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洪建见到了三具冷冻的尸体，最初他并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他记忆中的雷文锋还是那个敦实的小胖子，但他见到的尸体，全都“瘦得不成样子”。

雷文锋生活照。家属供图

（上篇）

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之路

2016年8月8日走失。

12月3日死亡。

12月14日被父亲找到。

到今年3月19日，雷文锋已去世3个月零16天。

他的父亲雷洪建说，雷文锋15岁，患有自闭症。

他更没有想到，儿子此刻走上的路，是一条通往死亡之路。

他没忘给父亲关上门

时间回到2016年8月8日早晨6点，雷洪建醒了。他习惯性朝儿子的方向看过去，床是空的。

雷洪建不知道雷文锋什么时间走出的屋门。儿子出门的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什么声响，以至于在另一张床上熟睡的他毫无察觉。

雷洪建在深圳市龙华新区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三年前的春天，雷文锋随父亲来深圳，住在同一间宿舍。

宿舍楼下的监控录像显示，凌晨4点06分，雷文锋的身影出现在楼门口，并径直朝园区大门的方向走去，雷洪建认得儿子当时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短袖衫，一条黑色短裤。

雷洪建说，雷文锋患有自闭症，智力发育迟缓，虽然已经15岁，但仍不会简单的加减法。他能记得自己和母亲的名字，但记不住电话号码，普通话说不清楚，只能表达简单的字句。

父子同住的日子里，雷文锋没有单独出过门，周末和父亲一起出去玩，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深圳市内。

第一天的寻找，没有收获。雷洪建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在手机朋友圈发布了寻亲启事。并在观澜派出所报警。

第二天下午3点多，m338路公交车司机联系了雷洪建，说当天下午在公交车上见到过孩子，但他并未注意孩子在哪里下车。

调取车上的监控录像，发现雷文锋在清湖地铁接驳站下车了。这里距离他们的住处大约12公里。

雷洪建赶到清湖地铁站，有保安称见到孩子经过。由于清湖派出所的监控录像损坏，雷洪建求助附近其他监控，几番波折，看到孩子上了地铁4号线，驶往福田口岸方向。

他也上了4号线，每一站都下车询问，终于在福田口岸站，有保安说一个多小时前见到过雷文锋。当时孩子紧跟在别人后面出闸口，没能成功，就转身往站内走了。

线索就此中断。

雷洪建很懊悔，如果在清湖站少耽误点时间，早一个小时到福田口岸，没准就能遇到孩子。

他还懊悔，是不是孩子走失的头一天，他们玩得太兴奋，孩子精神受的刺激太大了。那天他带着孩子去大润发超市和龙华公园，吃了比萨，还吃了孩子最喜欢的榴莲。雷文锋显得很开心，直到睡前，还和雷洪建说，爸爸，下次还去。这几乎是这位自闭症少年所能表达出的最复杂的字句。

雷洪建的妻子在湖南衡阳老家带着雷文锋的两个妹妹，最小的女孩儿刚满一岁，雷洪建只能把儿子带在身边，平时他去上班，儿子就在厂里办公室看电视，下班后，他在宿舍里给儿子煮饭，雷文锋最喜欢吃父亲做的烧肉，每逢周末，他都带着儿子出去游玩。

在雷洪建工友的印象中，雷文锋是个胆小、安静的孩子，从不单独出门，也不和陌生人说话。雷洪建偶尔鼓励他下楼买包盐，他也不敢去。然而这天，他一个人走了，但他没忘给父亲关上门。

从深圳到东莞

雷文锋下一次被发现是在7天后，人已经到了东莞。

一份《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显示，2016年8月15日上午8点10分，雷文锋晕倒在东莞万江汽车客运总站的肯德基门口，路人打电话报了警。

没人知道雷文锋怎么从深圳到的东莞。这里距离他上一次被发现的福田口岸有83公里，若步行需要不休不眠约23个小时。

万江分局指挥中心王熙胜警官说，警方并未查到雷文锋的户籍信息，也未联系到雷文锋的家人。他解释，全国重名的人太多了，仅凭一个名字查询信息量太少。

8月24日，雷文锋被车站派出所移交到东莞市救助站，交接表上的名字写的是“无名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情况”一栏选的是“查无此人”，经办民警依然是单福华。

单福华说，那天自己调休，实际上是一位陈姓同事去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办人写的自己的名字，至于“无名氏”可能是因为陈警官“不太了解情况”，而“查无此人”是不能确认身份的意思。

