮮，乳漿醇濃……”自青銅時代開始，這裡陸續種植粟米、小麥、葡萄、水稻、玉米，跟桑棉一樣，這些作物也都是絲路上的舶來品。
驅車行進在阿姆河北岸的公路上一路上目不暇接的水果攤是當地特色的風景線：除了盛產“白金”棉花，烏茲別克斯坦還是中亞重要的水果產地。本刊的中亞採訪團一行，驅車在阿姆河北岸的公路上，正趕上了水果成熟收穫季，一路上兜售水果的攤點讓人目不暇接。烏茲別克斯坦的農家孩子，在暑假的時候，常常會幫家裡摘果子，熬製櫻桃醬、黃桃醬、杏子醬。圖為烏茲別克斯坦鄉下售賣黃桃的姑娘。
光熱條件充足的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最重要的瓜果生產基地：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最重要的瓜果生產國，瓜果年產量在250萬噸以上。因為晝夜溫差大、光熱條件好，這裡所出產的水果含糖量大，汁多肉厚。圖為夏季城市郊區的水果批發市場。在烏茲別克斯坦，一年四季能看到不同種類的水果：冬天能吃到蘋果、香梨、柑橘；春天有草莓、櫻桃、桑葚、李子、杏；夏天有葡萄、香瓜、哈密瓜；秋天是許多瓜果熟透的季節，品種之豐富更是讓人眼花繚亂。水果量實在太大，家家戶戶都會製作各種果醬和“甘姆波特”（類似水果罐頭），盛在大玻璃瓶子裡，一直可以密封保存，留著冬天食用。圖為烏茲別克斯坦某巴扎中的一處水果零售市場。攝影／宋文
烏茲別克斯坦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帶上50個饢就可以穿越克孜勒庫姆沙漠：穿越悠長的絲路時，不易變質的麵食——饢是旅行團和商隊最重要的食物。如今，它仍是中亞地區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麵食。饢是烏茲別克人每天必吃的傳統主食，這裡的人們對饢有特殊的感情。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帶上50個饢，就可以穿越克孜勒庫姆沙漠。可見，饢不但是烏茲別克人的主食，還是幫助人們在惡劣環境中生存下去的親密夥伴。烏茲別克斯坦的饢有數十種，其中最負盛名的是撒馬爾罕饢。撒馬爾罕饢中通常有蜂蜜、葡萄乾、核桃等輔料，上面有各種各樣的花紋。烏茲別克斯坦的手工饢，由一種特殊的桶狀爐子烘烤而成，爐子的材質主要是泥土和羊毛，有助於保留饢的原始香味。
蠶桑是中國帶給中亞的禮物，粟特錦是絲路文化的重要見證
考古發現證明，蠶桑之業至少在公元4世紀十六國時期就傳入了中亞。中國新疆和田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的傳絲公主木板上（據考證該木板為十六國時期）有生動的描繪，說蠶種被藏在遠嫁的公主王冠裡，經過長途跋涉，進入西域，然後傳入中亞。撒馬爾罕古城遺址歷史博物館中，一幅彩色壁畫中，唐高宗的使臣參加了粟特王的盛會，攜帶著蠶繭、生絲和白絹作為賀禮。可以說，蠶桑文明是古代中國給中亞綠洲最重要的禮物。
智慧的中亞粟特人，不僅將中國絲織技藝帶回故里，還出了許多有才華的工匠，反過來影響了絲綢故鄉的技藝。比如早在中國隋代（581—618年），粟特人何稠就曾入朝為官，官職是專門管理絲織業的“織錦官”，他發明並織造出的產品，被稱為粟特錦。帶有駿馬、獅子、野豬、孔雀、梅花鹿等紋飾的連珠圈，是粟特錦的標誌性圖案。一件粟特錦製成的長袍曾見於唐代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中，當時謁見唐太宗的吐蕃宰相噶爾東贊穿著這樣的華服。到了公元658年，來撒馬爾罕拜謁的波斯使臣身上也出現了同樣的著裝。大約在唐玄宗時期，有不少粟特錦從中國傳至日本，實物今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
