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明史·刑法二》
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餘敏、丁廷舉告發郭桓利用職權，勾結李彧、趙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賦稅秋糧，並巧立名目多徵收各類賦稅。
洪武皇帝接到上奏，便將案子發往審刑司（洪武十四年設置，後裁撤），令右審刑吳庸拷訊，吳庸審訊相關人等後發現此案牽連甚廣，上至中央六部大員，下至十二個布政使司各級官吏，竟然是一起勾連全國大案，總涉案金額折算贓糧實有兩千四百多萬石，近乎是大明一年的秋糧稅賦總額！
如此巨大的貪汙數額，令洪武皇帝大驚，並感慨道：“古今貪有若是乎？”，古往今來有像這麼貪的嗎？洪武皇帝震怒，對牽涉其中的官員富戶，一個字處理，殺！頓時人頭滾滾，禮部和工部的兩位尚書，六部的侍郎，各省的官吏共殺了有幾萬人，天下變色！
大明朝的官吏被殺了近乎一半，要知道在這之前，洪武皇帝已經掀起過兩起大案，胡惟庸案和空印案，這兩起大案都是牽連甚廣，要了數萬官員的腦袋。在如此官吏奇缺的情況下，洪武皇帝對貪汙還是零容忍，說殺就殺毫不手軟，此等魄力歷朝歷代絕無僅有。
洪武皇帝朱元璋對貪官如此痛恨原因源自於自身的經歷，朱元璋窮苦出身，因為元朝官吏的貪汙腐敗導致民不聊生，致其家庭破散，所以朱元璋見不得官吏貪汙腐敗，量刑極重，官吏貪汙過六十兩就判死刑，而且處以凌遲、梟示、種誅、剝皮實草等各種酷刑來震懾貪官，以此來改變貪腐成風的舊元習氣。因此當朱元璋看到郭桓案有那麼多人貪腐時，自然要手起刀落，有多少殺多少。借重典肅貪，讓官員警戒恐懼，時人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 。"
但郭桓案將郭桓定為主犯還是有很多疑點的，首先郭桓在洪武五年開始一直在山西任按察使司僉事，到了洪武十七年四月，他被洪武皇帝擢升為戶部試尚書，也就是暫代尚書一職，不是正式的，八個月後，也就是洪武十八年正月，郭桓又被降職為戶部右侍郎。如此算起來至案發為止，郭桓在戶部任職總共不足一年時間，一年時間就串聯起全國數萬人的集體貪腐案，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初御史餘敏上告郭桓等時，言明他們侵吞浙西的秋糧、私吞太平府、鎮江府等府的賦稅並立各種名目徵收稅款，查實是確鑿無誤的，但應當是審刑司將這幾人的貪汙事實上報後，引起朱元璋的震怒，要求徹查深挖，這才拔出蘿蔔帶出泥，把與此案不相干但同是此類案情的貪汙者也一起查了出來，畢竟賬面上的兩千多萬石的虧空可不是郭桓一行人等能操作起來的。
大明的府庫倉廩稅銀糧食來路都容易查清，一級一級查下去很多人都不乾淨，再加上此案是審刑司接辦的第一起大案，吳庸有意擴大化迎合皇帝重典懲貪的上意，於是乎此案的性質大變，各級攀咬，越滾越大，不在侷限於郭桓等的貪汙事項，涉及府倉、內庫、私印寶鈔等等各類經濟貪汙，平心而論確實懲治了很多貪官，但酷刑之下胡亂攀咬相信會有一批人是被冤枉的。並且追贓時又波及到全國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戶，核贓所寄借遍天下，百姓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一時怨聲載道。
御史餘敏、丁廷舉等上疏奏報民情，並奏，郭桓妄指，皆法司令供招，遂成冤獄。
洪武皇帝意識到案情出現了偏差，嚴懲了審刑司的官吏，並將吳庸處以極刑平息民怨，並道：“朕詔有司除奸，顧反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這就規定了今後執法不得擾民害民，不然罪責不赦。
終於這場震動天下的大明第一貪腐案由此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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