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天祥 散文網 今天
這裡是我的小學母校
閒來去西市場逛，無意間聽見前面兩個人搶著話頭，指指點點地說話：這裡原來就是團結隊的地，年年種菜，長得最旺，灌的是水利渠河灣裡來的水...東頭是二小，二小對面是城關鎮，最早叫城關公社，後來改成城關鄉...幾步趕到前面，一個也不認識，年齡似乎比我還大一些，不過也說不準，這些年總是將自己錯誤地估算得太年輕，不是一次兩次了。
他們說的是對的，西市場那時的確是一大片農田，一直搭到南山根下的，只是這裡最早並不是菜地，大約是一年小麥隔年土豆的，吃不飽肚子的時候，蔬菜是可以忽略的，只是在土豆苗的間隙、主要是田梗上捎上一些白蘿蔔，太過誘人，往往不等到土豆成熟就沒了蹤跡。東頭便是二小的西院牆，其實就是一堵土牆，好幾個地方還有豁口，著急或是趕時間了那裡就是我們進校的捷徑。後來菜地的一部分變成了西市場，再後來院牆砌成紅磚的了，也高大了許多。兒子、女兒上學的時候，牆還在，二小早已面目全非了，早前倉庫一般的幾排做教室的老房子沒了，變成了平整闊大的操場，乾淨得一塵不染，又在臨街處建起了漂亮的四層樓房，下課的時候隔著玻璃窗各個樓層的走廊裡處處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的，後來西市場這邊延牆的方向建起了門面房，屁股對著學校，代替了原來的院牆。不久二小好像生氣了似地搬離了這裡，去了城西一處原來鮮有人去的半坡地，不過聽說那裡放學的時候比原來二小的門口更加擁擠不堪了。原來操場的地方成了一處居住小區，倒是安安靜靜，教學樓的地方一二層是門面房插得密不透風、炙手可熱，生意主要給買衣服的、買藥的、買手機的行當把持，還有做眼鏡的。
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大抵如此，黃金地段國有的地方統統變成了私人的，雙方都有錢花，皆大歡喜。
1975年秋，七歲那年上學、因為生日是3月的，上學到了9月，所以我那時應該是七歲半了。
早晨開始向學校走的時候就下雨，一口氣也不喘，只到中午放學時才停的。找一隻補丁少點的麻袋，把一個底角向裡頂與另一個底角重合，就做成了一個斗篷，扣在頭上，完全地包裹了整個身體，幾乎都要拖到地上，任它外面多大的雨點，多猛的風，我在裡面也是安安穩穩、暖暖和和的，當然經過了風雨後晾乾它都得些時間，特別是雨停了帶它回家的時候，又冷又沉的。下雨天是不用穿鞋子的，泥地上很滑潤，就算是大路的沙石地上，走一走也就習慣了。
二哥那時候已經上初中了，因為有母親的交待，他一直把我送到了地方，塞進教室要走了又不放心，進來幫我摘掉麻袋，找個凳子把我摁下，才走了。
教室裡彷彿有無數只黃蜂在飛，“嗡嗡嗡”響個不停，相熟的夥伴們很快就追逐打鬧開來，碰到桌椅“吱吱噶噶”地叫，後來老師進來了才一下子肅靜了，靜到每一次翻書帶起的風聲都能聽到。
整一個早上，就學了五個大字“毛主席萬歲！”——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腦底。
周老師那時已經顯得蒼老了，又不苟言笑，似乎永遠一個表情，上課了緩緩地走來，下課了緩緩地離開。她穿的衣服是“料子”（包括咔嘰、滌卡、的確涼等化工織物，當時很稀缺。）的，平整又合體，上衣深灰色、有一點小翻領，算是很別緻了，只是袖肘處因為磨刷過多已明顯褪色發白，衣服上的紐扣是半透明的，不經意間轉動一下角度也會閃過一道光。個頭不高，鬢間頭髮已有花白，側身的時候明顯能看見佝僂，一幅黑框的眼鏡似乎並不願意待在鼻樑上，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上推搡它，鏡片大約很厚，像陰沉的雲，怎麼也看不透。周老師手執的教鞭發著鮮亮的白光，應該是從樹上折下不久的樹枝做成的，她先是側目用教鞭指穩要領讀的字，而後轉身對著大家，發聲的同時迅捷地敲打一下黑板，節奏明快而清晰，聲音不大卻很堅定。先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讀，接著分開“毛主席”和“萬歲”，最後連起來讀。同學們一個個被要求手背在身後，眼睛盯著黑板，鼓著腮幫子，活脫池塘邊一隻只“呱呱”欲跳的青蛙。房簷上的雨水一串串“劈劈啪啪”不斷地砸落在地面上，那聲響乘著大家唱歌一般的朗讀間歇，也擠進教室尋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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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寫的時候出了問題，“毛”字的一撇怎麼也寫不上去。初次捉筆的人，左手拿和右手拿、雙手拿和單手拿都是差不多的，總是無限地彆扭，也不知怎麼了，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的筆畫還能控制個大概，唯獨從右往左走，筆頭怎麼也不聽話，勁少了它滑走了，勁多了它能戳透幾層紙，但還是不按正確的軌跡走！沒辦法，只能去求二哥了，二哥要求我的新筆刀換他的舊筆刀，我只能答應。二哥幫我補上了好幾行“毛”字上空缺的一撇。
