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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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漫谈

文 | 赵志伟

关于状元这个名称

高考过后,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各地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其实如果严格地按照中国科举考试来说,各地区的第一名充其量是“解元”(乡试考举人,举人中的第一名),状元则是全国只有一个。

状元,这个名称其实很复杂。科举考试中殿试第一名称为状元,或称为殿元。但按唐朝制度凡赴礼部试者都须“投状”,故列第一名者也叫状元,也叫状头。宋时除第一名外,第二、三名也可称状元,宋俗称“一甲三名”。唐宋两代考进士须上京城赶考,由尚书省礼部组织考,所以也称“省试”。

考生来源有两类,一是“生徒”,即国家学馆的考生,另一类叫乡贡,是各地方州县推荐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这一类人都参加一种叫“发解试”,像唐代如果在送上去时被摆在“状头”者很容易考上。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王维要去参加考试,他知道“状头”已经内定了,是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张九皋通过关系认识了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王维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认识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歧王李范。歧王给王维出主意:某月某日太平公主要来,你给她展示一下才华。那一天王维就给公主弹了一曲琵琶曲《郁轮袍》,加上王维人又长得帅,引起公主注意,歧王趁机说:这个年青人不但善于音乐,诗文做得更好。于是王维将自己的诗歌念了几首。太平公主说这些诗文我平时念过,以为是古人写的,他这么有才为何不去参加考试啊?歧王说,这青年性格特别,不是当“状头”,他不去考试。公主说那就让他当状头啊,齐王说,状头不是定了张九皋吗?太平公主说,那也是别人托过来的,这样吧,你让王维去考,就让他当“状头”。后来,王维就考上了。

所以说,同样名叫“状元”,有时候,意思不太一样。同样科举考试,唐宋与明清也不太一样。总的趋势是,考试制度越到后来越严密。

唐代的“行卷”和“温卷”

中国科举开始于隋炀帝年间,大约在公元605—615年之间,到1905年废除,一共存在约1300年。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还不够严密,状元也比后代容易得。据历史记载,历史上最早的状元是唐祖武德五年(622)年的孙伏伽。

为什么说,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不如后代严密呢?

因为唐代士人考试可以“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士人先以所写诗文装裱成卷轴,呈送给主司或者有名望的达官贵人,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誉并为之推荐。过去投过卷,后来再投的称为“温卷”。

“行卷”中最有名的那个例子就是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文给顾况,顾况当时已是有功名的名士,顾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意思说京城里物价很贵,混个饭吃并不容易,后来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时,大为激赏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白居易果然20出头就考中进士了。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某区出了一道赏析题,是唐人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这也是一首有关行卷的诗,当时朱庆余向水部郎中张籍行卷,已经得到张的赏识,临考前怕自己诗文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因此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婆比主考。诗是这样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后来张籍回了一首诗也很有名:“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诗看上去明白晓畅,但不了解背景则会搞错。

“行卷”“温卷”这个东西对发现人才确实有用,开始也蛮好,但凡属推荐总免不了有情面。弄到后来就会走后门,过去叫“请托”“通关节”。

中唐时,有一次出问题了。

李昂,主考官,相当于今天教育部的考试司司长。考生李权,通过李昂的丈人老爷,把文章给李昂看。李昂看不惯这个行为,就说,这次考试如果谁来走后门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李权心里有准备了,他讲的是我。果然就落榜了。

这也就罢了,李昂还很得意的宣布,这次有人开后门,诗文又写得不好。李权就很不开心,他就说,大人的诗歌我也读过了,我现在跟你商量商量,你大人的诗歌写得怎么样。他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李权问,“耳临清谓洗,心向白雲闲”这首诗是你写的吧,李昂说:“这诗是我写的。”李权说,“前面那句话是讲许由的,尧打算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他,他感到这个话侮辱了他的耳朵,所以要自己洗耳。当今皇上年富力强,没有准备把皇位禅让给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洗耳?”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狼子野心,要篡权。

李昂听了这话,非常恐惧,并且向上级申诉,说李权狂妄,后来朝廷给他俩各打五十大板。一个被免官,一个就落榜了。后来朝廷决定省试由礼部侍郎负责做主考官,权力大一点,可以压得住。

宋代的“弥封”和“誊录”

