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總第206期）2018-1-16
一、從供給側發力推進經濟結構改革的重要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在當前外部環境、發展階段、經濟形勢下提出的戰略舉措，對於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具有極強的精準性和實用性，是破解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治本之策。
一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進入經濟新常態之後，我國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問題，例如，粗放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消費需求結構快速轉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從追求規模向協同推進“質”“量”提升轉變，緊緊依靠需求管理已經難以有效解決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要想進一步培育新動能，降低經濟風險，提高經濟效率，實現經濟總量與結構的雙平衡，使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就要圍繞經濟發展的新特徵、新規律“對症下藥”，擴大有效供給，以結構性改革來實現“產能結構”的調整，提高供給質量，從而以新的舉措在新的條件下實現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相匹配。
二是促進國家有關領域重大政策落地的重要環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主線，是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戰略舉措。當前，要推動經濟領域各項改革政策落地，使改革的動力功能更好的發揮出來，關鍵就在於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推動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過程中，發揮出對國家一系列政策、戰略舉措的引導和協調作用，例如，在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創新驅動發展等戰略中，充分發揮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能，促進各項政策、戰略高度協同，暢通政策鏈，有效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進一步助力國家重大戰略、政策落地。
三是調整分配結構的重要途徑。
在市場經濟發展條件下，要素投入結構影響分配結果，個體通過參與社會生產並做出貢獻而獲得回報。新時代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調整當前要素投入結構，進一步增加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的投入比重，最終通過要素投入的結構性調整使收益的分配結構更加合理，進而優化市場的內生性分配機制，不斷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充分發展。
二、當前供給側存在結構性矛盾的原因分析
當前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反映在市場中表現為三個不匹配：市場所需的無法生產；市場所需的雖然能生產，但質量不高；市場所需的產品供給嚴重過剩。前兩個不匹配導致供不應求，第三個不匹配導致資源浪費。導致這些不匹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分工格局。供給結構的形成是受多因素影響的演進過程，國際分工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流動，逐漸推動全球市場的一體化。我國的產能是面向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形成的，引領生產的需求不僅來自於本國，更來自於全球市場。作為貿易大國，2017年我國進出口總值為27.79萬億元，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說明國際市場需求對中國的產能結構具有較大影響。但是，在全球生產分工中，我國產業競爭力還有提升空間。我國部分製造業目前還處於國際價值鏈的中低端，產品的附加值不高，一些“高端”產品長期依靠進口，進而強化了現有的產能結構，形成路徑依賴。隨著經濟不斷髮展，民眾消費需求正不斷升級，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與日俱增，進而形成新需求與國內供給能力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產生無效供給。同時，隨著全球市場增長放緩，又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共同形成了供給和需求的矛盾。
二是產業政策對要素配置的影響。產業政策對於集中資源形成完備工業體系、培育壯大重點產業、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集群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但是一些產業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要素配置，釋放了與市場需求不匹配的信號，形成了無效供給。一方面，這些政策可以支撐國家重大戰略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部分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也會放大政策效能，這又加劇了對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2015年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下降至74%左右，2016年又在73%左右浮動，部分行業低於70%，利用率相對偏低，反映出產能過剩的問題。如果進一步使用“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方式，可能會加劇產能的結構性問題。因此，我國從供給側發力，通過推動“三去一降一補”，調整供給結構，優化資源配置。2017年工業產能利用率回升到76%左右，得到了顯著改善。產業政策與經濟階段、需求特點、供給結構不匹配，就可能扭曲資源配置，出現無效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推動產業政策精準化、普惠化，逐步形成功能性產業政策體系，以提升有效供給為標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三是創新驅動能力相對不足 。進入新常態以來，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驅動能力正逐漸下降，亟需提高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時代，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正不斷提升。一方面，我國的創新能力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國是世界上第三個國內發明專利擁有量超過百萬件的國家。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聯合發佈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中，中國創新指數的排名已經上升為第22位。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對經濟的驅動能力還有提升空間。在一些領域，我國的技術還落後於發達國家，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部分領域的技術供給與迭代升級。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要使創新能力與創新驅動能力的同步提升，增強創新引領下的有效供給能力。
四是發展環境與目標的轉變。長期以來，中國處於快速推進工業化的階段，主要任務是儘快建立起種類完備的工業體系，使產能規模足以支撐經濟發展需要。同時，快速工業化的需求，又進一步強化了以煤炭等為代表的能源投入結構，也帶來了資源和環境等的一系列問題。進入經濟新常態後，發展的道路正從“平原”變成“坡道”，應對過去發展環境所形成的模式與當前新的需求產生矛盾，進而對創新要素投入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從國際經濟環境、國內資源、人力資本、市場新需求等各方面看，我國都需要進入轉型升級期。在這個階段可能會出現部分供給能力的“慣性”，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
五是消費文化和習慣的影響。目前，我國企業已經可以生產一些產品，但消費者依然更偏好國際知名品牌。這一方面反映出受文化等影響，消費者的需求和選擇存在一定的“慣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民族品牌還未能完全覆蓋國內市場需求，部分領域的產品質量還與消費者的要求有一定差距。消費文化、理念、習慣是影響供給結構的重要因素，隨著一些國內優秀企業的壯大，中國品牌正走向世界，在塑造中國名片的同時，也應適應信息時代個性化、多元化消費需求的變化趨勢。
三、進一步在經濟領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是圍繞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發揮改革效能。實體經濟是國家發展的根基，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就是要通過推動資源配置的結構性調整，引導資本、人才等資源向實體經濟進一步匯聚。要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為企業發展減負，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向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發展。以提升實體企業盈利能力為導向，推動產能的結構調整，優化實體經濟盈利結構，破解投融資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投資需求與實體經濟發展需求趨同。
二是以提升創新驅動能力為改革重點。創新是推動經濟向產業鏈和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的決定性因素，可以促進經濟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求均衡。要以增加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為目標，提升創新價值在收益分配中的比重，調動各方面人才的創新積極性，平衡好不同創新週期中的利益關係，激發創新熱情。要從供給側發力，全面提升創新驅動能力，重點聚焦高端創新和自主創新，並以“創新+”為動力，減少產品供給和不斷湧現的新需求之間的矛盾，降低創新與經濟融合過程中的門檻和成本。
三是圍繞“產需融合發展”創新制度供給。要進一步發揮好政府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作用，明晰權責範圍，確保政府在履行職責中“到位不越位”。要圍繞產需融合的過程同步創新制度供給，協調好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之間的關係，以體制機制創新釋放經濟活力、以制度供給結構調整引導要素資源科學配置，統籌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和社會政策，形成與新舊動能接續轉換需求相匹配的政策體系。
四是在結構調整中實現協同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要協調好增量、存量和減量之間的關係，確保發展質量、管理質量、產品質量只升不降，在改革中完善“質量鏈”，實現質量強國發展目標。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要處理好產業間的關係、區域間的關係、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關係、效益和風險之間的關係，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實現帕累託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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