然而，交接表上显示，交接时雷文锋不仅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准确名字。东莞救助站方面称，这些都是当着民警的面问出的，把这些信息补填到了交接表上。

2016年8月24日，东莞市救助站与警方交接时，当场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并补填到交接表上。

对于在雷文锋报出自己和母亲的准确名字后，警方是否又进行了信息查询，王熙胜和单福华未给予正面回应。

单福华给陈姓警官打了电话，对方回忆，送去时，雷文锋“看起来身上没什么问题”。

他在出院医嘱中提到，患者需全休2周，禁左足剧烈活动，每周骨科门诊复诊2次。

赖建中说，他不记得后来雷文锋找他复诊过。

他变成了“25岁”

出院后，雷文锋回到了东莞市救助站，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半月。

位于松山湖大道的东莞救助站受助人员生活区，分为男区、女区和儿保区，每个区域有约5个房间，每间面积约70平方米，内有12张单人床和一个卫生间。三个区域呈扇形围绕在一片设有篮球架的自由活动区周围。

救助站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回忆，雷文锋性格安静，没有过狂躁的表现，也没和其他受助者发生过冲突。他能自己吃饭和上厕所，但不和其他人说话。在男区，他有一张自己的单人床，救助站发放了被褥和洗漱用品。

救助站方透露，在雷文锋入站的当天，东莞市救助站将一则《寻亲启事》发给东莞电视台，内有雷文锋的名字、照片和被发现地点。这是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中的规定，“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其入站后24小时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发布寻亲公告，公布受助人员照片等基本信息”。

对于为何通过东莞电视台而不是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更广传播范围的渠道发布，东莞市救助站卢健斌站长的解释是，“借助以往成功经验，电视台发布成功率比较高”。他认为，只要选择任意一种方式就算是符合《意见》的规定。

东莞电视台在8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播放了这则寻亲启事，每次播放时间约为30秒。

与此同时，身在深圳的雷洪建和亲友们每天都刷新全国救助寻亲网，期待能有雷文锋的消息。

雷洪建说，他无心看电视，而且园区的电视也根本收不到东莞台。他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如果东莞救助站能在全国寻亲救助网上发布信息，说不定他早就找到孩子了。

卢健斌解释，他们向全国救助寻亲网上发布是“批量操作”，“有人手了就登，”由于“数据比较多”，要按先后顺序来。

截至发稿，全国救助寻亲网上没有雷文锋的信息。

上述《意见》还规定，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站）应在其入站后7个工作日内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

卢健斌站长说，雷文锋在送来之前，公安机关已经采集过DNA。这个说法得到了王熙胜和单福华的证实。王熙胜说在雷文锋出院后，送至救助站前，已采集血样并送到市局。

雷洪建在寻子之初也已在深圳观澜派出所采集了血样，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比对结果。

王熙胜说，即使父子双方都采集了血样，以现在的科技水平，也不能确保100%能比对上，“是个技术问题”。

另一件让雷洪建耿耿于怀的事情是，在雷文锋入站登记的《求助人员救助申请表》上，他的出生日期被填为1991年，这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9岁。

这个大致的估算让雷文锋失掉了“未成年人”的身份，也导致了他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

《意见》规定，“对于暂时无法查明家庭情况的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过提供站内照料、委托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等方式，为其提供符合身心、年龄等特点的生活照料、康复训练等服务，不得将其托养至养老院、敬老院等成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但被认为已经25岁的雷文锋显然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卢健斌说，由于“长期滞留人员比较多”，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部分受助者转移给社会福利机构。

2016年10月19日，雷文锋被送往韶关市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在练溪托养中心

新丰县位于广东省北部，距东莞救助站178公里，乘车至此需两个半小时。

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上行，练溪托养中心就在道路尽头，高墙大院，铁门紧锁。

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7月，练溪托养中心中标了东莞市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服务时间为两年。

上述资料显示，练溪托养中心在三家竞标单位中报价最低。

自称练溪托养中心“工作顾问”的李伟理不肯透露每个受助人员的具体生活费用，但根据公开招标文件中的最高限价，东莞救助站支付给托养中心的费用应不超过每人每月1066元。

