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一本奇書。是一部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稱得上是流傳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歷史小說。
其實，自公元184年漢靈帝黃巾之亂起，到公元280年東吳孫皓降晉的九十六年間的這段歷史時期，在整個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這段不足百年的三國鼎立的局面，那刀光劍影，權謀紛爭，忠賢奸愚，風雲變幻的史實，如此家喻戶曉，以至比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人們都更能津津樂道一些。
中國歷史，從三皇五帝到中華民國的孫中山、蔣介石，算起來該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吳為中國老百姓所熟知。要說打仗，比三國的仗打得大者，不可勝數。要說殺人，歷朝歷代，由古至今，何止億萬？三國死的人，頂多是個零頭。要說稱王稱霸，大忠大邪，文韜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中找不出來呢？唯獨三國，經羅貫中演義之後，三國的歷史，便成了普及度最廣、知名度最高的一段歷史。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這部《三國演義》，近五百年來廣為傳播、深入人心的結果。
這不能不說是《三國演義》的功績。當然，也是文學的功績。
政治家讀它的權謀，軍事家讀它的韜略，士農工商被它的傳奇故事所吸引，道學家則抓住了它的仁義道德，大做文章，底層社會視桃園結義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絕。大人物以史作鑑，把《三國演義》儼然當成一本教科書；老百姓飯後茶餘，《三國演義》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談資。於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千秋賞鑑，品評不已。所以此書問世數百年來，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讀把玩，愛不釋手。如今，甚至漂洋過海，成為世界性的《三國演義》，這充分說明它長青永存的藝術魅力。
在這部書裡，弱者從中看到了勇氣，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強者則於英雄豪傑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長短。謀事者從中懂得如何尋找晉身之階，得意者也自然會在這本書裡吸取覆轍之鑑。統治者曾經用它來愚弄人民，人民又用書中的帝王將相的成敗，來褒貶統治者。正義之人，震撼其中之正義，如同邪惡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惡一樣，各取所需。心懷叵測者從中能找到知音，坦蕩君子當然也不難尋到同道。欲殺人者，比之書裡血流成河的規模，也許不必於心不安。在劫難逃者，能不為同命同運而一哭乎？興滅繼絕，護道統之不墜，更迭替代，創一己之新圖，都能在這本書裡找到振振有詞的依據。“分久必合”，矛盾的統一；“合久必分”，又何嘗不是辯證法呢？浩浩哉，蕩蕩哉，讀《三國演義》，如入名山，誰也不會空手而返的。
兩千年來，天變，地變，國變，人變，滄海桑田，無不變的事物，然而構成社會相生相剋，此消彼長，強弱轉換，進步退化的關係總則，好像並未變，至少未大變，或形式變，而實質未變，或語言變口號變，而內容未變。從這個角度來讀《三國演義》的話，這本書真可稱得上是中國人的一部不同凡響的啟示錄。
所以，做一箇中國人，讀一讀《三國演義》，絕對是大有裨益的事情。
文學的生命力
中國有記史的傳統，中國人有講史的習慣。因此，從宋代的陸游那首《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裡提到:“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便知道，從那個時期起，“說三分”這些專講三國故事的說書人就出現了。
於是，明代就有了《三國演義》這部歷史小說，而且其普及之廣，以至於在民間諺語中，都涉及這部偉大的作品。
有一句諺語說:“老不看三國。”生怕人學得更加老奸巨猾。因為再沒有一本書，像《三國演義》中爐火純青的權術如此透露人性之惡。還有一條諺語說:“看三國，替古人掉淚。”似乎又怕人過多關心遙遠的事，為人類僅有的善良，未免太感情用事。
