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開始階段，崇禎帝還是給文臣比較寄予期望的，從天啟七年八月至崇禎二年七八月間，崇禎帝也確實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於官僚士大夫集團的精忠、能幹，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極之初，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但是，明末社會積弊已深，僅靠短時期內的一些措施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危機的。以他最痛恨的黨爭而言，閹黨餘孽仍然活躍，並時刻準備翻案。
崇禎元年（28）十一月，會推閣臣，名單上有禮部侍郎錢謙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禮部尚書溫體仁利用崇禎帝厭惡朋黨的心理，攻擊錢謙益“結黨受賄”。果然，錢謙益被罷職；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給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被說成是“錢黨”，而遭降職，乃至遣戍。懾於崇禎帝嚴威，內閣更不敢犯顏直諫。總之，事實漸已表明，崇禎帝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是困難重重。 崇禎二年（29）十一月，崇禎帝對文臣集團的態度開始有了驚人的改變，愈來愈對他們表示失望；與此同時，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睞。從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輕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禎元年（28）至三年，接二連三發生了幾起令他惱火的事情：一是大學士劉鴻訓公然聲稱，“皇上畢竟是衝主”，且在硃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會推閣臣，溫體仁攻擊錢謙益結黨受賄，為“蓋世神奸”，而群臣則紛紛為錢謙益辯解。
三是崇禎二年（28）十二月，袁崇煥的“叛變投敵”、“謀反朝廷”更是給崇禎帝重重的一擊。這年十月間，皇太極率十萬精騎，避開袁崇煥把守的錦州、寧遠、山海關，繞道蒙古，入長城，攻遵化。袁崇煥聞訊，急馳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撫寧、永平、丘安、豐潤、玉田、薊州，並於後金兵之前趕到通州。後金軍懼敗，西犯京師。袁崇煥又不顧士馬疲勞，飛抵京師，在廣渠門外與後金兵展開了一場鏖戰，最後打退了敵兵，勝利保衛了北京。後金於是用反間計，言袁崇煥與之早有密約，將為城下之盟。崇禎帝信以為真，於是冤殺了袁崇煥。 崇禎帝當然不會意識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錢謙益，而是溫體仁一夥。也沒能想一下，後金之所以避開袁崇煥，繞過寧遠，由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為袁崇煥防守遼東是後金不可逾越的長城，殺袁崇煥無疑是自毀長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禎帝認為：“外廷皆不足恃”。他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士大夫負國家”成了崇禎帝思維的一個新的癥結與特點。 崇禎二年（29）十一月，後金兵南下，崇禎帝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監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這次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表面上是因邊患而不得已為之，實際上是他對文臣集團輕視態度的必然結果。 更大規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禎四年，這個下次細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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