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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代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纷繁的变化很难在历史中寻求应对的方案。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清王朝的掌舵人们在迷雾中寻找前进的方向，每每会感到迷茫和困惑。这里有一个故事，是清政府大臣面临的困惑……
1884年6月，中国驻日本公使黎庶昌给皇帝上了一道《敬陈管见折》，请总理衙门转奏。总理衙门碍于战情紧张（中法战争发生观音桥事变），又碍于折中建议有关修火车、派亲王出国考察等事项不宜上闻，原折退回，并未送达朝廷。
黎庶昌
黎庶昌有感于自1877年1月随郭嵩焘在伦敦赴任以来，清廷“遣使八年，出洋诸公从未有将中外情形统筹入告者”1，他自己“奉使东西两洋，已逾八载，闻见所接，思虑所筹，何忍缄默不言”2，于是专折敬陈管见。可见，这篇折子实际上是一个有关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的考察报告，针对中国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敬陈管见折》表明一个从封闭环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面对中国和世界事务所作的思考。
《敬陈管见折》提出了有关改革内政的六条建议：一、水师宜急练大支，二、火车宜及早兴办，三、京师宜修治街道，四、公使宜优赐召见，五、商务宜重加保护，六、度支宜豫筹出入。所谓水师练大支，指的是建立海军部，编练海军舰队（至少百艘），保卫中国海疆。所谓火车宜及早兴办，是指赶紧修建京津铁路，建成时，“鸾驾亲临一观，是非得失自不可掩，然后明诏各省，逐渐仿行”。折中说：他曾经“在西洋目击欧土铁路，其多类似珠丝瓜络”，这些铁路，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1879年俄土之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都未听说因为有火车而发生诱敌深入之事。限于篇幅，其他几条不再解释。3
这六条建议，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官提出的中国现代化计划。无论是办水师、修铁路、治京师、礼公使，还是发展工商、统筹度支，都要求朝廷统一办理，号令全国。办水师、治京师、礼公使，只有朝廷才能办。修铁路，要求“明诏各省，逐渐仿行”；发展工商，要求“经办大员通盘计划”，“朝廷权力明示扶持”；豫筹度支，要求“饬令各省分款核计，预约大纲”，“汇候朝廷处分”，“颁示简明章程”。显然，这个建议的真实用意，是要动员朝廷权威，全面推行“洋务新政”。那时候，顽固派反对“以夷变夏”，搬出“恪守祖宗成法”的招牌，谁也不敢反对。保守派人士如大学士倭仁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就是不能学习西方。果如李鸿章所说，修铁路“无人敢主持”，“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4。洋务派的“整军经武”活动，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也看出“皆是空言”，“此事直不可虑”5。清廷对洋务派的活动尚在观察之中，并无迹象显示，“洋务新政”已成为举国一致的国策。黎庶昌正是看到了“洋务新政”只是“各省枝节而为之，徒有开办虚名”的现实，试图鼓动清廷改弦更辙，全力推行。这是 《敬陈管见折》的大胆和过人之处。这个建议较清廷在1901年被迫宣布全面推行“新政”，早了十八年，其不被重视，是可以预期的。
黎庶昌故居
在黎庶昌看来，“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器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来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者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6“使孔子而生今世也者，其于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矣。”7又说：“向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茶会、音乐、舞蹈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8在他看来，纵令孔、孟等圣人在今日，也是要学西法的。这所谓西法，当然包括“上下议院之法”：“凡事皆由上下议院商定，国王签押而行之，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9既然西方的“上下议院之法”，与几千年来令人景仰的中国“三代”政治有“大同”之处，难道不应当学习吗？可见，黎庶昌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向往的。
这个奏折最重要的建议是在结尾提出的：他建议皇太后、皇上“特遣一二亲贵大臣驰赴欧洲一游，经历美国、日本而归，综揽全球，虚心访察，必有谦然知我内政之不足者。臣愚以为莫如醇亲王最宜矣。如此不特目前醇亲王辅佐枢廷，处事必归至当，即异日皇上亲裁大政，顾问亦有折中。自强之本质在于是”。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议论，一个很大胆的建议：洋务新政只有统于朝廷，才是自强的本质。驻英公使曾纪泽读后曾评论道：“修治京师道路及请醇邸出洋两层，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台端先我言之，曷胜快慰。假定朝廷嘉采，硕划实见施行，则中国之富强，可以计日而待。倘再因循粉饰，意见纷歧，则杞人之忧，方未已也。”10可见，这两个早期外交官观察欧洲后的意见是一致的。
醇亲王
这个故事说明，在中国，清朝政府对于建铁路、办工商之类颇多疑虑，熟悉外情的大臣的建议，不大可能上达朝廷。这是中国那些想推行现代化计划的大臣们的困惑。这也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起步的根本区别。
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季我努学社顾问。原文收入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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