在中國，還沒有任何一部書，像《三國演義》這樣和每個人的社會生活如此緊密聯繫的。我們知道，歷史小說終究是小說，而不是歷史。然而，它對於三國時期的若干歷史事件的評價，若干歷史人物的判斷，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張白臉，應該說是《三國演義》給他塗上的，關羽成為尊神，香火供奉，更是《三國演義》推崇的結果。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功能，表現之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中，莫過於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學家訝異它浸潤正史的力量，以至於撲朔迷離，莫辨真偽。文學家則不能不佩服這部歷史小說的既是歷史，又是小說的彌合無縫的統一，在歷史小說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自古至今，類似的演義浩若煙海，當代人寫歷史小說者，則更是犖犖大端。但比之《三國演義》，或是通俗敷演，拘謹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虛構，荒唐無足憑信；或是陳詞濫調，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讀。有的把帝王后妃寫成比當代人還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義領袖寫成深諳當代游擊戰術的將領，有的把醜惡美化成為進步，把反動歌頌成為美行，有的把暴君寫成明主，軍閥寫成救星，封建道德寫成萬世不變的綱常倫理，那老百姓自然也就寫成了群氓。更有一些歷史小說作家，或是跑馬圈地，佔山為王，把某段歷史視作私家禁臠，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為名，變相賣春，糟蹋古人，貽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貪多求全，力不從心，難以為繼；至於那些充斥地攤的粗製濫造的偽劣歷史小說，則是屬於打假範圍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本歷史小說，能比得上《三國演義》這樣深入人心。現在如此，若干年以後，仍將如此，因為它是部真正的藝術品。
它不是白話小說，也不是文言小說。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話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話的特點，它比文言淺顯，可又並不艱深費解。上自滿腹經綸之士，下至引車賣漿者流，居然雅俗共賞；從舞臺至銀幕，從地方戲到電視劇，搬演出來，也能老少咸宜。無論點頭稱是也罷，搖頭非議也罷，這本書以其自身的政治、藝術價值而傳世永存。
它曾被人譽為“第一才子書”，高於《莊》、《騷》、《史記》，認為“扶綱植常”、“裨益風教”而頂禮膜拜。也被人視作“野史蕪穢之談”，責之以“太實而近腐”、“七實三虛惑亂觀者”，以及“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者，也大有人在。雖確有諸多不足之處，然而無論如何，這部千百年來由說話人、藝人和文人集體創作出來的智慧結晶。不但有觀賞價值，有娛樂價值，有消遣價值，而且有文學價值，思想價值。除此以外，還有啟示意義的實用價值。《三國演義》的生命力，也許就在這裡。
權謀三國
拜把子，是國貨。很少見外國人有什麼結義兄弟的，除非勾肩搭背的同性戀，兩個男人有點像契兄契弟那樣親熱。正經的西方男人很忌諱同性之間過分親暱，友情可以很深厚，但無結拜這一說。即或是基佬，他們也寧願是夫妻，而不想成為兄弟的。
在中國，在舊社會，拜把子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上自黨國大老，下至市井百姓，挺熱衷這種用契約形式肯定下來的，無血緣但能達到有血緣關係的兄弟情誼。據說，蔣介石當年在上海發跡，就和一位青紅幫的頭子杜月笙拜過把子。後來，他還和少帥張學良，也換過帖的。
這都是屬於政治行為了，磕頭歸磕頭，翻臉歸翻臉。西安事變，少帥留了老蔣一條命，還算義氣當先，但老蔣把這位義弟，差不多等於關了一輩子，至死也不說一個放字，真夠不義氣的了。用得著時義氣，用不著時就不義氣，所以，拜把子也是結義的由來。