德國學者亨寧在蒙古入侵前夜花剌子模的法律文書中，曾找到過關於粟特錦“贊丹尼奇”的文字記載：（有人）在布哈拉買贊丹尼奇數匹，每匹當為十六肘（長度）……贊丹尼奇又分為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兩個品種。“贊丹尼奇”，是粟特錦中特別著名的一種。在納爾沙希寫於10世紀的《布哈拉史》中，言及布哈拉附近的Zandana村，寫道：“贊丹尼奇（Zandaniji）是一種地方特產……許多這種布料是在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織造的，但是也叫做贊丹尼奇，因為它最先出現於這個村。”中國宋代文獻《冊府元龜》也記載：“（唐）開元五年（717年）三月……康國遣使獻毛錦、青黛。”康國，即今撒馬爾罕地區。
“贊丹尼奇錦”在薩曼王朝（892—999年，波斯人在中亞建立的政權）時期出產達到鼎盛，傳到拜占庭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時，風靡全城。到了奧斯曼土耳其時期，“華麗蘇丹”蘇萊曼一世從1555年起從撒馬爾罕大量進口金絲銀線繡錦袍，鬱金香紋樣的長袍特別流行，至今在伊斯坦布爾的老王宮可看到大量藏品。
歐陸各國人也對這種錦心醉神迷。1914年，在俄羅斯友人休金的客廳，法國野獸派畫家馬蒂斯被眼前中亞的織錦所深深震撼。此後終其一生，馬蒂斯都在用畫筆向西方推廣中亞織錦。他寫道：“（中亞）每到晾曬絲綢的季節，漫山遍野飄揚的絲絨、緞子、塔夫綢，好似一場盛開的焰火，噴射出靈感和遐思。”無論是1628年的英國外交官雪利，還是1880年沙俄畫家筆下描摹的貴族們，都穿著這種錦袍。
1917年後，烏茲別克織錦技藝被視為“沙俄帝國封建殘餘”，一度被蘇聯禁止織造。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產業才有所復甦。蘇聯解體後，烏茲別克斯坦重工業整體衰落。此時，織錦等絲路遺留的傳統產業，成為烏國出口創匯的支柱性行業。如果有機會走進撒馬爾罕、布哈拉城郊的村落，我們隨時可以聽見家家戶戶的機杼之聲。最大規模的絲綢工廠在費爾幹納盆地重鎮馬爾吉蘭。古代各國貴族迷戀的絲綢，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從蒸繭、抽絲到織出khanatlas面料——在yodgorlik絲綢廠的作坊，可以看到全部流程。烏茲別克斯坦能夠成為第三大絲綢生產國（前兩位是中國、印度），馬爾吉蘭的絲綢業舉足輕重。
烏茲別克斯坦是全球第三大絲綢生產國，傳統的金針刺繡是該國女性專屬的行業：棉花潔白柔軟，絲綢輕盈華麗。除了棉花，蠶桑業也是烏茲別克斯坦重要的產業，其絲綢產品產量緊隨中國、印度之後，列世界第三位。早在古絲綢之路繁盛的中國隋唐時期，產自中亞的“粟特錦”就已經風靡歐亞大陸了。絲路留下的傳統產業，如今依舊在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上圖中，在傳統的手工作坊中，富有經驗的藝人正在用傳統的方式為絲綢染色。“suzani”是烏茲別克斯坦的傳統金絲針繡，通常是女性從事的行業。1921年滅亡之前，布哈拉汗國（1500年至1920年間，中亞河中地區由烏茲別克族人建立的政權）的貴族們，醉心於奢華珍貴的繡品，如華麗服飾、帷幔與配飾，尤其是鋪在馬背上的毯子。在冬季，女孩子們經常繁忙地幹著繡活，她們用鏈繡和釦眼繡等針法熟練地在絲綢或棉布上繡出各種花草或幾何圖案。攝影／劉輝
在德國柏林亞洲藝術館、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都有專門兜售烏茲別克斯坦錦袍的專櫃。奧運會等重大賽事中，烏茲別克斯坦的拳擊手、摔跤手和舉重手們登臺領獎時，如果仔細留意，你會發現：他們身上的領獎服不是“阿迪達斯”，不是“耐克”，也不是“李寧”，而是用“粟特錦”做的繡金袍。
在古城撒馬爾罕至今還能看到8世紀從中國傳入的桑皮紙技藝
