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多難此登臨”，這是杜甫的《登樓》詩，也是鄭可先生《薺菜花開》這本散文集裡一篇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句話。在杜甫一生星若璀璨的詩歌中，《登樓》並不是很有力量的作品。但是這首詩語言節制乾淨，雖無大起大落的命運事件，卻能讀出人世的某種蒼涼與無力，以及中年的不甘、微苦與沉斂。在鄭可的這本散文集裡，也能體會出與《登樓》詩相似的情感。《讀書行路》一文中寫道：“年少時登山，只覺得累。如今讀的書稍微多些，遊山玩水就多些趣味。”寥寥數語，卻彷彿說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話。又如他的散文《陌上花開》：“對生命的傷害，往往潛伏於被忽視的細節。馬一浮先生寫道：‘護生者，護心也。’我們敬畏生命，也是為了更愛人類自己。”鄭可的散文大都是篇幅短小的隨筆之作，篇幅雖小，其中氤氳的力量和情感卻極為細密。
如今的散文界流行長篇大作，動輒上萬字，雖然字數多了，但不免有了行文繁縟。評論家王克楠在《散文的簡潔之美 》中談道：“散文寫短一些，就是需要散文的文字簡潔一些。文字簡潔一些，不僅是篇幅的需要，也是審美的需要。中國古代文人的詩文一向講究“意則期多，字則唯少”，就是說，講究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豐富的意蘊。漢語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最豐富的語言之一，語言簡潔而豐富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在稱讚一個女人身材美的時候，常常會說“肥一分則肥，瘦一分則瘦”；寫散文也是這樣，無端地拉長散文篇幅，不僅無能，而且無效。”
鄭可的散文一改當今文壇的媚俗之氣，《薺菜花開》這本書裡的大多數文章皆是短小靈動之作，其中還有鄭可醉心的辭賦、文言遊記。本書沒有常見的文學寫作“套路”，諸如副刊懷舊體、詩意拔高讚美體、博客遊記體等等。坦白說，這是辛苦甚至痛苦的一個過程，文字有可能如散碎的積木不成整體。筆者感覺，鄭可在寫作中有意識的去除“陳言”和“套路”，“陳言”和“套路”曾經構建了我們筆下的世界，因為流暢的“圓融”，我們不假思索，我們太熟悉如何用“陳言”編織生活的“套路”。熟悉的“套路”會贏來熟悉的叫好聲，這多少讓人留戀，這甚至構成了多數寫作者的幸福感，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窺見了像鄭可這樣的勇敢者——那些少數的不再貪戀由“陳言”和“套路”構築幸福感的人。
具體到這本書，我們可以從幾篇散文來看鄭可是如何去除“陳言”和“套路”的。《敬畏生命》中寫到作者讀《史記》的一些感觸，為什麼是感觸而不是心得呢。他人讀《史記》多是研究其史實、文字，鄭可卻從另一個方向解讀了《史記》，作者摘列了《史記》中部分戰爭傷亡的字句，“僅僅《史記》明確記載過的，秦朝從戰國到統一六國，一共殺了147.8萬人。這裡面有多少菽水承歡的兒子，有多少和藹可親的父親，有多少體貼入微的丈夫，他們連姓名都不曾留下，好像這些人生下來就是為了在某一天消失，給親人們留下永遠的牽掛。似乎他們生下來就是為了在史書中堆砌這樣無聊又殘酷的數字。”《大節》中寫到錢鍾書先生的經典小說《圍城》，“《圍城》寫於1944年，正是中華大地禍深寇亟的年代。書中描寫了一群快樂的文人追來逐去的愛情遊戲，寫作的過程中還充斥著作者夫妻二人的會心大笑，絲毫看不出作者對民族存亡的憂慮和關切。”鄭可對於經典的解讀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但我們可以看出鄭可讀書為文時的冷靜和不盲從。這種冷靜和不盲從是建立於鄭可長時期大量閱讀的基礎之上的，僅在本書中，作者所提到的中國古代筆記、史料、小說便有數十種之多，很多散文便是作者讀書之後的感觸隨筆。
