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之爭背後的隱患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國政府制定的《全俄電氣化計劃》的能源開採規劃部分，石油只佔到10%～11%的比例，遠遠低於煤炭——這份計劃事實上就是未來俄國工業體系的遠景規劃，石油在其中所佔的比例和列寧此前的重視程度顯然不成比例，而且在以油代煤成為大趨勢的20世紀20年代，這樣的發展規劃早已嚴重脫離了時代。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不可思議的局面，究其根源，其實完全是“人”的問題。
前蘇聯的經濟政策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源，內核都是一樣，即以國家行政力量來直接主導經濟的運行。相對於西方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這種模式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所謂市場調節，說白了就是一種“撞了南牆才回頭”的模式，這其中必然會造成社會動盪和資源浪費，而在當時，蘇聯模式恰恰可以避免這個問題；在分配領域，蘇聯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基層勞動者的權益，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共運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一直對西方國家處於攻勢；而在發展規劃上，蘇聯模式更適於建立長遠規劃，因為主導經濟運行的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短期賬面收益，很多潛力巨大但短期見不到的投資，都需要依靠這種模式來推動。
蘇聯這套經濟體制的缺陷和它的優勢一樣，同樣表現得異常明顯：在這套體制中，由官僚組成的行政力量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就如基督教的上帝一樣——可以主宰一切。而對於“上帝”的錯誤，蘇式體制的容錯率是非常低的。也可以這麼說，蘇聯經濟體制最大的問題不在體制本身，而在於“人”。人有信仰，有道德，但同樣有利益、有私慾……
蘇共是一支非常純粹的工人政黨，而在俄國的工人構成中，權重排第一位的是鋼鐵工人，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煤炭工人——以蒸汽機為標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核心就是煤和鐵，自然這兩個領域的從業者數量是最多的。
當“權利”和“權力”糾纏在一起後，很多事情就不再是應該不應該那麼簡單了。蘇共高層在當時必須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發展石油產業必然會壓縮煤炭產業，這會影響到煤炭行業從業者的利益——1923年蘇維埃政權最動盪的時候，各行各業中罷工次數最多的就是煤炭工人，當年一年罷工達155次，共計77189人次參加。有句話叫“愛哭的孩子有奶吃”，這句話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是適用的。
此外，很多蘇共官員也都是來自革命時期的煤炭工人領袖——既然煤炭工人數量第二，按比例算出身於此的官員數量自然也不會少，領袖都出身於煤炭行業，其地位也就排在了石油前面；當時如果煤炭行業的權重下降，就意味著會有一批領導幹部及其身邊親信的實際權力可能因此削弱。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高層最終選擇了把出身於煤炭行業的斯達漢諾夫樹立為當時工業建設的偶像；而同樣的道理，中國在工業大發展時期，樹立的典範則是石油鐵人王進喜。
與煤炭行業相比，當時蘇聯的石油產業工人數量要少得多，除規模不對等的問題外，石油開採原本也不需要那麼多人。在蘇聯石油開採的成本通常只有煤炭的1/4，而且他們工作的油田都分佈在遠離莫斯科的高加索地區，因此對蘇共高層的影響力顯然要小得多。在這種局面下，即便是列寧和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出妥協——通常人們對於政治會有一個錯覺，那就是認為政治強人是無所不能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只是能掌握更多的主導權，但絕非全部。
在這種重煤輕油的政治利益格局下，蘇聯政府曾做出了一些在外人看來非常不可思議的決策：1930年蘇聯計劃經濟委員會曾經做出一個決策，要大力發展煤化油產業，最終的目標是50%的液態燃料從煤炭中獲得——煤化油技術來自19世紀初的德國，由於德國本土沒有石油分佈，所以以此來作為替代手段。對於蘊藏有大量石油的蘇聯而言，這顯然是多此一舉。更荒唐的是，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德國本土生產煤化油的成本是從墨西哥購買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戰時物資極端匱乏的環境下，否則這個技術很難在生產領域大規模推廣。
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成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加快了工業化進程，新的發展規劃被制定了出來。和列寧一樣，斯大林對未來的能源格局有著清醒的認識。1927年蘇共十五會議期間，雖然這次會議的核心內容是要進行農業集體化，但斯大林在會議中還是特別強調：“誰在石油工業中擁有優勢，誰就在未來的戰爭中佔據主動。”但是，以油代煤依舊進展緩慢——即便是斯大林，也無法杜絕蘇共幹部的官僚主義。
閱讀更多 煮酒利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