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邯鄲城位於古代發源於西部丘陵地帶的牛首水（今沁河）和拘水（今渚河）二水的沖積扇平原上。目前這裡還沒有發現商文化遺存的情況說明，今邯鄲城在商代很可能還處於河流交匯地帶，沒有得到完全開發。而邯鄲西部地區（今武安一帶的洺河流域）的磁山一帶，在新石器時代中早期就成為一處人類的活動中心，1972年在此發現了距今約8000年的磁山文化遺址。仰韶文化時代的遺存，在永年洺河流域（南北洺河交匯以後流段）的石北口、趙窯一帶已經發現幾處。自1960年發現以來，經過多次文物調查並於1986—1987年先後兩次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面積達2000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蚌、角等器1033件，還清理了房基1處，窖穴96個，墓葬8座。其出土的大量“紅頂”陶器和常見的劃紋、弦紋、指甲紋、幾何線等彩陶圖案以及鼎、罐、缽、碗、盆、壺、瓶等器物組合情況，屬豫北、冀南地區常見的富有明顯地方特徵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遺存，分早、中、晚三期。《永年縣石北口遺址發掘報告》認為，石北口遺址早期與北辛文化中期及半坡類型早期相當；中期與半坡晚期同時；晚期接近廟底溝類型早期的年代。這處重要遺存的早期出土陶器，與其西南南洺河北岸的磁山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編《邯鄲考古文集》，新華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15頁）。龍山文化、商文化及西周文化遺存已在澗溝、彭家寨、龜臺寺遺址中發現。而且澗溝遺址中龍山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尤其在澗溝西北15公里處的趙窯遺址，應該引起我們注意。這裡發現了60餘處商代墓葬，說明這裡是一處商代的貴族墓葬區。趙窯遺址位於石北口遺址西3公里處的洺河西岸臺地，其南側是南、北洺河交匯處，其北側是洺河與馬項河（呈西南東北流向）的交匯處，正處在三河匯流的地帶。20世紀70年代中期，考古部門在此發掘了商代墓葬50餘座，出土的大量商代陶器、青銅器、玉器等精美器物，這些出土器物與石北口遺址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又基本相同。同時，它與其東南（約15公里）的澗溝、彭家寨、龜臺寺等商代文化遺存，應該有著某些重要關係。由此可見，邯鄲遠古時代的文化走向，是沿著邯鄲西部的河流自西向東發展的，也就是說從太行山東部的丘陵地帶逐步向東部的河谷平原發展。種種跡象表明，商末的邯鄲城有可能在今邯鄲市區西部、西北部一帶。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推測，有待於今後考古的發現來證明。
以上從文獻和考古材料兩個方面論述了早期邯鄲城興起的可能性。當然其中也確實存在一個問題有待解決，即迄今為止尚未發現西周時期有關邯鄲的文獻材料。不過，到了春秋時期，具體說就是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邯鄲城發展成為黃河北岸地區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春秋•穀梁傳》記載，在周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時，衛國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一次政變，公孫免餘在衛獻公的默許下，發兵攻殺了專權國政的大夫寧喜，寧喜的同黨、獻公的弟弟衛鱄(專)，為此而“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關於“絇”，一說是鞋頭裝飾，一說是織捕魚的網。無論哪一種解釋，都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邯鄲是—個手工業發達、而且行業內部分工較細的工商城市。《韓非子•外儲說左》也記載：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慾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
晉平公在位的時間，自周靈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至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與上引公元前546年的時間相當。這段對話突出了中牟的地位，卻反證了邯鄲的地位比中牟更重要。在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時，趙簡子將伐衛所獲的500戶就一次性安置到了邯鄲。三年後，趙簡子要邯鄲午(邯鄲大夫)“歸吾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趙簡子所據晉陽(今太原)，他在擴建晉陽新城之後想把安置在邯鄲的500戶遷往晉陽，而邯鄲趙氏沒有答應，由此便引發了趙氏內部爭奪邯鄲的持久戰爭。可見，當時的邯鄲一次就可以安置500戶人家，說明這時的邯鄲城已具相當的規模。
一個城市的地位無非是由政治、經濟、軍事三個要素構成。無論其政治或軍事地位多麼重要，必須靠經濟實力來支持。《國語•晉語九》記載有趙襄子與隨從的一段對話，其中有“邯鄲之倉庫實”一語，倉庫的富足是城市經濟實力的反映，也是工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這說明公元前6世紀中葉，亦即在春秋末年，邯鄲城市經濟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與實力，而達到這樣一個規模，在古代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情況下，至少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積累和發展。邯鄲正是經過殷商後期以來的發展，到春秋時才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工商城市，為以後戰國時期趙國遷都邯鄲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再者，邯鄲早期城市的興起與它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有著直接關係。自古以來，沿太行山東麓臺地就有一條傳統的南北大道，邯鄲恰好位於太行山東麓的南北大道與山西東出華北平原的自然孔道滏口陘的交匯點上，滏口陘是“太行八陘”之一，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這條孔道主要有三條走向：一是沿鼓山之北的洺河至臨洺關（石北口）一帶（滏口北路）；一是沿紫山之北的武安東出邯鄲（滏口中路）；一是沿鼓山南麓自固鎮、磁山東出臨水（滏口南路）。司馬遷稱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史記》卷89《貨殖列傳》）。這裡背靠太行山，南臨漳河水，地理位置重要，交通發達。優越的交通條件使其同時又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我國早期的古代城市，都是政治活動場所和軍事堡壘。邯鄲作為商紂王的“離宮別館”，就是商紂王的政治活動場所和軍事堡壘。
綜上所述，邯鄲城興起於殷商紂王時期甚至時間更早一些，不僅有文獻的明確記載，而且從考古材料也看得較為清楚，對此是毫無疑義的。
（該文系作者在2000年2月25日“邯鄲建城史專家論證會”上的主題發言稿，載《邯鄲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收錄本書時作了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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