《薺菜花開》這本書的名字，透露著淡淡的情感寄託，也是本書中第一篇散文的名字，寄託著作者對去世母親的情感，鄭可無疑是個情感細密的人，這本書裡的很多篇幅都寫了他的父親、母親、姥娘等親人，他以溫暖的底色書寫了自己的氣韻和文字品格，其間蘊含著作者對生活中樸素日常的感悟和對簡單豁達的處事態度的推崇。對於讀者來說，閱讀此書的文字，慢慢體會，是一種生命的滋養。
相對於回憶類的散文，我更看重這本書裡作者對生活中一些瑣事的行文，讀他這一類散文的最大體會，是那些熟悉又平靜的詞彙在句子中掀動著陌生的波瀾。比如《滋味》，作者寫了他上班途中偶遇的一位保潔員老人，“這位五十多歲的大姐，正坐著馬紮休息。她的左手拿著報紙，右手拿著茶盅，啜一口茶，看幾眼報紙。她的三輪車除了掛著清掃工具，還放了一張木板。木板上整整齊齊地放著砂壺、茶盅、茶罐、茶巾、玻璃杯。杯子上橫著一隻擠好牙膏的牙刷。此時沒有午後的陽光，只有凜咧的寒風和車馬的喧囂。從那氤氳的茶香中，我看到她從容淡定的神態。從她黃馬甲裹著的臃腫體態中，我看到了一顆對生活火熱的心。”作者簡單地敘述了冬日裡的一位保潔員老人，不多地篇幅卻蘊含著質樸地生活哲理。《兄弟》中作者寫到了他遇到的一個行乞老人，“我從兜裡摸出五元錢，從他跟前經過時輕輕遞給他。他哆嗦著雙手接過來，說了聲：‘謝謝你，兄弟’，並欲起身。我快步離開，我怕稍一遲疑他就會站起來。一聲‘兄弟’，已經讓我不安了，論年齡，他是父輩，是什麼讓他如此卑微生活呢。”“想起屠格涅夫的《乞丐》，作者的一聲‘兄弟’，讓老人感到了尊重。而這個老人的一聲‘兄弟’，卻讓我倍感心酸。”羅蘭·巴特說過：“好的作家是把生命變成一種命運，把記憶變成一種有用的行為，把延續變成一種有方向和有意義的時間。但是這種轉變只有在社會的注視下才能完成。”照此，鄭可亦自覺地把個體的精神世界與個體的無意識活動放置在了當下大視野中來關注、觀察和書寫，因而，他的一些散文有了某種社會學的深度。
《散文》雜誌某一期的卷首語曾這樣寫到：“文學即是這樣一種與現實並行的“空間”。現實裡滯重的生活，在文學空間裡獲得解釋和重建。僅有似曾相識的閱讀感受是遠遠不夠的，文學空間在一定程度還原生活之外，它一定要顯示一種秩序——這可能是一種與現實逆向的秩序：現實裡的秩序是，人和自然是創造的主體和場所，人創造的對應物和排洩物在不斷積累，“錦上添花”；而文學的秩序是，假想一種坍塌，顯示生活之“這樣”覆蓋了人與自然，文明的成果與垃圾如何遮蔽了真理性因素。”鄭可的多篇散文都在構建和還原某種生活狀態下的秩序，他沒有選擇空泛的談論“哲學”，而是選擇從生活中觀察的經常被人們忽視的個體進行敘述，他的敘述於平常中透出自己獨有的睿智，以及一份將知識雜糅於散文中的樂趣。
散文的本質應該是樸實的，所謂“深刻”不是用哲理堆砌出來的，而是從語境裡體現出來的。蘇聯作家、詩人、翻譯家帕斯捷爾納克針對散文的意義曾說過：“我們所獲得的價值，在散文中會表述得更加出色。”這正如《薺菜花開》這本書中的文字體現，散文精緻短小，意境卻很開闊。作者目光敏銳，非常善於發現並捕捉追問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大問題，是真正的在場寫作，在他的作品裡總有美的發現，也不乏對惡的鞭撻，體現了濃濃的憂患意識和深沉的悲憫情懷。
本文作者出席《薺菜花開》作品研討會
文：劉廣闊 攝影：黃亮 程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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