撒馬爾罕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最重要交通樞紐之一，作為絲路重鎮的它，坐落在中國、印度、波斯三大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位置。美國漢學家薛愛華曾撰《撒馬爾罕的金桃》一書，專寫唐代舶來的珍禽異果；詩人弗雷克寫的《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則讓無數旅行家嚮往這裡。圖中的恢弘建築是現在撒馬爾罕城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是帖木兒汗以其妻子貝貝哈嫩名字命名的清真寺。1399年，帖木兒汗修建起的貝貝哈嫩清真寺，恢宏程度可與西班牙阿爾罕布拉宮、印度泰姬陵等偉大的建築齊名。許多西方作家喜歡說，貝貝哈嫩來自中國——確切地說，她出生於察合臺汗國，出生地在今中國新疆。貝貝是阿拉伯語中的“女子”，哈嫩是烏茲別克語中的“妻子”（源自“可敦”，突厥語王后）。所以，貝貝哈嫩本是一個泛稱，後來特指這位尊貴的王后，這樣一來，其真實名字則早已不為人知。為了修建這座建築，帖木兒召集了伊斯法罕的建築師、大馬士革的燒磚人、設拉子的瓷釉匠、德里的木雕工。1897年的一次地震中，這座華麗的建築部分倒塌，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一次重修，直到今天仍在進行中。攝影／劉輝
“本不當知的慾望/驅使著我們/走上通往撒馬爾罕的金光大道。”英國詩人弗萊克於1913年寫的詩，喚起了人們對撒馬爾罕的無限嚮往。這個中亞最古老的聚居之城，在亞歷山大帝國時期，就已經有高聳的城牆了。中國的盛唐時期，撒馬爾罕是絲綢之路的樞紐，也是深刻影響唐朝政治、文化的粟特人——安祿山與“胡旋女”故里。
優越的地理位置，給撒馬爾罕帶來了貿易和手工業。1911年，沙俄攝影師普羅庫丁沿著中亞大鐵路旅行，拍攝了一批世界上較早的彩色照片。其中一張照片上，一位坐在自家木門小鋪裡的撒馬爾罕商人，身後堆滿了絲綢和毛毯，眼前則是流水般的絲路駱駝隊。直到今天，撒馬爾罕依舊是聯合國關注的絲路手工藝之都。
桑皮紙技藝，是其中重要的一種。除了養蠶制絲，桑皮紙是桑樹衍生的另一項偉大發明。712—751年，大食（阿拉伯）帝國軍隊攻略中亞時，發現了當地桑皮紙技藝的存在——他們把當地人使用的桑皮纖維紙稱為“撒馬爾罕紙”。1300多年後，撒馬爾罕郊區Koni-Chil村一家手工紙作坊，至今仍保留著8世紀從中國傳來的桑皮紙製作工藝。
寧靜的小院裡，桑皮紙技藝傳承人Zarif Mukhtorov向我們介紹，桑皮紙技藝分為8個步驟：首先要將收集的桑樹皮經過一天清水浸泡，直至外層樹皮軟爛。然後，工人通過工具將樹皮颳去，只留下樹枝的纖維部分。纖維經沸煮後晾乾，再用水車推動石舂搗爛。搗爛後的桑枝纖維放在水中，用篾子篩出一張毛紙片。然後，將毛紙片移放到木板上，夾在兩層木板中間，用石頭壓平。再將溼潤毛紙片貼在木板上晾乾。最後，用牛羊角或海螺打磨紙片表面直至光滑，一張桑皮紙才算完成。
1300多年前，唐代撒馬爾罕的粟特人從長安學到了這種造紙技藝，阿拉伯人進入中亞後，經過撒馬爾罕，又將造紙技術西傳至阿拉伯、小亞細亞，直到歐洲。如今，原汁原味的桑皮紙技藝，只有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和中國新疆的少數幾名老人能夠熟練掌握。
與撒馬爾罕的商業繁華相比，布哈拉城顯得更為莊重。布哈拉的波斯語意為“祈福之城”，它離克孜勒庫姆沙漠幾乎只有一步之遙，但被綠洲滋養的古城內處處可見綠茵。薩曼王朝（892年—999年）時期，布哈拉作為其都城，一度擁有350多個清真寺和100多個經學院。圖中的卡揚宣禮塔，是布哈拉最著名的標誌性建築，這座高46.5米的高塔，建成於1127年，坐落在布哈拉市老區中心大清真寺旁。插圖是布哈拉藝人創作的一張細密畫，左側是中亞古城布哈拉，右側是頗具中國風情的古城樓。
沒有硝煙的“棉花戰爭”，烏茲別克斯坦的棉花市場被諸多大國所覬覦
