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进彪
作为民警，但首先也是公民，公民对任何人都有依法监督权，作为民警，更有权向上反映上司的行止情况，这也是他的社会职责所在，不应该因对象的不同而使自己的监督职责受到改变。法律上要求有证据的依托，而只要有了证据的依托，其行为就属于行使职责过程中的行为，这合乎民警的身份与社会赋予的责任。
该民警虽有报复目的，但取得的证据是真实可靠的，而对于那位副局长来说，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隐私，但如果将与女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也纳入私隐保护范围，那就属于滥用法律概念，混淆基本理据，这对广谱的社会监督权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会使公民因为某种畏惧而不敢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而如果这种情况成为了现实，那就反而等于是将公民的监督权关进了笼子里，但这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
再说，该民警的证据是交给了纪委，而不是交给了不相干部人，更不是用于网络发布，因而可说，该民的证据用途是正当的，是履行自己身份职责的必须，虽然这其中有着报复的目的，但当报复的目的在个案上与社会普遍正义重迭时，显然，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指向社会的普遍正义，因为普遍正义是社会认知的心理依据和一般条件，它决定的社会正义的基本氛围，更是人们衡量大是大非的唯一标准，因而，在这件事上，这位民警的做法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
但是这位民警却因涉嫌多次利用警察身份私自调取社会视频监控、利用跟踪手段，严重侵犯他人的个人隐私，黄岩公安分局对池某实施了7日禁闭和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决定。池某不满处罚，认为周某某长期与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违反了党纪，他跟踪和偷拍“取证”的行为不应被定性为侵犯他人隐私，而是正义之举”。但今年4月，池某将黄岩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对于这个案件，法庭最终会给出何种结果，这还不得而知。
但是，当社会的普遍正义与个人的“私隐”，甚至是不正的私隐发生冲突的时候，显然应当将普遍正义的诉求体现于社会价值排序的最前面，这是大于任何法律条文的根本的更大的法理。这样的理念，既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也是对法律精神核心、法理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价值导向的巩固和捍卫。
这位民警成了被告，而在此之前还受到了7日禁闭和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显然这是一种对社会正义“二律背反”的结果，但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理，并不能局限于法律条文的局部意义上，而应当从更大视角出发，让“二律背反”消解于更大的价值排序中。这其中的根本依据，当然是超越局部意义的整体核心意义，它的法理指向就是首先要满足全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正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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