李伟理回忆，雷文锋来时，身体看起来有些虚弱，不过例行脱衣检查时未发现外伤。

在他的印象中，雷文锋是个安静的人，虽然智力有问题，但平时不吵不闹，没有过暴躁表现。

而在雷洪建的记忆里，雷文锋平时饭量很不错，白米饭能吃两碗，还喜欢吃肉，1米68的个头，体重将近130斤。

雷洪建提供的雷文锋失踪前的生活照片显示，雷文锋胳膊圆滚滚的，还能看到小肚腩。

李镇川在病历中记载，患者入院时“胃纳差”，同时还有双下肢乏力、精神疲倦、站立不稳等表现。

国家卫计委医学科普平台的资料介绍，伤寒是一种通常起源于食物或饮用水遭到污染的传染病，潜伏期约为10天。

李镇川说，这种病现在已不常见，患者应该是“之前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一位戴口罩的中年男子自称保安，称这两间病房24小时有人值守。

他有一次查房时发现雷文锋不知何时已经把输液管扯掉了，“血流了一毯子”。

雷文锋死了

李镇川说，入院后，雷文锋身体每况愈下。开始大便出血，用了止血药效果也不明显。12月3日晚上7点50分，突然出现心跳缓慢下降，呼吸减弱，血氧、血压低等症状，抢救至晚上8点25分，宣告不治。

雷文锋死后第9天，雷洪建辗转通过一位朋友托人从救助站内部系统中查到，雷文锋的名字登记在东莞救助站。雷洪建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是有这个人，但是人已经不在世了。

去年12月14日，雷洪建赶到了新丰县。

雷洪建见到了三具冷冻的尸体，最初他并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他记忆中的雷文锋还是那个敦实的小胖子，但他见到的尸体，全都“瘦得不成样子”。

他从停尸房走出去，说没有自己的孩子，练溪托养中心工作人员拿出登记资料来看，说是有雷文锋的名字。

他看到了那根畸形的手指。

两份死亡记录

他说，李镇川医生当时明确告诉他雷文锋感染了伤寒。雷洪建怀疑练溪托养中心想隐瞒儿子得了传染病的事实。

新丰县委宣传部温姓工作人员表示，县里近期又组织了调查，确定雷文锋的死因是伤寒沙门菌感染并休克。

新丰县卫计局工委书记周辉解释，之所以会出现两份死亡记录，是因为去年12月3日参与抢救的医生并不是雷文锋的主管医生李镇川，不了解病人之前的情况。而主管医生李镇川没有及时上传雷文锋的伤寒检查结果，导致雷文锋死亡后，参与抢救的医生开具死亡记录时，没能把伤寒写进去。但是后来上传了全部检查结果，开具的第二份死亡记录就有伤寒了。

为何今年2月17日政府官网发布的消息仍然只提到“疑似消化道肿瘤”，周辉表示不知情。

至于当天另外两人的死因，周辉说，一人是严重肺炎，另一个人“好像是什么肿瘤”。

今年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站《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一托养人员死亡》的消息称，“该托养中心并不存在今年还有多人死亡的情况。”

在新丰时，雷洪建觉得儿子死得不明不白，想做尸检。但有亲戚劝阻，说孩子这些年过得不容易，死了以后还要动刀子，算了吧。

雷洪建最终决定，放弃尸检，签字火化。

他带着儿子的骨灰回了深圳，把骨灰埋在了郊野的一棵树下。

2月24日，新丰县民政局下发《整改通知》，称近期两次到练溪托养中心检查，发现该中心存在“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从2016年10月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决定对练溪托养中心进行全面整改，对练溪托养中心现有托养人员进行分流安置，由各委托托养单位于3月12日之前接回。

一份练溪托养中心2月25日印发的《委托安置人员分流撤离工作方案》称，将会把中心内733名托养人员分流撤离，与各救助站办理好资料、人员状况的正常交接。

（下篇）

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调查

广东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如今人去楼空，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今年2月24日，新丰县民政局要求这家托养中心整改，“存在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并要求各委托机构接回各自的托养人员，共计733人。

在广东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上显示，该托养中心目前已“撤销”。

据当地殡仪馆的记录，今年1月1日到2月18日，49天内由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是20人。

建在看守所旧址的托养中心

3月10日，青山环绕下，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高墙大院，铁门紧闭。

周围村民介绍，这里是神秘之处，他们只知道是安置流浪人员的，平日不轻易对外开放。

托养中心设在原县看守所旧址内。村民们习惯称其为收容所，平日看不见里面，只能听到一些声音，嘈杂喧闹。

喧闹声从3月2日后消失。村民见到，省内其他地方的大巴车那几天将人接走，“一天有十几辆，坐五十个人的那种车。”