大約在貴霜帝國（約公元45—375年）時期，棉花種植技術從天竺傳入中亞。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棉布，是公元初產自中亞、出土於中國新疆尼雅的“女神持豐饒角”蠟染布。漢文史籍中，棉布最早稱為“白疊布”。唐代僧人慧超在遊記中說，撒馬爾罕產“細布白疊”，即棉布。對於東土大唐來說，絲綢當時並不罕見，但棉布卻是一種稀罕物。
烏茲別克斯坦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國，因為出產的棉花十分優質，贏得了“白金之國”的美譽。
世界上最有名的綠洲長絨棉產區，第一要屬埃及的尼羅河谷，其次就是烏茲別克斯坦的兩河地區。這裡，雪山融水的灌溉，加上充足的光熱、略帶鹼性的荒漠土壤，非常適合棉花生長。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棉花都是不可缺少的物資。
沙俄時期開始，從中亞通往莫斯科的大鐵路開始修建，當時修路的重要目的就是運送棉花。幾乎同時，在印度站穩了腳跟的英國，也虎視眈眈地覬覦著中亞的棉花。1868年到1917年之間，沙俄與英國在中亞角逐，棉花是他們爭奪的最重要資源之一。這種博弈，一定程度上也是“棉花戰爭”。
“十月革命”之後，蘇俄、蘇聯時期的俄國人利用烏茲別克斯坦鐵路，大規模地運輸棉花等物資到歐洲本土。立國80多年間，蘇聯68%的棉花產自烏茲別克斯坦加盟共和國。直到現在，棉花原料及相關製品，依舊是烏茲別克斯坦的支柱產業。僅2010年一年，全國收割的生棉桃有4100萬噸。這一年，棉花出口為烏茲別克斯坦帶來了40億美元的創匯。對於正在經歷貨幣貶值千倍、經濟百廢待興的烏茲別克斯坦而言，這無疑是一筆救急的鉅款。
烏茲別克斯坦政府處理對外關係時，特別注重“棉花外交”。蘇聯解體後，美國人第一時間瞄準烏茲別克斯坦的棉花，很快提出了購棉需求。隨之，歐盟也成為烏茲別克斯坦棉花的重要消費市場。通過棉花出口，烏茲別克斯坦與俄羅斯、歐盟、美國、中國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不特別親近某個國家，但跟誰的關係都不錯——在這一點上，中亞五國有些類似。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度每年要買走烏茲別克斯坦40%的棉花。不過，後來中國逐漸接管了這一角色，成為烏茲別克斯坦棉花的第一大客戶。2014年，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我國從烏茲別克斯坦進口棉花23.9萬噸，佔中國自烏進口額的32.92%之多！
近些年來，烏茲別克斯坦的棉花產量呈逐年下降趨勢。究其原因，跟其經濟體制不無關係。烏茲別克斯坦的棉花生產長期以來都是“統購統銷”的計劃體制，一開始是“棉花工業部”，後來是“全國棉花工業協會”負責棉花的生產、加工、收購和運輸。壟斷式經營缺乏市場競爭，生產機器老化更新慢，導致棉花產品質量不高，有的棉籽出絨率只有32%。本世紀初，烏茲別克斯坦政府推出多項舉措，大力提高棉花質量。烏對外經濟關係部長魯斯塔姆·阿茲莫夫表示：“質量專家擔心的問題已基本解決。現在，我們不再過分在意棉花產量，而是把質量放在第一位。”
可以預見，棉花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仍將在烏出口創匯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烏對外經濟關係部戰略研究司官員Ilkhom Khaydrov所說：“我們的棉花出口政策方向是，鼓勵全球性的棉花消費，進一步多樣化出口和擴大客戶數量。”
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日本人和韓國人比中國的知名度都要大