科举考试的严格是在宋代开始的,宋代科举考试开始有了“誊录”、“糊名”、“弥封”“锁厅试”等等,也正式有“殿试”。

所谓“誊录”就是考生考卷上缴后送誊录院,由书手抄录,再送考官批阅,以防认出笔迹作弊,送进去的是用墨笔写的称“墨卷”,经生用红笔抄后送阅的叫“朱卷”。以后历代相沿,至清代也未废。

所谓“弥封”就是将考卷糊名、编号密封,类似今日将准考证号填写后再缝起来一样,这样就不容易作弊了。

殿试也叫廷试,据说唐代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时在洛阳殿试贡士,但没有成为制度。是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试进士宋准等人时才形成为定制。

这里有个故事。

宋太祖年间有个官叫陶谷,陶谷的儿子陶邴考上了。太祖说,我知道陶谷教子无方,他的儿子怎么会考上进士?于是下令重考。那时候正巧有个姓徐的攻击翰林学士李昉开后门,而且他还上书给赵匡胤说:“当今中外百万兵都听从您皇上的号令,为何每年取儒为吏这个权利你要让下面人作主呢?”一席话正中太祖心怀,从此,殿试成为定制,皇帝成了主考官,其他大臣只是“读卷官”,直到清代末年科举结束都这样。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只是挂挂名的。

“弥封”最大的好处是公正,你无法凭笔迹认人。

这里也有个故事。

宋仁宗时,有个国子监的学生叫郑獬,既有才气自然十分骄傲。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名,他十分不平,按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官员写感谢信,所谓“谢主司启”,他却一肚子牢骚,竟然在信里写:“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说:“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他把国子监祭酒(校长)比作劣等的驽马、挡石的顽石,而自比千里马,巨鳌,那位国子祭酒自然气急败坏,怀恨在心,想报复他。后来郑獬通过会试参加殿试,但是因为弥封糊名找不到人,结果郑獬中了状元。

欧阳修称这种考试糊名,誊录制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通过这样考出来的状元,真的很过硬。

明清的三级考试

这里顺带还说一说“别头试”“锁厅试”,别头试又称“别试”,也起源于唐代,是专门为负责考试的官员以及与考试有关人员之子弟、亲属专门举办的考试,就是让这样相关人员另派考官,到另一个地方去参加考试。

另外在宋代,一些没有“文凭”的官员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这些人活动能量大,善于投机钻营,关系又是盘根错节。于是朝廷让他们参加“锁厅试”,规定凡参加省试的现任官吏,必须由所在地区长吏“先考试艺业”,合格的再参加“发解试”。如正式参加考试(省试)不及格,则免去现任职务,凡前后考试官以及保送推荐他的官员都要受处分。

到了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进一步规定,凡锁厅试不及格的要定罪,且永远不准再试。现任官员考试要另设考场,即使殿试考了第一名也要降为第二名,所以锁厅试永远没有状元。这一点真严格。

明清两代的状元最难考。明清的状元是怎么出来的?

明清二代正式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入学考”,童试,称小考,俗称考秀才。秀才正式的名字叫生员,庠生。考不中的人永远叫童生,所谓八十老童生。

过去人说小考难。考秀才其实是很难的。不少秀才很有学问,例如现代学者里有些人是秀才出身,如黎锦熙、夏丏尊。

秀才要考八股文。八股文正式的名称叫“制艺”或者“制义”,也叫“时文”,时艺、四书文、八比,区别于古文。“艺”即是“六艺”——《诗》《书》《礼》《春秋》《易》《乐》,实际是用短文形式来解释儒家经典之义。

明代开始流行八股文,八股是指中间有四段(四组)对偶句,不是一篇文章有八段。最初一篇八股文只有2、3百字左右,后来到了乾隆年间才定为700字左右。

八股文写作有严格的规定,题目出自《四书》或《五经》,出自《四书》的题目叫“大题”,出自《五经》的叫“小题”,一般以《四书》文最看重,用的教材必须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所以钱锺书在《谈艺录》里说明清两代举子不管你信奉程朱理学还是信奉“陆王心学”,一进考场你就必须用朱子的解释去写文章,叫代圣贤之言,用圣贤口气讲话。

考秀才除了要考7到8篇八股文外,还要考试“诗帖诗”,也叫“试律诗”,也是有固定格式的,六韵十二句或八韵十六句。清代还要考默写雍正的语录,还有策问等等。试帖诗也叫“赋得体”,因为给你一句诗,规定一个韵叫官韵,例如“赋得湘灵鼓瑟”,得“灵”字,就押这个韵。