契結金蘭，歃血為盟，叩首發誓，生死兄弟，是屬於中國文化，特別是漢文化的一種獨有的人際交往形式。中國人喜歡採用感情的方法，鞏固和對方的關係。春秋戰國時，國與國間講究“質子”，國君把自己的兒子送到鄰國以示信，無非為了聯絡以保安全，也許後來覺得這種以人質表示感情的做法，有點殘酷，逐漸淘汰了。漢代就改了，用“和親”這種辦法，把我的女兒嫁給你，你成了我的女婿，你還能反我嗎？其實，嫁到番邦的公主，等於人質一樣。那些單于們高興承認你是老丈人，不高興殺了你的女兒犯邊騷事，也時有發生。於是，“結義”的手段便廣泛採用了。
劉邦和項羽在舉事後，就“約為兄弟”過，共同反秦的。秦亡未已，這兩個人就打得不亦樂乎。公元前二○三年，成皋、廣武之戰，項羽急了，把劉邦的老爹抓來，放在火上烤，用以脅迫劉邦就範。劉邦則更無賴，捎過話來:你我是拜把子弟兄，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一定要殺爹的話，別忘了給我留一塊肉下酒。因此，拜把子，多半是政治上的結合，感情是次而次之的事。
政治上的需要，一旦不存在，這種結合也就瓦解。
《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中的“結義”二字，一直被認為是“千古佳話”，成為後世幾千年來，所有拜把子弟兄的榜樣。連燒香磕頭，三牲儀式，結盟誓詞，年齡序齒，都沿襲劉、關、張模式不變。
如果說《三國演義》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數得著的一本權謀教科書的話，那麼，這種“結義”手段，就是此書的第一個權謀。“千古佳話”，不過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外包裝罷了。古往今來，所有的卑鄙的和不那麼卑鄙的以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都會披上一件漂亮外衣的。
拜把子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尤其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中間，廣為流行。這種以感情色彩掩蓋其政治目的或陰謀意圖的結盟方式，因為儒家提倡“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的緣故，所以多不為具有一定文化教養的社會階層認同。同樣，以金錢為價值觀的，什麼都可以拿錢買到的資產階級，通常也不採取拜把子的手段。
在《三國演義》中，袁紹四世三公，眾望所歸。曹操官宦世裔，身家顯赫。孫策江東貴胄，勢傾一方。這些人是用不著和誰結義，來互相幫襯的。相反，劉備織蓆販屨，張飛屠豬沽酒，關羽殺人亡命，相比起來，按現今的階級分析，當然屬於好出身了，但在當時卻是低微卑下，無足輕重之輩。因此，他們要想在群雄蜂起的局面中沖決而出，一無權勢，二無錢財，三無人望，也就只有用這種結義手段聚合起來，才能形成一點聲勢。
作為單個的人來講，處在社會生活的較低層面，人微言輕，出頭無望。只有同聲共氣，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地抱成一團，才能立足，才能掙扎，也才能奮鬥。
劉、關、張結義的實質，不就是這麼一回事麼？
所以盟誓中必不可少的一句，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這死，也就是死黨的死。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結義，所企求於對方者，也就是這一個死字。若僅是維繫感情和友誼的話，沒有必要起這麼嚴重的誓，一下子就把死字放在前面的。
這就是拜把子背後的真情。那些把兄把弟之間，以及類似的死黨之間的不分彼此，情逾手足，傾家相與，信誓旦旦的交往，真的是那麼一回事嗎？
一位偉人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記住這句話，也就一目瞭然了。
愚昧與迷信
有一次，我和一位臺灣作家談天。她說，那邊的影視界拍片前，要香燭紙馬，拜天拜地的，否則，片子拍不好事小，賣不出好價錢事大，要出意外事故，死傷個把人，那就更倒黴。所以，從導演到演員，到劇組的無名之輩，都虔誠地在神的面前，磕頭如搗蒜，祈求保佑。那是好多年前聽說的，覺得電影藝術是工業社會的產物，現代文明的科技結晶，與迷信是搭不上界的，聽到這些，頗覺好笑。我一直後悔忘了問，他們供奉的神靈是誰？絕不會是卓別林或者阮玲玉吧？
最近聽說，我國的影視界，迷信之風也在熾盛起來。有的名演員，買好了機票不上機場，原因是卜了卦，那天不宜出行，便龜縮在家了。國人在向外界學習什麼的時候，好東西常常學不到家，壞東西則無師自通，而且青出於藍。