20世紀30年代，蘇聯考古學者讓一座宏大的古城遺址重見天日，這就是絲路上著名的撒馬爾罕古城。據玄奘《大唐西域記》記載，古城的東門叫中華門，朝著東方中國的方向。當年，這座城門迎接著絡繹不絕的絲路駝隊，以及長途跋涉而來的中國使團、商隊。古城內的宮廷遺址上，學者們發現了一批彩色壁畫，一位盛裝的大唐使者，頭戴官帽、腰佩長刀、手中託著絲綢。穿著華服的仕女泛舟湖上，身穿各色綾羅綢緞。這些壁畫繪製於7世紀，或許沒有人想到，當時的中亞宮廷中竟然瀰漫著濃濃的華夏之風。
西去取經的玄奘進入撒馬爾罕所在的康國後，成功與國王進行了交流，靠的正是大唐文化的影響力。侃侃而談的玄奘法師，就像一位口才絕佳的使者——深厚的文化素養，非凡的人格魅力，加上其不可思議的語言天賦，讓諸多邦國的首領歎服。玄奘一定不會想到，時隔一千多年後，他曾駐足的“中華門”前，很少有中國人造訪。相反地，距離中亞遙遠的西歐與日韓，如今卻有絡繹不絕的人來訪學、移民、創業、探險、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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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3絲路為烏茲別克斯坦留下了眾多商業重鎮今日的巴扎已經沒有往日的繁華但交易的刺繡、棉布等，依稀有往昔的風情：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古城的巴扎集市，曾經是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各路商販匯聚的地方。那些古老的商鋪中，堆滿了絲綢和毛毯，街道上則是流水般的駱駝隊（圖1）。今天的布哈拉古城巴紮上，擺攤的商販早出晚歸，售賣的主要是棉布、刺繡、毛毯等，頗有絲路遺風（圖3）。布哈拉的巴扎往往就在古老的建築群中。至少從14世紀開始，城內就有了遍佈街道的市場、商場，還有設在十字路口的迷你型集市（圖2）。
截至目前中亞五國有8項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中一半在烏茲別克斯坦。為了研究方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中亞學院（French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設在了烏國首都塔什干。中亞學院院長哈密多是法國人，已經在塔什干落地生根多年。從巴黎來塔什干工作多年的他，娶了位哈薩克族妻子。
如今，他已經可以說當地方言了。“我已經不把自己當外國人。但是很遺憾，中亞學院的事業一直沒有中國人參與。細密畫、金絲銀線繡，都是已經失傳或瀕臨失傳的中國工藝。”對於中國人的缺席，哈密多院長深表不解。
中亞學院是一個出色的平臺，它讓中亞國家的工匠、手工藝人直接與歐美的教授學者面對面交談，共同研究如何修復受損的文化遺產。在這裡工作的，還有格魯吉亞學者瑞德維拉扎、法國教授葛勒內、俄羅斯冬宮資深研究館員馬爾夏克、英國學者莫里森博士。
更讓我驚訝的是，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韓國，很早就有人進入烏茲別克斯坦，並對這裡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平山鬱夫是錢幣收藏家，他曾多次造訪中亞學院，查找關於中亞古錢幣的資料。
平山鬱夫之前，20世紀90年代初，口隆康就到阿姆河一帶進行考古。岬一雄為研究雄踞中亞的白匈奴部落，而奉獻了畢生精力。另一位學者辛島靜志則精通梵文、藏文、漢文，是“中國通”，也是“中亞通”。
為什麼日本人喜歡來烏茲別克斯坦？研究佛教傳播史的影山悅子博士告訴我：“對於日本而言，中國是一個像媽媽的國家，而烏茲別克是類似姥姥的國家——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把佛教帶到了中國，中國又把佛教傳到了日本。所以，日本留學生會來烏國學習早期的佛教藝術，追溯絲路文化源頭。”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的江格爾博士介紹說，最近十年來日本訪問學者、留學生來烏國的有近2000人。