考秀才,有几样东西要记住的,一熟读经书,四书五经非常熟。另外呢,书法要好,秀才就很讲究小楷。

董其昌的考试在松江,当堂被县里面的官员说,这字怎么可以来参加考试,17岁的他,就苦练,后来成了明代最有名的书法家。

秀才考中,最正式的名称叫“生员”。明代秀才和唐代不一样。在唐代,进士最吃香,秀才也不差,但是,明清以后,我们说穷秀才,是因为他们不吃香。我们不能笼统地说都是穷秀才。

秀才,不能小看,是很难考的,秀才也分三等的,廪生、增生、附生。第一等的可以享受一些政治待遇,免除差役,每月领取廪米六升,故叫廪生。秀才,可以穿蓝领也叫青衫,头戴方巾,类似西方的学士学位帽,平头百姓是不可以穿的。还有什么待遇呢?进入县衙可以平身,百姓要跪下的。最有意思的,就是造房子可以比人家高三寸。

所以,他到衙门去,人家都叫他相公。相公有三类人可以叫,老婆叫老公;秀才考中了,可以这么叫;还有就是做宰相的,如司马光,人家也可称他为相公。中秀才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待遇。

秀才考中了还很麻烦,每年要举行多次考试,州县学台下来就要出题考,什么岁试、科试。岁试每年按成绩将秀才分成六等。科试则是提学官在每逢三年“大比”(乡试)前举行,成绩也分六等,只有成绩列一二等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去考举人。也只有考中举人了,才算真正获得做官的资格,袁枚《黄生错书说》里说:“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通籍”就是由民籍入官籍,也如今日“农转非”,获得居民户口。

第二级考试就是乡试。乡试在秋天举行,通常是三年一次,称为三年一“大比”,因为是在农历的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天,所以也叫秋闱、秋榜,因八月有桂花,也称桂榜。乡试一般全国设十五个考场,最有名的是南京应天府和北京顺天府。乡试由朝廷派官员去主持。

以明代为例,乡试三场:第一场试经义,用八股文形式写,第二场试论道、判语、诏诰表等实用文体,第三场试经义策五道。乡试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如明代书画大家唐寅即是解元出身。乡试较难,每一场从早晨进去,晚上给你三根蜡烛,蜡烛点完了就必须交卷。这也沿袭唐代做法,据说唐朝大官权德舆主持考试曾出一句: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有位考生对下句:八韵赋成,惊破侍郎之胆。很有气魄。

如果说八股文试帖诗还看不出举人进士的水平的话,那么乡试中的策问就可以看出一般进士的水平了。

天津一位老先生涂宗涛一篇文章《从一份朱卷看清代进士的学识》,介绍山东一位叫汪宝树的考生,他考中举人和进士的试卷汇辑刻印送人。从这位《乡会联捷朱卷》看,他参加乡、会试所考格式相同:八股文八篇、试帖诗一首,策问五问。最难的是他的“策问”。乡试策问包括五经文字训诂,历史考证,历史地理考释,古文字学,两汉经传略考、古地理沿革等。

而参加会试的“五问”则非常了不得。

第一问中心是训诂学,共有十四个小问题,主要是儒家经典中某些文字考释。


第二问是关于《史记》的研究,包括八个大问题:例如《史记》中为何写《萧相国世家》从略,而写《淮阴侯列传》从详,对萧韩是否有高低之分等等。


第三问中心是论述历代兵制的利弊得失,包括六大问题。例如论述唐代府兵制的渊源及其主要内容,评论其利弊。再如论宋代兵制之沿革及利弊等。


第四问中心问题是讨论河北省水利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更加具体详尽,也分六个部分。例如历叙后汉至元代一些著名治水利官在河北省兴修水平的简况并加以评论,再如提出兴修河北省水利的原则等等。


第五问则是讲西北地理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也包括五大问题。如要对西北边防提出看法,针对俄罗斯野心提出“边防不可不预”之见解等等。

汪宝树只是一名普通进士,名列三甲第八十六名,但从汪宝树的考卷看:清代进士除熟读“四书”、“五经”会写八股文、试帖诗外,他们其他方面知识如沿兵用兵、农业经济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经营管理、水利建设等实际知识都很丰富。

