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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代中國“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紛繁的變化很難在歷史中尋求應對的方案。面對風雨飄搖的國家，清王朝的掌舵人們在迷霧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每每會感到迷茫和困惑。這裡有一個故事，是清政府大臣面臨的困惑……
1884年6月，中國駐日本公使黎庶昌給皇帝上了一道《敬陳管見折》，請總理衙門轉奏。總理衙門礙於戰情緊張（中法戰爭發生觀音橋事變），又礙於折中建議有關修火車、派親王出國考察等事項不宜上聞，原折退回，並未送達朝廷。
黎庶昌
黎庶昌有感於自1877年1月隨郭嵩燾在倫敦赴任以來，清廷“遣使八年，出洋諸公從未有將中外情形統籌入告者”1，他自己“奉使東西兩洋，已逾八載，聞見所接，思慮所籌，何忍緘默不言”2，於是專折敬陳管見。可見，這篇摺子實際上是一個有關西方國家社會政治的考察報告，針對中國社會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議。《敬陳管見折》表明一個從封閉環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國人，面對中國和世界事務所作的思考。
《敬陳管見折》提出了有關改革內政的六條建議：一、水師宜急練大支，二、火車宜及早興辦，三、京師宜修治街道，四、公使宜優賜召見，五、商務宜重加保護，六、度支宜豫籌出入。所謂水師練大支，指的是建立海軍部，編練海軍艦隊（至少百艘），保衛中國海疆。所謂火車宜及早興辦，是指趕緊修建京津鐵路，建成時，“鸞駕親臨一觀，是非得失自不可掩，然後明詔各省，逐漸仿行”。折中說：他曾經“在西洋目擊歐土鐵路，其多類似珠絲瓜絡”，這些鐵路，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1879年俄土之戰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都未聽說因為有火車而發生誘敵深入之事。限於篇幅，其他幾條不再解釋。3
這六條建議，是中國最早的外交官提出的中國現代化計劃。無論是辦水師、修鐵路、治京師、禮公使，還是發展工商、統籌度支，都要求朝廷統一辦理，號令全國。辦水師、治京師、禮公使，只有朝廷才能辦。修鐵路，要求“明詔各省，逐漸仿行”；發展工商，要求“經辦大員通盤計劃”，“朝廷權力明示扶持”；豫籌度支，要求“飭令各省分款核計，預約大綱”，“匯候朝廷處分”，“頒示簡明章程”。顯然，這個建議的真實用意，是要動員朝廷權威，全面推行“洋務新政”。那時候，頑固派反對“以夷變夏”，搬出“恪守祖宗成法”的招牌，誰也不敢反對。保守派人士如大學士倭仁主張“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幹櫓”，就是不能學習西方。果如李鴻章所說，修鐵路“無人敢主持”，“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4。洋務派的“整軍經武”活動，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也看出“皆是空言”，“此事直不可慮”5。清廷對洋務派的活動尚在觀察之中，並無跡象顯示，“洋務新政”已成為舉國一致的國策。黎庶昌正是看到了“洋務新政”只是“各省枝節而為之，徒有開辦虛名”的現實，試圖鼓動清廷改弦更轍，全力推行。這是 《敬陳管見折》的大膽和過人之處。這個建議較清廷在1901年被迫宣佈全面推行“新政”，早了十八年，其不被重視，是可以預期的。
黎庶昌故居
在黎庶昌看來，“輪船、火車、電報、信局、自來水火、電器等公司之設，實闢天地來未有之奇，而裨益於民生日用者甚巨，雖有聖智，亦莫之能違矣。”6“使孔子而生今世也者，其於火車、汽船、電報、機器之屬，亦必擇善而從矣。”7又說：“向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務，吾知並西人茶會、音樂、舞蹈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8在他看來，縱令孔、孟等聖人在今日，也是要學西法的。這所謂西法，當然包括“上下議院之法”：“凡事皆由上下議院商定，國王簽押而行之，君民一體，頗與三代大同”。9既然西方的“上下議院之法”，與幾千年來令人景仰的中國“三代”政治有“大同”之處，難道不應當學習嗎？可見，黎庶昌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嚮往的。
這個奏摺最重要的建議是在結尾提出的：他建議皇太后、皇上“特遣一二親貴大臣馳赴歐洲一遊，經歷美國、日本而歸，綜攬全球，虛心訪察，必有謙然知我內政之不足者。臣愚以為莫如醇親王最宜矣。如此不特目前醇親王輔佐樞廷，處事必歸至當，即異日皇上親裁大政，顧問亦有折中。自強之本質在於是”。這是一段很重要的議論，一個很大膽的建議：洋務新政只有統於朝廷，才是自強的本質。駐英公使曾紀澤讀後曾評論道：“修治京師道路及請醇邸出洋兩層，弟懷之已久而未敢發。臺端先我言之，曷勝快慰。假定朝廷嘉採，碩劃實見施行，則中國之富強，可以計日而待。倘再因循粉飾，意見紛歧，則杞人之憂，方未已也。”10可見，這兩個早期外交官觀察歐洲後的意見是一致的。
醇親王
這個故事說明，在中國，清朝政府對於建鐵路、辦工商之類頗多疑慮，熟悉外情的大臣的建議，不大可能上達朝廷。這是中國那些想推行現代化計劃的大臣們的困惑。這也是中日兩國早期現代化起步的根本區別。
張海鵬，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原會長，季我努學社顧問。原文收入張海鵬《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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