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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与丘吉尔只在1906年见过一面。但丘吉尔对圣雄的憎恨无以复加，认为他虚伪，是不折不扣的“害虫”。1930年，在著名的“食盐进军”之后，他称甘地是“半裸的骗子”。
当甘地开始进行绝食时，丘吉尔一心等着他死去。在那期间他两次迫不及待地问当地官员：“那人到底死了没有？”最终他同意释放甘地，是因为他派去的医生说，甘地已经非常衰弱，马上就会死亡，最好让他死在监狱外面。但是圣雄最后挺了过来，丘吉尔气坏了。在他获释后两个月，丘吉尔还在追问：“他怎么就没死呢？”
在丘吉尔看来，甘地是一个邪恶的托钵僧，是现代文明的破坏者，甚至在甘地被刺杀后，他都没有表示一点遗憾之情，他把甘地视为自己一生的宿敌。
那么丘吉尔为何如此仇视甘地，并急切的盼着他死呢？
差异巨大的教育背景
甘地出生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港口城市，父亲是当地土邦首相。早年在英国求学，青年甘地完全是一副接受英式高等教育的绅士做派，起初，他对英国代表的西式文明充满了认可赞叹之情。学成归国后他因商业官司前往南非从事律师职业。而南非的残酷现实让甘地意识到他的肤色和种族在白人社会中就是低人一等的。在南非期间，他一直为了争取英国政府改善印度人的状况作斗争。
丘吉尔的家族在英国威名显赫，其祖上约翰·丘吉尔是大名鼎鼎的马尔伯勒一世公爵，曾替英国赢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但到了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温斯顿早年的学校生活是一团糟，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三次才勉强通过。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曾出任印度总督，面对印度严峻的现实，“慢慢意识到，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从一个自称的改革者转型为一个走强硬路线的保守分子”。温斯顿·丘吉尔日后的态度与其父亲如出一辙：“失去印度对我们而言近乎丧命。”
在军事院校毕业后丘吉尔参加过两次战争，一次是 1897 年印度马拉坎战役（帕坦人暴乱），另一次是 1899 年的南非英布战争。两次战争淬炼了他坚韧的性格。
可以说两人巨大的教育背景差异造就了其性格的不和，以及价值观念的巨大相悖。
互相排斥的价值观念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经历为其日后在印度领导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经验。南非一次次的失败和英国政府的推搪让甘地忍无可忍，他开始思考新的力量源泉，托尔斯泰、卢梭、卡彭特等人的思想给了他启发，他的思想开始转变。
他认为“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而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通过铁路、电报、电话等方式对印度加以控制”。他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是全方位的，从科学、机械到军队，从议会到法律等各方面。
丘吉尔经历的两次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让他深刻意识到殖民地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并且加深了他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他认为“英国不但为印度引入了一个开明的政府，而且引入了法律和秩序，还提倡尊重财产、尊重劳动果实……”
丘吉尔对西方文明的自信使他对英国肩负教化使命深信不疑，这也是丘吉尔极端反感甘地的重要原因，因为甘地不接受西方标准的科学、法律和文明，也就否定了丘吉尔认定的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
完全相异的政治目标
丘吉尔极力想恢复大英帝国的荣光。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英国已处于悬崖边上，丘吉尔还能自信满满的说，我们英国人从不屈服，一定能战胜德国。甘地的国大党一直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这被丘吉尔认为是极大的伤害了英帝国的利益。
因此，丘吉尔对甘地恨之入骨，迫切盼着他甘地离世。
参考文献：
佘涛：《甘地与丘吉尔：命运的双螺旋》，《中国读书报》，2017年4月。
江仙：《圣雄的非暴力角逐》，《领导文萃》，201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