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南明，我們常常不願多提，國破家亡的一段血淚史帶給現在的人更多的是不解。漢朝可以和親，唐朝可以賜婚，宋朝可以用歲幣，為什麼中國的封建制度玩了二千多年，到了南明，這套制度就玩不轉了，非亡國不可呢，要知道當時滿族人口才20萬，能上戰場的只有6萬人。
明成祖即位後定都北京，號稱“天子守國門”。主要是為了壓制蒙古殘餘勢力。然而北京城畢竟距離邊境非常近，又無險可守，有明一代，多次遭遇蒙古諸部和後金的圍攻。不過朱棣為了子孫後代計，還創造性地將明王朝的政府機構在南京做了一個ghost備份。是為“兩京制”。“留都”南京完整地保留了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內廷的太監體系，各種職司一應俱全。南京朝廷的官員級別和北京同職官員相同，主要管理南直隸（南京周邊14個府、州，因不設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這裡是明王朝最富庶的地方）的相應事務。
甲申三月二十九，大順軍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明王朝的北京政權覆滅。此後，朱棣為子孫設定的政權備份發揮了關機重啟的作用——政府部門齊備，缺的就是個皇帝而已。
崇禎皇帝
找皇帝這事兒好辦，朱家藩王多得是。一番勾心鬥角之後，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出任監國。這一天恰是吳三桂引多爾袞入北京的同日。半個月後，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為弘光元年。是為南明肇始。
明亡清興六十年，多方勢力攪作一團。南明朝廷建立面臨的形勢非常複雜，對於弘光君臣來說，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確定到底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當時的情況和三國時期有些類似——南明、大順、滿清三足鼎立，作為軍事實力最弱勢的一方，弘光朝廷根本做不到以一敵二，所以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聯虜平寇”，要麼“聯寇平虜”。
然而其實這個兩難問題是不存在的，在弘光君臣的選項里根本沒有“聯寇平虜”——崇禎皇帝用自己的死取消了這個選項。正統的明王朝亡於農民軍之手，無論從道理還是感情上，南明政權都不可能和大順政權攜手抗清。
清軍入關是傾盡家底的，時人記載多爾袞進行了總動員，“男子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但是清軍總共也就十萬餘眾，擊敗李自成佔領北京後，多爾袞對於下一步的戰略頗為遲疑。諸王貝勒也分成兩派，部分人認為滿洲兵將傾巢而出，後方保障未必能支撐戰爭的進展，提議趁著形勢一片大好，應該“大肆屠戮”，搶奪人口財產，然後“留置諸王以鎮燕都”，清軍主力回師瀋陽，或者退保山海關。
然而多爾袞有著明清代際最優秀的戰略眼光，他不同意小富即安的短視做法。因為皇太極曾經說過：“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已經取得的利益，無疑要最大化。但是，佔據並遷都北京之後，應該如何進取，卻不得其法：是進略江淮，還是劃江而治？抑或一同天下？多爾袞心中也並無定數。張怡《謏聞續筆》雲：清軍進入北京後為崇禎帝舉哀三日，隨即令漢族官民剃髮改制。“剃髮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髮，不得歸。遠近聞風驚畏，非一統之策也。’九王（即多爾袞）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
多爾袞猶疑的機會主義態度，給弘光朝廷造成了錯覺。執政的史可法、馬士英輩提出了“聯虜平寇”的戰略方針。面對亙古未有的複雜局面，這些讀書人不免要向古人尋求智慧。所以《資治通鑑》是史書，也是施政參考書。
史可法的幕僚姚康曾經寫過一本書，名為《太白劍》。這本書的內容乃就《新唐書·黃巢傳》逐段評論，為執政者出謀劃策，指出唐末剿滅黃巢並非只靠自家兵將，引入沙陀人李克用方才克功。書名《太白劍》，乃是依據“黃石（公）之書亡秦，太白之劍亡巢”的說法。
清軍戰鬥力強悍，數十年間無數次擊敗明軍。所以當李自成羽翼漸豐，已有朝臣邊將試圖借清軍剿滅農民軍的設想。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大學士的時候，意圖改變兩面受敵的狀態，向朝廷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不過當時他並未想“借剿”，而是意欲通過厚給財帛，開展互市這種方式和滿清達成和平協議，從而集中精力撲滅農民軍。再回過頭來對付關外的敵人。
《李自成進北京》 伍必端、陸鴻年 繪
崇禎活著的時候不是沒考慮和滿清議和的問題，明清之間也並非沒有達成和平之可能。松錦之戰大敗，明朝遼東野戰軍基本全軍覆沒。崇禎暗中派兵部尚書陳新甲嘗試與清方議和，孰料陳新甲大意洩密，引得朝廷譁然。一向剛愎自用的崇禎就把責任往陳新甲頭上一推，將其斬首棄市。遼東和議之事，自此杜絕了可能性。事實上，這也是斷送明朝江山的一個戰略上的大失誤。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擊敗李自成佔領北京。弘光朝廷初立，對於當時形勢並不十分清楚。還以為吳三桂當真借清兵為崇禎報仇，君臣一片歡騰。甲申五月二十八，朱由崧下旨加封吳三桂為薊國公，並“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沒過幾天，史可法上書稱：“近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雲假虜以破賊，或雲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
此時天下大亂，清軍只佔領了京畿附近，主要進軍方向是向西追擊農民軍。山東河南至江淮大片土地頓成勢力真空區。在“聯虜平寇”的錯誤戰略指導下，南明朝廷唯恐刺激清軍，畏縮不前，並不敢派軍隊北上填補這片空白。
六月間，多爾袞發佈文告說：“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諮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此惇睦鄰之義。”
多爾袞這篇新聞通稿大有講究，看起來像是想給南明朝廷吃顆定心丸，因為他明確表示要“通和講好”，要與江左的南明政權實現“睦鄰”友好關係云云。不過多爾袞還是不忘恐嚇戰戰兢兢的南明君臣，在同一篇文告裡他又說，如果江左政權不聽話或者陽奉陰違，滿洲大兵就將揮軍南下，“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
弘光朝廷也不乏有識之士，七月上旬，朝廷召集群臣討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絡事宜。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就明確表示反對，他在給朱由崧的奏章中指出，朝廷大佬們只看到“唐人用回紇之師”平定安史之亂的成功經驗，但唐“聯虜平寇”的成功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如果自身實力不過硬，只想著借異族之力，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反面教材——“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
這種清醒之言，根本入不了弘光朝廷主政者的耳朵，他們滿腦子還是“聯虜平寇”的幻想。妄圖以卑辭厚幣求得偏安的局面。然而隨著農民軍的潰敗，以及降清漢官的謀劃，多爾袞已經改變了對南明政權的態度。
七月二十八，多爾袞致書史可法，先是聲言北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徵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復恐嚇南明朝廷取消帝號投降，如果不從，就要拉著大順軍一起出兵：“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
多爾袞可不是說著玩兒的。弘光元年，清軍在擊潰李自成之後，分三路進攻南明。數月間，便下諸州縣，弘光皇帝匆忙出逃至蕪湖投奔黃得功，結果黃得功部下兵將密謀降清，綁縛了弘光帝獻給多鐸。後押往北京，翌年被清軍處死。時年四十歲。
朱由崧出逃，《多鐸得勝圖》（局部）
所謂聯虜平寇，卻變成弘光朝廷引火自焚的導火索，至此成為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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