不料並沒有瞞過周老師的眼睛。她把我叫到了家裡，嚴肅地問我緣由。站在她面前我忐忑得發抖，馬上和盤托出了所有。她的眼神變得舒展，沒有責怪我，還扶著我的雙肩讓我坐下，她讓我捉了鉛筆，用她的手抓起我的手，於是我倆共同寫了一行“撇”，又完整地寫了一行“毛”字，說來也怪，慢慢地，我真的就能從右往左運筆了。
我還是很厲害的，第二學期“六一”前就加入了紅衛兵也就是現在的少先隊，當選了小隊長，後來“官”至兩條槓的中隊長；還當選了三好學生，第一次三好學生的獎勵是一本小人書，說的小孩子幫助大人打壞人的事，名字現在是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價格也不記得了，不過似乎是接近一毛錢了，那時候一毛錢是好多好多的，後來我們看電影，一場也只要五分錢。
周老師對我是極好的，總是不吝言辭地鼓勵我學習，慢言細語吹曖了每一條神經末梢，春風細雨般令我自信地長大。有一學期開學報名時，她塞給我兩隻花紅，這種與蘋果長得相似只是個頭略小的水果是我平生第一次碰到，它半紅半綠，周身散發著迷人的馨香，我捨不得吃它，把它裝在口袋裡捂了好幾天，只到它泛出了點點黑斑才一小口一小口地舔食了它。父親喜歡果木，後來家裡也有了花紅，可香味總也不及記憶中的那兩顆。
現在想來大約不到三年級吧，周老師就不再帶班了，可能是退休了，或是回老家了，總之對她的記憶從那時就沒了。那時候學校的老師幾乎都是南方人，周老師也是，只是她是那個省的都不知道。稚嫩的日子像是田間新翻出的泥土很快會被後來者覆蓋，走的太快又容易健忘，等到想要伸手去抓時，已錯過太遠。我曾問過幾個同學，他們的印象也是粗枝大葉，說不清楚。只是對當下有所成就的同學的“軼事”還記憶猶新，可是我又恰恰空白，好多事情還真的是通過他們嘴首次知道的，他們便笑我只是記住了花紅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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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印象的就是校長陳了，後來知道老家是中衛還是中寧那一帶的，他的頭髮像是魯智深的大鏟子給鏟了一下似的額頭很高，他也索性不給前面留一點了，全部梳向了腦後，又不知抹的什麼油總是整整齊齊地發著亮光。總是在放學的時候喜歡“說一下”，又似乎永遠說不到頭，每次都會在後排高年級同學的鬨鬧聲中匆匆收場。推廣“普通話”的時候他又說自己說的話就接近普通話，當時大家就笑場了。不過他的手風琴拉的是極好的，音樂課的時候老是挎在身上又拉又摁口也不閒，弄得汗流浹背的，有時還會搬來腳踩的那種風琴，聲音是好許多，只是踏板的聲響太大，“哐哐哐”地影響韻律。
普通話講的好的還是地道北京人的毛老師和施老師二人了，這兩口子講話要是能控制一下捲舌就更像廣播裡的聲音了。毛帶算術，施帶語文，都是難得的好老師，有段時間兩人還換著帶課，也一樣精彩。毛老師上課一直端著一隻裝罐頭的玻璃杯子喝水，我畢業時專門送了他一隻搪瓷的，他很高興，說了好多鼓勵的話，又從床下掏出一些平時沒收同學的小人書，彈弓、乒乓球之類的送給我。
同學中有出息的當局長、科長的也有，大家有事兒了也很客氣。當局長的那個當年鼻涕常年不幹，如今正應了那句話“鼻桶！出省！”；現下能和我毫無顧忌聊天的算是同學王了，他本來比我高兩級的，在五年級時終於被我追上了。有一次打鬧時他繳獲了我逃跑時飛掉的鞋子，那時大家的鞋底基本上都會磨穿兩個洞的，他便將兩個洞口罩在眼睛上當起了望遠鏡，說是看到了我駕著飛機過來正往下看呢...他現在做起了傢俱生意，據說還不錯，人稱“王總”的；還有一個叫“老魏”的，因為當時有一部什麼電影裡有句臺詞說：“老魏、老魏，糧食來了！”而得名，他上了初中不久就結束了學業，前幾年拆遷弄了幾百萬，整天在朋友圈裡吃呀喝的發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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