據說一些大演員、大導演，平素裡很被人尊敬的，講起革命語言，也是一套一套，拍的片子還是主旋律什麼的，也要在香案前跪拜。於是，我想，每個人都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做什麼和說什麼，說什麼和想什麼，常常不是三點成一線那樣筆直的。聖人如孔夫子，一會兒，“子不語怪、力、亂、神”，挺唯物論的，一會兒“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好像中國人腦子裡很難擺脫唯心論的影響，那是很根深蒂固的。
我是實用主義者，反問他:“靈嗎？”
他想了想:“你信，就靈；你不信，大概就不靈！”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說的信神，神就在那裡了。
也許人要是硬相信什麼的話，沒準真能精神變物質的。他認為靈，也未細究是藥的療效，還是功的成果，看那意思，練對了。這也難怪，甚至連孔老先生，都無法排除神仙鬼怪的迷惑，一般的草芥之民，那就更是唯心主義氾濫的市場了。
所以，翻開中國歷史，皇帝自稱天子，是代表天，也就是神來進行統治的。農民革命領袖，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也以神的名義，來反抗統治的。漢末的黃巾起義，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較早的，也是較大規模的一次農民革命。《三國演義》就是從黃巾舉事寫起的，首領張角三兄弟，一開始就以符水治病，神怪起家，然後聚黨成事，揭竿而起。造反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一方面說明當時漢王朝，宦官擅政，屠夫當道，腐敗透頂到極點；另一方面也說明老百姓的迷信程度。張角這個不第秀才，打出來“吾乃南華老仙也”這樣一位神，居然能號召數十萬人，頭裹黃巾而起，看來他是深懂中國人的迷信心理的。
《水滸傳》裡的宋江，被眾兄弟推為梁山水泊的領袖以後，他深知一個押司，是個小角色，不足以和什麼八十萬禁軍教頭抗衡。所以，他一是想方設法，把知名人士玉麒麟盧俊義弄到山上來，當他的副手，提高聲望。二便是宣佈他擁有一本九天玄女娘娘賜給他的，而別人看不懂的蝌蚪文的天書。也是依靠神的力量，來增強自己的領袖權威。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索性搬來了一位外國神，他，還有東王楊秀清，裝神弄鬼，成了天父的代言人，接受眾人的膜拜，發號施令。
幾乎所有成事或不成事的農民起義領袖，都無師自通地懂得造神。因為吃準了中國曆朝歷代的老百姓，無不普遍的文化低下，而文化低下，正是孳生迷信的精神和物質的基礎。連聖人孔夫子都擺脫不了唯心論，何況那些黎民百姓，總是需要一個神的。而且，也吃準了中國人的有迷信而無信仰的泛神論觀點，容易迷信上當，絕無堅定信仰，能夠接受任何一個崇奉膜拜的對象。所以，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還是外邦的，總得請來一位填補老百姓的靈魂真空，此術屢試不爽，無不奏效。
佔據大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後來失敗了，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條，他們所請來的神，是高鼻子藍眼睛的耶和華，怕也是敗因之一吧？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老百姓從骨子裡有點排外情緒。雖然他把這個神中國化了，但連西方傳教士都不認可的，這個不倫不類的上帝耶和華，自然不如土神仙了。其實還不如更聰明的人索性自封神仙，更容易被接受呢！
所以，造神運動在中國鮮能絕跡，大概一是中國的統治者需要這種騙術，二是中國的被統治者又極容易受愚弄的緣故吧？中國不知有多少次農民起義，無有不造神者。造外國神，造中國神，乃至於造自己為神，不論誰上臺，都得念這本經。
好像這也是一個規律:愈貧困，愈愚昧，愈容易造神；而愈容易造神，也必然愈加愚昧，愈加貧困。
五千年來，中國人的災難根子，恐怕就在這裡了。
邪教與造神
三國成了熱門話題，眾說紛紜。在中國，只有這一斷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習慣上不以魏蜀吳建國時為準，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黃巾起義，看成是三國的開始，從此，約定俗成，相沿至今。