托养中心的前员工陈冰（化名）说，托养中心里面分为两个区域，前后由两道铁门隔开。

进入第一道铁门，右手边是一栋2层楼房，被称作“幼儿儿童区”。左手边也是一栋2层楼房，一楼是老人区，二楼是办公室和监控室。

两栋楼房中间有一块空地，作为活动空间。穿过这块空地，就是第二道铁门。

第二道铁门的后面是两座一层楼的平房，分别被称作男区和女区，居住着绝大多数的托养人员。两座房子中间，是各自的活动区域。

陈冰表示，托养中心由看守所改建，内部多处保留着原来的摆设，比如许多宿舍为水泥通铺而非床铺。

据民政部2015年颁布的《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下称《指南》）要求的“托养机构要提供单人单床，床上用品根据季节配备”相比，这里的情况并不相符。

3月1日去接人的广东省某地救助站工作人员林齐（化名）回忆，此前他们来过练溪托养中心，看到里面房间很高，窗户开得也高，通风不错。

但这次，他进入第二道铁门，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第二道铁门内的一处隔离区，里面的单个房间约15平方米，有半米高的水泥通铺，十几个人睡在上面。厕所也在房间里面，因为没有冲水系统，臭气扑鼻。

“感觉就是原来的看守所。”林齐在一份回忆信息上说，托养中心多个地方都存在问题，“2013年还没有消防证，厨房管理不规范，人员活动所偏少，人均可能二三平方米左右。”

而按照《指南》中规定：受托机构“托养对象人均建筑面积不小于25㎡，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4㎡。”

林齐说，他看到屋子内一些人瘦成了皮包骨头，形容枯槁。被他们接回的流浪人员中，有些人脚底浮肿。

据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应当有别于成年流浪人员，救助保护机构不得将未成年人托养至成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林齐表示，从2015年《意见》下发开始，未成年人不得和成年人混合托养，精神残障者也不能和正常人混合托养。

据一名去年在该中心工作的护理人员介绍，她当时所在的儿童区，有几十个孩子，但只有六七个护理人员。

这位护理人员说，儿童区的卫生条件并不理想，很多受托养的孩子有残疾，脑瘫等，大小便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照顾，护理人员一天都在忙。有的孩子因为不听话，又没有时间顾及，甚至被用绳子绑起来。

殡仪馆记录49天死亡20人

新丰县殡仪馆与练溪托养中心直线距离约1公里。

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于2016年12月3日去世。11天之后，雷文锋的父亲雷洪建在这里找到了儿子的尸体，随后将其火化。

雷洪建说，当天练溪托养中心一共有三具尸体让他辨认，死亡时间都为12月3日。

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发布雷文锋死亡情况说明，也证实去年12月3日，确有另外两名练溪托养中心的安置人员因病死亡。

雷洪建回忆，在火化儿子时，一位殡仪馆工作人员安慰他说，“练溪托养中心一年送到这儿的尸体数量很多，能找到家属的也就两三个，你能来已经算对得起孩子了。”对于雷洪建的说法和网上的质疑，新丰县相关部门予以否认。

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发布情况说明称，“该托养中心并不存在今年还有多人死亡的情况。”

而在新丰县殡仪馆，登记有练溪托养中心多人死亡的详细记录。

在殡仪馆提供的登记册上，练溪托养中心很多死者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串编号，如“OH178”、“无名氏386”、“无名氏683”等。这名工作人员称，因被安置人员“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其中今年一月份一记录显示，死亡日期为：1月30日，流浪发现地为：广东东莞，姓名为：无名氏386，性别：男，年龄：28岁。

按照殡仪馆的登记册显示，2017年1月至2月18日，49天内，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有20人，其中广州地区15人，东莞3人，韶关1人，连州1人。

按照殡仪馆的登记记录，工作人员依次打开4个冰柜，从中拉出四具装在黄色袋子的尸体。

这4名死者都是年轻人，尸体保存完好。分别记录为“2.15，从化，CH169，男，20”、“1.26，广州萝岗，31403001”、“2.13，广州萝岗，30905005，男，22”、“2.18，广州萝岗，31402004，男，10”。