第三级考试是会试和殿试。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二月,所以又称“春试”“春闱”“春榜”“杏榜”,春天杏花开了。

会试的内容同乡试差不多,但策问更难。会试考中的人就称为贡士,即是未来的进士。第一名称会元。这些贡士就有资格参加最后一级考试殿试,殿试从明代成化八年(1472)开始定为三月十五日。

从朱元璋洪武三年开始殿试只考时务策,而不考八股务。什么叫“时务策”?就是对当今重大政治、经济、文化诸问题发表看法,相当于话题作文。而且不再誊录,殿试也不再黜落,只确定名次,凡参加者都成进士。

一甲只有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通称为进士。在明代,一甲三人立即授官,二甲的第一名叫“传胪”也可授官,二甲三甲参加翰林院庶吉士考试,称之为“馆选”,被录取者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等于读三年研究生。由于三鼎甲可直接授官,被称为“天上神仙”,而那些庶吉士则被称为“半路修行”。在明代,进入首辅——宰相行列的大多是三鼎甲中人(状、榜、探花)

殿试和状元

这种制度明清两代差不多,但是清代考试制度尤为严格。清代乡试会试后还要过一关——磨勘和复试。

磨勘就是对考试各环节包括试卷进行检查,防止作弊或遗漏人才。清代尤其严格。磨勘讲穿了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对出题、对答卷、誉录,对读各个环节。复试是对已考中的人再考一次,但这种复试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体制。磨勘和复试常令那些不过硬的考官考生害怕,也确实查出不少问题。

清代殿试和明代差不多,凡参加考试的贡士人人都成进士,殿试只是排名次。

为什么殿试不再开掉人呢?

是因为北宋年间,有个叫张元的人,参加过两次殿试都没考上,之后他逃到西夏带兵打中原。所以后来皇帝听从大臣劝告不再开掉人家了。这种考试不中因爱生恨的例子历代都有,例如唐朝黄巢,宋代有些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都因考试失败而造反的。

刚才说过明清两代殿试都由皇帝主持,评阅考卷的考官称“读卷官”,由皇帝从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内阁学士、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中选派,一般为八人,那个地位远远高于唐代。

清代殿试也考时务策一道,策题有时长达二三百字,所问问题也仅二三个。为防止作弊,由读卷官在殿试前一天秘密拟8条进呈,每题4字后来改为2字,由皇帝圈定其中4条或三条,当晚由工匠在内阁大堂连夜刊刻印刷。

因为殿试是没有朱卷的,所以书法很重要,书法不好你的名次就会落后,例如龚自珍文章一流,因楷法不工,只排了个三甲,郁闷了一辈子。殿试的文章一般都要对当时的国家大事发表一点意见,如民风、官场利弊、教育等等,文章不妨尖锐一点。

文章一般写1000字以上,3000字左右。

但是清代的张之洞写了12000字,在给父亲的信中写:我是知道这个规矩,超过五千字就不好了,但是欲罢不能。后来他得了第三名,给气坏了。张之洞志向很高,“平生不作第二人想”,他会试就考了个第一名,成为“会元”,他以为殿试也必定得“状元”。

这样的人不少。

那个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年轻时算过命的,没有状元命。他不相信,他说会试考得蛮好,那么殿试也行。当时,考好以后呢?他是第一名,拿上去给皇上看,谁知到乾隆皇帝要体现他的眼光常变化莫测,他说今年陕西有没有考中的啊?怎么又弄了个南方人(明清两代的状元大多是南方人)。大臣就讲陕西有啊,排第三名。皇上就说那行啊,就把第三名这个人提上来,这个第三名就是王杰。

王杰考了个状元呢,治国治家的本领要超过赵翼,而且他每到一个地方,政绩很好。但是王杰就是不跟和珅打交道。不过和珅这个人喜欢巴结文人。王杰在中堂办事的时候,天很冷,和珅搭讪了,状元手很好啊。王杰说,手是很好,不会捞钱。和珅无语,但很客气,不敢讲,因为人家是状元,是受特殊待遇的。