漢王朝到了靈帝，已腐朽衰敗，民不聊生，張角、張梁、張寶兄弟，率領頭裹黃巾的四五十萬農民起來造反，也是社會矛盾到了無法解決的極限，只有訴諸武力了。從此天下大亂，分封割據，殺伐征戰，群雄並立。在這種風雲變幻的舞臺上，被推到歷史腳燈前的人物，如後來形成紛爭局面的三雄，劉備至少具有“仁義”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操有當時最強的政治、軍事實力，和他的足智多謀；孫權則具有豪族的霸勢，和三代經營的江東根據地。而這個張角，不過是個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寫不好，否則也不會名落孫山。當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勢以後，無論他看自己，或是別人看他，當然不具備一呼百諾的吸引力。
不過，休要小看這個黃巾領袖，他不可能研究過心理學，但他挺能把握中國民眾，特別是農民的心理狀態，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華老仙也”這樣一位神來撐腰，還編了一個動聽的神話來宣傳，還提了一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來蠱惑。於是黃河流域的八個州郡，那些走投無路的農民，都跟著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後，不知有多少次農民起義，其領袖者，不管有文化的，無文化的，都無師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
凡農民起義，十之八九要憑藉“妖法”，鼓吹迷信的，從黃巾到太平天國、義和團，從未終止過。刀槍不入，裝神弄鬼，經咒符水，奇功異術，這些騙人騙己的把戲，直到今天也未斷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時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勝利果實時，還得求老天爺幫忙。因為晁蓋遺言，誰打下祝家莊，誰抓住殺他的兇手，誰就是梁山泊的領袖。而玉麒麟盧俊義的人望和社會地位，和他捉拿兇手的功績，理所當然地要當第一把手。於是，宋江不甘心大權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這一套把戲，假裝從地底下挖出一塊石碣。喝，一百零八將，全在上面刻著大名呢！老天爺已給他們排好座次了。這樣，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吳用、李逵，大吵大鬧一番，哥哥不當山寨之主，怎麼能行？宋江坐上頭把交椅，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國神，來裝門面。天父天兄之後，就是他，讓他的信徒頂禮膜拜。據說，當時洋教會都不敢認同這個中國化了的耶和華。他把中國的巫術和耶穌教結合成個不中不西的教，還假裝天父附身，口傳聖訓。而反對他的人，也用裝瘋賣傻這一招對付他。這些金田起義的農民領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後，居然大庭廣眾之中，跳大神似的開很認真的玩笑，實在是夠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後來，實在無神可造，乾脆造自己:偉大呀！英明呀！神聖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論誰上臺，都得念這本經。這說明歷代統治者為什麼寧肯老百姓永遠地愚昧，而對知識和知識分子嚴加防範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無法施展；不迷信，哪還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義領袖，造反頭目，從陳勝、吳廣起，無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輩，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鋌而走險者。反正死罪一條，就豁出一身剮，要把皇帝拉下馬了。最後雖然成為燎原之勢，但終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應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領袖群倫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統前，由於反抗朝廷，反抗正統，那種免不了的心理弱勢所形成的心理障礙，免不了像一隻剛脫殼的螃蟹，不那麼膽氣十足。唯一能給自己這種軟弱壯一壯膽的，就是神了。張角不找“南華老仙”，憑他那不第秀才，誰會信他是個“大賢良師”呢？
