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外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外戚”也叫“外家”、“戚畹”，专指古代帝王的母族、妻族。这些人活跃在历史舞台，往往是与“干政”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通常利用皇帝年幼把持朝政大权，一些外戚不但干政擅权，有的甚至改朝篡位，比较典型的有西汉末年的王莽、隋朝的杨坚。
据《汉书·外戚传》：“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乌噱！鉴兹行事，亦已备矣。”
由此可见，外戚干政不是什么好事。
这种现象不独汉朝有，之后的唐朝、宋朝，都出现过外戚干政的现象，不但令皇帝头痛不已，那些干政的外戚，多半又是些坏蛋，好事不做，专干坏事，仿佛天生就是为了祸国殃民的。
鉴于历史教训，所以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就开始制定相关制度，从源头上防止外戚干政现象的出现。
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
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固然与制度约束有关，但与皇后的贤明也不无关系，比如高、文二后，她们都自觉地“抑远外氏”。
尤其是朱元璋原配孝慈高皇后（也就是马秀英），在朱元璋干革命期间给了他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且都得到他的采纳，对他夺取江山有重大贡献，所以朱元璋为了报答她，不惜破坏自己制定的制度，要给她的亲戚族人封官加赏，都被其断然拒绝：“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
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孝文皇后同样如此，表示给外戚封官“非己志”，直到临终还在劝朱棣“毋骄畜外家”。
然而，这个惯例到明英宗那里却被意外地打破了，那个名叫孙继宗的外戚，不但被封了高官，还能参议国事，差点让“外戚干政”重演。
这是肿么回事？
孙继宗本为明宣宗孝恭章皇后孙氏（明英宗之母）之兄，因为是外戚，所以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天顺元年之后，他的人生一下子来了个飞跃，因为那一年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与他有关。
那件大事就是史上著名的一场政变——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成功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人俘虏后回国的明英宗朱祁镇把皇权从弟弟明代宗手里夺了过来，顺利复位，作为重要功臣，时为都指挥佥事的孙继宗（英宗舅舅）因功进侯爵，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享受了自身可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的特权，几个弟弟升了官。
但他仍不满足，上书要官：“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三人，参加夺门之变，有功，乞加恩宠。”于是又被“进升为都指挥同知，子琏授锦衣卫指挥使，婿指挥使武忠进升都指挥佥事，家奴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继宗督五军营军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
连他十七个家奴都授了官，可以说是非常给面子了。
然而，当英宗的侍臣李贤来为孙继宗的弟弟孙绍宗求官时，英宗不高兴了，对李贤说：“孙氏一门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连他的长子都封了侯，二十多个子孙也都当了官，已经够了。当初在给孙氏子弟封官时，太后就不允许，多次请示才答应，太后很多天都不高兴，曾说这些人对国家有何功劳，以至于滥授这些官爵，难道我们还要让太后再不高兴一次吗？”还说让他舅舅孙继宗掌管京师军务，太后至今仍在后悔。
当初在授予这些外戚官职时，孙太后就有一种预感，说了句“假如他们犯事，我也保不了”。
后来，孙继宗、孙绍宗、孙显宗几兄弟果然犯事，被控与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等人侵占官地建立私庄，英宗大怒，孙继宗大惊，急忙请求辞职，英宗却不准，命他老老实实带兵。
从此以后，孙继宗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其他胡作非为的外戚，都得到了相应的惩处，通过对外戚勋贵的整顿，被他们侵占的田产统统收回，英宗顺水推舟地分发给百姓耕种，百姓交口称赞。
直到明宪宗时期，成化十年八月，兵科给事中章镒上疏说“继宗久掌兵权，居其位而不尽职，确应罢退，以全其有始有终的名声”，再次上疏恳求辞官的孙继宗（时为太傅）才被允许解除军职，但“仍在后府视事，管理经筵，参预朝政”。孙继宗再辞，皇帝仍然不准，“只免其奏事承旨”。
成化二十年，孙继宗去世，赠郯国公，谥荣襄。
孙继宗之后，外戚大多能谨身奉法，而且“谦谦有儒者风”，“怙恩负乘之徒”当然也有，但他们“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优、伎妾”，再也没人能混到手握军国大权的地步，更未形成朋党之势。
所以有明一代，为外戚最为孱弱的朝代。
整个明朝未让外戚干政的历史悲剧重演，可以说是法治战胜人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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