絲路上粟特人不僅善於經商，還擅長製作各種手工業產品，如今還在做陶瓷和手工紙的作坊，藝人都是古代粟特人的後裔：二戰之前，撒馬爾罕城裡生活著40多個從事傳統陶瓷製作的家庭。而如今，只剩下布哈拉郊區的Guijdouvan鎮上的Abdullo Narzullaev一家，還在延續這一傳統工藝，他的手藝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平時，除了開設的陶藝培訓班，Abdullo Narzullaev先生還常常向客人現場展示陶藝製作過程。據統計，烏茲別克斯坦90%以上的陶瓷工匠是在這裡培養出來——此地有全國最適合陶瓷燒造的優質黏土。1300多年前的唐代，中國的桑皮造紙術傳入中亞地區。1300多年後，在撒馬爾罕郊區Koni-Chil村，一家手工紙作坊還保留著古老的製作工藝。寧靜的小院裡，一渠清水從綠林裡小屋旁流過，渠上水車與屋子裡粗大的木杵相連，流水帶動木杵搗碎桑皮。遊客到了這裡，有專人介紹和演示桑皮紙製作的整個程序，包括剝離外皮、浸泡、搗碎、成型、晾曬和磨光等。
要了解韓國對烏茲別克斯坦的影響，不必查找各種數據資料，光是看滿街跑的現代汽車、各處商場都有賣的三星手機，就夠了。這些移民跟國內親人一直保持著聯繫，這也讓更多的韓國人發現了中亞這塊市場。塔什干幾乎每條街上都能找到韓國餐館，可以吃到正宗的韓國烤肉。相比之下，中餐館要少得多，更不像韓餐館那樣熱鬧。韓國跟烏茲別克斯坦人談生意，主要就是通過韓裔的牽線搭橋。許多生意上的合同，居然是在韓餐館裡完成的。
中國是烏茲別克斯坦第二大貿易伙伴，兩國間的民間貿易卻冷清得很
蘇聯時期，中國和蘇聯加盟國烏茲別克斯坦之間幾乎沒有貿易，當地的棉花資源更是不對我國開放。蘇聯解體後，中國人希望能將中亞開闢為新的原料和消費市場。上世紀90年代初，供職於烏魯木齊一家國營貿易公司的劉輝，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來到塔什干的。當時，剛從蘇聯分離的烏茲別克斯坦百廢待興，商品經濟幾乎沒有。“好幾年下來，我們只能做物物交換，用中國的生活百貨，交換他們的棉花和鋼材。”劉輝說。
5年過去了，這家公司在當地沒能站穩腳跟。“本以為能夠做大做強，但還是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實在是看不到投資潛力。”說起那段歲月，劉先生頗感無奈。他認為，烏茲別克斯坦的封閉環境是通商往來的最大障礙：“獨立後的烏茲別克斯坦，陷入了雙重封閉狀態——它是內陸國家，內陸中又被中亞其他四國包圍著，跟中東、歐洲不接壤，跟中國之間隔著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20世紀90年代末，少數中國商人陸續進入這個封閉的國度。據在塔什干長期做中、俄、烏三語翻譯的古麗仙女士觀察，最早來烏辦廠投資的是香港人，他們1997年就來了，她自己曾嫁給一位港商，後來不習慣，還是回到了國內；2003年起，中國東南沿海的溫州人來了一些；2010年左右，江浙地區一些民營老闆來烏興辦外資企業。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從烏茲別克斯坦進口的主要是棉花，佔到進口總額的7成以上，然後是能源載體、塑料製品、飛機備件、成品油、棉紗線；我國對烏茲別克斯坦出口的產品有通信設備、計算機、服裝、茶葉等。2008年，中國先是躍升為烏茲別克斯坦第三大貿易伙伴，到2013年又成為該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不過，這是官方層面的大宗進出口貿易，中烏之間的民間貿易依舊十分沉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中國對烏茲別克斯坦勞務合作派出人數居然只有8人！且不提與我國勞務合作輸出人數較多的日本（53357人）、韓國（3070人）、馬來西亞（2192人）、越南（1221人）等周邊國家，即使跟中亞其他國家相比，這一數據也遠遠落後。同期，我國對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勞務合作派出人數是31、17、36。