於是，造神，以神的名義進行統治，然後自己也成了神。
翻一翻中國歷史，便常常是這樣一個個人迷信惡性循環的過程了。
平民三國
聽書，是一種中國式的讀書方式。
起初，這是為老百姓準備的。因為，一、他們文化不高；二、在印刷術未普及前，書籍很貴。所以，就由一個識字的人，念給大家聽，像後來的讀報一樣。慢慢地，說書成為一門藝術，有文化、有學問的人，也願意用耳朵享受聽書之樂了。
《三國演義》這部書能夠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而且有著經久不衰的魅力，主要的原因，就是貫穿全書的平民精神。因為說書人要使聽眾耐心坐下來，不抽籤，不退場，不起鬨，不叫倒好，就必須瞭解聽眾“喜聞樂見”些什麼。所以從演義一開始的絕對市井氣息的桃園結義，到猛張飛用樹條痛打小官僚，到那小哥兒倆皇帝落荒而走的狼狽萬狀，確實是滿足了老百姓的欣賞慾望，他們是以老百姓的心理來描寫這段歷史的。因此，《三國演義》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歷代創作人員，特別是歷代說話人的平民意識。
雖然這是一部寫帝王將相的書，老百姓在這部書裡，基本上是被凌辱、被驅趕、被屠殺、被當作像俎上肉一樣地摧殘的一群。但是，“唯闢作威，唯闢作福”的當朝天子，也有“相抱痛哭，吞聲於草莽之中”的時候，那位督郵大人，也有裸著肥碩的屁股，讓人鞭打的時候，這正是蟻民們極願看到的稱心場面。因為相抱而哭和撅起屁股捱打，本是群眾的家常便飯，現在也輪著皇帝老子和父母官嘗一嚐了。
《三國演義》的作者，能如此適應讀者的消費心理，倒是值得後來人好好學習的。所以，開宗明義，張翼德怒鞭督郵，便成了《三國演義》的第一齣好戲。當臺下的老百姓，看到那吆五喝六、不可一世的小官僚，被睜圓環眼的張飛抽得魂靈出竅時，無不會讚一聲:“打得好！”而感到痛快的。讀書至此，也有浮一大白的暢快。
為什麼千百年來的老百姓，津津樂道這次怒鞭督郵呢？看戲看到這裡，都會為張飛鼓掌叫好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張飛揍的這個小官僚，也是老百姓最想揍的；是張飛替老百姓出了這口氣。但實際上，元兇首惡絕不是他這個小小督郵，而是官做得比他大的當朝一品，是十常侍，當然更是那位昏君。
但中國老百姓，常常不怎麼恨皇帝，因為皇帝離得太遠，俗謂“天高皇帝遠”是也。在戲曲裡，在民間故事裡，皇帝老子，甚至天上的玉皇大帝，總是被描寫成一個可以愚弄、欺騙的傻子，一個坐在龍椅上的智商較低的角色。而最切齒痛恨的，倒是直接坐在老百姓脖梗上拉屎的官吏。俗話“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督郵，今天來看，也不過一個科級或是處級幹部罷了。然而他卻打著皇帝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來到安喜縣為所欲為。正是這些貪贓枉法、草菅人命、殘酷暴虐、巧取豪奪、吮吸民脂民膏的官吏，是直接迫害老百姓的統治機器，也是老百姓最為深惡痛絕的。張飛動手揍，老百姓最解恨了。
《三國演義》是從民間口頭文學，所謂“說三分”開始這個偉大的群體創作的，反映中國老百姓最基本的心願，愛其所愛，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惡其所惡，是此書的一大特色，也是這部小說生命力的所在。所以，這個督郵，就成了老百姓的出氣孔了。
歷史小說之難，在於這種真與似真的天衣無縫。《三國演義》中很多重要人物，由於既是歷史，必受歷史的約束；又是文學，無法不作文學的鋪陳。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存有這兩者扭結組合中的相互悖謬，不夠統一的遺憾。所以，無論劉備、關羽，或是曹操，都有那種性格上矛盾背離得令人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獨有張飛，自始至終是完整的。因此，他的這種天然自成的可愛之處，最能被讀者欣快地接受。
而對於後世寫作的人來講，若能像《三國演義》這樣考慮到群眾的“喜聞樂見”，而不天馬行空，自得其樂，確確實實眼睛向下，寫一些抒發老百姓心聲的作品不也是一種啟發嗎？
永遠的三國
現在，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文學頗有點不景氣了。一位個體書商向我訴苦，他搞的幾本書砸了。
於是，他感慨，不知道讀者現在的胃口，到底想吃什麼？武俠的書潮過去了，港臺的書潮過去了，隱私內幕、社會熱點、侃爺文學、情愛性戀的書潮過去了。他做過掛曆生意，原來那些美女，只要穿得越少，就越好賣。現在，哪怕一絲不掛，哪怕買一送一、送二，也很滯銷了。據此，他判斷，不會很久，再把鏡頭瞄準褲襠的書潮大概也要過去了。
