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身份，由三种因素构成。一则曰爵位，二则曰出身，三则曰品级。
能赶上乱世，跟对老板，混个开国元勋，弄个世袭罔替与国同休的爵位，实在太难了。所以大部分人的官场生涯，都是处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状态。
隋唐以前，凭着出身名门，就可以在官场上浑水摸鱼。从宋朝开始，出身就有了新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文武两途，或者凭着一身武功效命沙场凭军功得一官半职，或者考科举金榜题名。
这两种途径，就是平民进入官场的两种方式。清朝的买官，不入流，此处忽略不计。
宋明一脉相传，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导致武将出身的官员，比科举出身的官员矮了半个脑袋。品级比文官高的武将，见了文官下跪的情形，屡见不鲜。
如此一来，科举一途，便成了古代官场的金光大道。能考得一个秀才，马上便能成为当地德高望重的人物，有功名在身，见县官不用跪见百姓自然牛逼三分。影视作品中商人欺凌穷秀才的故事，你当笑话看看就行了，事实上商人再有钱见了秀才也得矮三截，因为身份在那里摆着。
秀才已经如此了得，能进一步中举，那就更了不得了。县域重大活动，举人肯定都是县太爷的座上宾，中央和省里来人，举人也出面陪同。如果愿意，在县里当个主簿典吏教谕，大小就算是个官了，个别有门路的，还可能被放一任县令，以后升个知府道台。
当然，举人的官场发展有瓶颈，有考试能力的人们，还要进京赶考，碰碰运气，运气好中个进士，那可就是祖坟冒青烟了。不信看看现在各地的县志，只要能中进士的，无不入册名垂青史。进士出身，或者同进士出身，就等于光明正大领到一张官场入场券，最小给个七品知县，以后没有大灾大难，在退休之前混个三四品副部级基本上没有问题。
进士中的佼佼者，选入翰林院做庶吉士，这种地方，就是未来宰相或者大学士的培训班，里面的人品级也就是五六七品，但整日里陪王伴驾，出入朝堂，见官高三级，可以说除了公卿王爷，其他官员都得对他们礼敬三分。
而站在科举食物链顶端的状元，那就只能用“相当牛逼”来形容了。非正式场合，一群科举出身的官员聚在一起，状元哪怕只是个六品小官，也必位居上座，二三品的尚书侍郎都得坐在他下首。这并非尊重状元这个人，而是尊重科举制度，尊重孔孟之道。
一句话，有“状元”这个头衔，说明人家的圣人之道学的最好，你不应该尊重一下？
这样一说，你就明白，《雍正王朝》中，举人出身的钦差田文镜羞辱老状元，行为有多么恶劣，为什么那么多科举出身的官员会针对田文镜，因为田文镜挑战的已经不是一个老朽，而是整个文官集团。
状元不是官，但只要有这个出身，就有比其他任何官都牛逼的资格，在当时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姥姥疼舅舅爱，唯恐状元的官升的太慢，显得执政者有眼无珠。
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状元都失去了在苦难中磨练的机会，不能成为一等的济世之才，空沦落为当时的道学家和编制内孔乙己，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极其有限，让状元这个耀眼的光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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