这3份医学证明和殡仪馆提供其中3名死者信息相符。

据《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规定：无法查明死亡受助人员身份或无法联系到其家属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刊登公告，公告期30天。公告期满后仍无人认领的，则由救助机构办理火化手续。

另据广东某地方救助站相关知情人透露，该站2011年至今共向练溪托养中心送去200多人托养。截至今年3月，6年内死亡近百人。

“送去的时候人基本是健康的，但是新丰（过得）实在太差。”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在他统计的死亡原因中，有数十人死于肺炎。“这和中心卫生条件不够好有很大关系。”

上述数据未得到练溪托养中心和新丰县民政局证实。

练溪托养中心副主任刘凤在多个死亡证明上标注为“监护人”。

“一年盈利一两百万元”

相关资料显示，练溪托养中心从2010年开始运营，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

广东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官网显示，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号为“粤韶新民政字第07021号”，法人代表为罗丽芳。

按照当年县民政局与自然人罗丽芳签订的《承包合同》显示，新丰县民政局作为甲方将县福利院接收的外地福利院（救助站等）送来的部分寄养人员转给乙方罗丽芳经营和管理。

按照协议，寄养地点定在公安局原看守所，场地租金及其他一切经营费用由乙方负责。

另外协议中明确，转移给罗丽芳的所有人员，新丰县民政局按现行供养费每人每月660元人民币中，“提留每人每月50元为局管理费。若供养方增加供养费，按增加额的10%提留作为局的管理费。”

六年来，练溪托养中心业务范围逐年扩大，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中标，获得当地救助站的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

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7月，练溪托养中心中标了东莞市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服务时间为两年。

多位知情者回忆，练溪托养中心最初接收的托养人员仅有几十人，2016年时增加到五六百人规模，直至2017年3月被要求整改时，托养人员共733人。

按照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意见》，对于长期滞留救助站的流乞人员，可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符合条件的公办、民办福利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实行站外托养。

另外，《意见》要求，对于站外托养机构，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要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对托养机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不适宜继续开展托养服务的托养机构，要及时终止托养协议。

据林齐透露，他们作为委托机构，前往练溪托养中心检查，“每次看他们吃的都不错，但也都是因为提前通知的。”

林齐说，根据练溪托养人员的送院记录，多数存在营养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也多次就练溪托养中心病死率高等问题，向市政府和民政局申请提高托养费，更换托养机构，但均未获批。

此外，2016年10月31日，新丰县民政局对练溪托养中心发出整改通知书，指出其存在未按期参加年检、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要求其在当年11月15日之前限期整改。

练溪托养中心背后现公务员身影

今年2月24日，新丰县民政局对练溪托养中心再次发出整改通知，提及“中心存在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从2016年10月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

罗腾及多位知情人透露，练溪托养中心自成立伊始，就一直有相关官员的关系人参与经营。

罗腾称，练溪托养中心成立时，时任新丰县民政局一主要领导安排其侄子李志成，负责托养中心财务工作。即使罗丽芳作为法人代表，也无法接触到托养中心财务工作。

托养中心的前员工陈冰说，员工每月工资都是由李志成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罗腾回忆，2016年8月，李志成退出托养中心，上述民政局领导又安排李伟理与刘秀玉接任李志成的工作。对外则是刘秀玉主管财务。

陈冰对李伟理与刘秀玉的印象深刻。他透露，李伟理与刘秀玉是夫妻，刘秀玉来托养中心之前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而李伟理也经常来到托养中心内处理工作，“就像话事人”。

李伟理的另一个身份是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他的照片贴在新丰县司法局大院公示栏里。

知情人说，练溪托养中心在2016年9月起陷入了股权之争，争夺的双方是法人代表罗丽芳与后来的中心主任刘秀玉。

根据罗腾的说法，2016年8月罗丽芳生病住院，原本负责财务的刘秀玉因此接管了练溪托养中心的管理工作。罗丽芳9月病好后，刘秀玉并不愿意交出管理权。

该中心内部资料显示，刘秀玉目前担任中心主任。陈冰指出，财务部负责人李品鑫、中心副主任刘萍都是刘秀玉带来的人，而李品鑫正是刘秀玉的儿子。

罗腾称，罗丽芳一直在以报警、向县政府各单位投诉等方式维权。

3月8日晚，因涉嫌挪用资金罪，罗丽芳被新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远在深圳的雷洪建听说了练溪托养中心被整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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