王杰年老的时候,去做老师。人家不知道他,就叫他做家庭教师。有一次,知县下乡,这名乡绅在家宴请父母官,他们一家就带着这个老先生一起去了。行酒令时,这个县令就请他坐了,老先生就坐了,把首席的位置占了,主人就不高兴了。你想你一个老先生,把人家区长的位置给占了。那么,县令的心里也不高兴,他就提议我们来行酒令。他说“牡丹花瓣一枝梅,”那么东家说了:“富贵寒酸共一堆”。这个就比较俗了。老先生就不客气了:“莫道梅花不富贵,梅花曾占百花魁。”

县令和东家就以为老先生在说大话,就问老夫子你平生坐过几次首席?王杰说三次。第一次首席是婚宴。第二次是琼林宴,那就是请状元的。第三次是功臣宴,为什么功臣啊?他是军机大臣,主持庆功宴。他们就问你是谁啊?他说我是王杰,他们就大吃一惊,原来是当朝军机大臣。

这就是王杰,他不但文采好,而且治国治家远远超过赵翼。当然,学问可能不如赵翼。

例如:过去大臣死了,这个谥号是很有讲究的。一定是要进士,才能给你一个“文”字。

左宗棠是举人出身,他就感到,为国家建立了这么多功业,以后连这个“文”字都没有拿到,所以他带兵在伊犁打仗的时候,上书慈禧太后说要今年回京参加会试,后来慈禧太后送了他一个进士。再后来,他就成了“左文襄公”。

总的来说考中状元的人总是很有才,有必然也有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首先,你得有才,然后再看机会。

例如清末有位状元张謇的经历就很有意思。他是江苏南通人,是中国近代教育家,是中国第一个办幼儿园、博物馆的人。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里说,他很早就考中举人,但是到40岁还未考上进士,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不想再考,人家叫他去考。

他写得一手好的颜字,得到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赏识,殿试收卷时收考卷的人叫黄思永,看到中间有一个空白处未增字,就好比修正液涂了没写字,另外写到皇上时要用“恩”字且“双抬”,就是要高过其他行列的字两格,他只用了单抬,这位黄先生认识张,知道他是翁太师的门生,就擅自将他改正了。这种事放在雍正、乾隆年间恐怕要生事了,但在晚清就较松了。否则张最多考个三甲,不用想中状元。

后来阅卷时更具戏剧性,当时有个潜规则,8名大臣按座次各挑一人。即排第一名的则挑“状元”,依次而下。当时大臣排列是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翁同龢……。照例说翁只能挑第四。这次翁一定要让张謇作状元,张之万不同意,麟书则说:第一我不争,第二我不让,争吵激烈,这时那位李鸿藻暗中帮翁同龢,加上翁同龢资格也很老,就定了张謇。这里就有偶然因素,但张謇确实也有才,如果没有才华,翁同龢再帮忙也没有用。

还有一个好玩的例子。

1904年的末代状元叫刘春霖。为什么轮到他?也是有原因的。

那一次读卷官呈上的名单,第一名叫朱汝珍,慈禧太后一看就来火了,为什么男人取个女人名?其实她恨珍妃,第二名商衍鎏是广东人,她想到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又不喜欢,结果那年河北大旱,她看到刘春霖名字好,就让他作状元。

刘春霖在其他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他的字好。民国期间常常有清朝旧官吏靠卖字为生。犹太人哈同去世后一周年要办个“点神主牌”仪式,即先在神主牌上写个“王”字,周年时请个有身价的人加一点成“主”,这一点可不要紧,代价不小,当时哈同的遗孀罗迦陵女士租一架小飞机把刘春霖从天津接到上海,那轻轻一点,还给了他4000元银洋。4000大洋什么概念,等于鲁迅当年在北京买四合院十间房子的全部开销。

总的来说,在中国历史上,状元不是十分了不起的阶层,但也决不是愚笨的人,从当年文天祥、张孝祥到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很有才。

1926年,北大一个教授张耀翔,后来是华师大的二级教授,和一个名叫欧阳兰的发生争论,张认为科举考试应该把科举人才“一网打尽”了,遗漏得很少。

后来,他就带学生到故宫博物院,把清代的进士名录查出来。清代三百年共有两万五千名的进士,他把每个人的行状都记录下来,所谓“行状”就是经历,籍贯,成就。

结果查出来,这两万五千人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人才,包括写文章的、书法的、画画的、科学的、管理的。他就对欧说,你给我找找,你列举哪怕百分之一,250人,因为科举而遗漏的有哪些?像蒲松龄这样的,你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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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李节

/美编: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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