烏茲別克斯坦的一項政策，極大阻礙了中國人前往投資、務工的熱情——為了拉動本國消費，烏茲別克斯坦規定，境外投資人不能將創造的收入以現金方式帶走，轉賬也設置了重重障礙。來自中國中部某省一家紡織企業的冀先生，兩年前在塔什干郊區與人合辦了一家工廠，剛開始形勢不錯，不僅為公司開拓了海外市場，也為當地不少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但是，按照烏國的政策，他們創造的財富，是很難帶回國內的。“在這兒，資金進來容易出去難。我們本來打算擴大生產規模，但是考慮到這一現實問題，最終取消了計劃。”冀先生透露說，如果近期政策沒有變化，他們的企業很可能要轉戰南亞了。
中烏之間還有一些“看不見”的小規模貿易，那就是號稱“網上絲路”的跨境電商交易。這種貿易，操持者多是在華的烏茲別克斯坦留學生。作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烏茲別克斯坦每年都會派留學生到中國各高校學習，本科在塔什干大學就讀的Sarvar便是其中一位。2009—2011年，他在中國秦皇島燕山大學讀漢語專業交流學習。隨著中文越來越熟練，Sarvar可熟練使用中文上網，並接觸了著名的電商平臺阿里巴巴。
烏茲別克斯坦人心目中的英雄——帖木兒，為撒馬爾罕留下了眾多歷史文化遺蹟，一如廣場上他的雕像那樣偉岸：中國的元末明初時期，帖木兒汗（1336年—1405年）成為中亞霸主，經30多年戰爭，他建立了一個從德里到大馬士革，從鹹海到波斯灣的王朝。南征北戰過程中，帖木兒把大多數戰利品都運到撒馬爾罕。他在遠離薩馬爾罕的喀布爾河谷修建了巨大的灌溉工程。按照他的計劃，撒爾馬罕要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600多年以後，在蘇聯時期，帖木兒是被抨擊的暴君，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時代，則成為引以為傲的英雄。曾經的撒馬爾罕列寧廣場，如今改名為埃米爾·帖木兒廣場，廣場上曾經的列寧雕像，如今換成了帖木兒的雕像。
“在那上面，中國與歐洲、日本的物流交易很多，但跟我國（烏茲別克斯坦）做網上交易的幾乎沒有。”Sarvar說。在秦皇島上學期間，他開始從中國批發各種五金配件，通過網上交易轉賣到烏茲別克斯坦，大受當地人歡迎。“從事這樣的活動，不僅鍛鍊了我的中文口語能力，還能從中賺取一些生活費用。”幾年下來，交易額不算太大，有5000多美元的收入。“沒有辦法精確統計，因為我們國家的貨幣匯率很不穩定，一週之內都有很大的波動。”他解釋道。2011年學習結束回國後，Sarvar的生意也告一段落了。
目前，中烏兩國民間往來仍然很少，但Sarvar對未來充滿信心。飯桌上，他透露了自己的“野心”：“我計劃創辦一家專門做中烏旅遊貿易的常駐機構，將它打造成一個全面推動中烏商業、文化交流的專業平臺。”Sarvar說，這個平臺的目的是推動烏茲別克斯坦人到中國留學、工作，同時把中國的旅行者介紹到塔什干、撒馬爾罕、希瓦、努庫斯……
席間，他點了一道清蒸海蟹，並打趣地說：“我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烏茲別克斯坦人。”顯然，不到25歲的他，越來越像一名老練的“中國通”。像Sarvar這樣，精通烏、俄、中、英多種語言，同時熟悉中烏兩國文化的人，才是推動兩國民間商貿往來的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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