無論什麼東西，多了，就倒胃口，這大概也是個規律。
其實，在文學生活中，要把這種不景氣看作是正常，而把過去那種太景氣看作是不正常，才是正常心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學確實空前繁榮過的，但那是十年文革浩劫，造成一片文化沙漠，人們如飢似渴地反彈。如今國泰民安，海晏河清，大家一心投入市場經濟以後，文學不是歌星，不是影星，回到它比較寂寞的位置上，似屬理所當然。雖然，有“識”之士採取了種種強刺激，諸如文稿拍賣，競相兜售，漫天要價，就地還錢；諸如加上方框□□□□□，和下刪若干字之類，刺激讀者的性衝動，希望從處於困境的文學中再榨出一點油水。其實，這都是飲鴆止渴，反而更使文學掉價。
文學總是要生存下去，大概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活著，文學就會找到自己的讀者，只不過是數量多寡的問題。因此，除了那些關在象牙之塔裡自我欣賞的作家外，怎樣使作品不是靠性器官，也不是靠吹牛皮，而是靠讀者真正的喜聞樂見，促進文學的發展，便是作家努力以赴的事了。
我想，研究讀者的消費心理，也許是作家和出版家的重要課題。除非他寫東西不想給別人看，否則的話，作家寫了書沒人看，書店出了書沒人買，恐怕是很糟糕的。
我問他:“那你總得做點生意，弄點書賣呀！”
“還不是《紅樓夢》、《三國演義》這些，售得慢些，但總能賣得出去！”
我不禁感嘆，幸虧我們有老祖宗留下兵馬俑，留下金縷玉衣，留下馬王堆，也給我們留下了飯轍，還得靠曹雪芹、羅貫中、施耐庵賞飯。
這些名著，我們的上代人讀過，我們長大了又接著讀，而我們的下代人，上學識字以後，還要讀下去的。他們的文學生命力，是永恆的。所以，這些書是讀者的常青樹，也是出版社的搖錢樹。我就聽說過，有些出版社實在揭不開鍋的時候，就把這些古典文學翻出來重新加印，以解燃眉之急。
雖然有人統計，書價已經漲得不像話了，在物價指數中，是漲幅最高的。但仍有讀者，都是些普通的百姓，捨得十幾元、數十元，去買一部《紅樓夢》，或者《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說明這些書，具有永恆的魅力。他們買了書，也不是去作學術研究，所以能夠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主要是看熱鬧。前面提到的似水書潮，一浪一浪地流過，不是不熱鬧，但那種熱鬧，過了也就過了，升溫快，降溫也快。而這些名著的熱鬧，不論讀書的人，何時何地何種心情，翻開書來，總是看不厭，而且每次讀，都能找到新感覺。
這實在值得寫作的人深思的。
對大多數看熱鬧的讀者來說，並不怎麼關心作品的藝術性、思想性，只是被貫穿在書中的故事、情節、人物、語言所吸引，才看下去的。《三國演義》是一部寫帝王將相的書，《紅樓夢》是一部寫世家貴族的書，書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讀者所生活的現實世界，相距甚遠。但為什麼能夠讓人手不釋卷呢？
應該說，讀書是個奇怪的投入過程，在捧著《三國演義》、《紅樓夢》的時候，讀者就彷彿成了漢朝和清朝的臣民；一旦放下了書，他就退出角色，回到現實中來，但怪就怪在書中人物的影像，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會使讀者從他個人的生活閱歷，所經所見去尋求對應，不斷印證的。於是有憤怒，有激動，有感慨，有快活，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所在了。至此，無所謂歷史，也無所謂現實，所有那些顯赫威風的、冠冕堂皇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令人誠惶誠恐的人物，平素裡，老百姓都得仰起頭來看，現在完全在讀者的審視之下，變成了與老百姓相同的血肉之軀。而且他們的五臟六腑，還不見得比老百姓高明到哪裡去。這就是讀書的滿足，或者叫作美學享受了。
所以像《三國演義》，像《紅樓夢》，能夠達到雅俗共賞、老少咸宜、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藝術高度，很大程度上是從老百姓的審視角度，是以老百姓的平民心理，反映老百姓的善惡仇愛觀點，按老百姓的意願來寫那些帝王將相世家貴族的。
一個作家，按老百姓的慾望，寫老百姓願意讀的作品，這就是古典文學給我們的啟示了。看起來，曹雪芹也好，羅貫中也好，要比後人更懂得適應讀者的消費心理。所以，他們的書，只有潮漲潮落，永遠也不會過去的。
這才是真正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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