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負重命 七進營口
作者 高文浩
1947年秋，我到營口縣公安局找事做。公安局局長馬洪權是我叔伯妹夫，知道我的出身和為人，就把我留下來了。當時馬洪權從遼南行署公安處接受任務，打算派人去營口與王家善和五十八師聯繫。他領我見石迪，石迪的意見是派我到五十八師當兵，蒐集市內國民黨的情況。我沒同意，說王家善手下的戴逢源團長和軍需副官沈錫品是我親戚，我可以去營口走兩趟，看看形勢。石迪和馬洪權批准了，拿出10萬元流通券，作為進城活動的經費。
第一次到營口後，先找沈錫良、沈錫品兄弟倆。他們說：“家裡生活有困難，你就在這住著吧。”我說，想做點買賣，帶些東西回去。沈錫良問我買啥，我說買點布。他們哥倆給我辦妥了。
回到大石橋之後，石迪又讓我去蓋平縣趕馬河找王殿忠的侄兒王振環。王振環有病臥床，不能出門。我問石迪，找他辦什麼事？石迪說，想叫王殿忠轉一封信給王家善。我說，這件事可以找五十八師三團戴團長。
我再去營口，但沒帶信。見到沈錫良，閒談中沈對我說：“戴團長請慄瞎子算命，我也算了，說正月能跟媽媽見面。”我說，你想見姑母不難，我設法給送來。回大石橋，跟石迪、馬洪權一講，石迪說行。他給蓋平縣公安局長朱伯章寫了封信，叫我拿信去找朱局長。朱局長又給在湯池區工作的縣委宣傳部張部長寫了一封信，交我帶著，同時打電話給湯池區區委書記李希聖，問張部長在哪個屯。我到湯池以後，李希聖書記讓我到周家去找張部長。
張部長正在召集農會會議，我讓守衛進去轉達來意，回話說暫不見。這時李希聖趕到了，把張部長請到外面說明情況。張部長進會場找出黃泥屯農會會長，讓他領我們去接老沈家家屬。當天晚上，黃泥屯村長派車伕“張好手”把我和老沈家9口人一起送到大石橋。
第二天，我告訴老沈家，要送他們去營口團聚，順便帶一封信。我姑母（即沈錫良的母親）害怕出事，不願意去。沈錫良的妻子和孩子要留下來照顧老人。沈錫品的妻子徐萍願領3個孩子去營口，並同意帶信。徐萍說，信可以藏在她梳的“香蕉髻”裡。石迪說不行，你們看“三國”，沒見到頭髮裡帶密信犯事了嗎？最後商定，把信縫在表弟妹徐萍的棉襖領子裡。營口縣公安局派人押車，送我們到老邊，然後我們棄車步行奔營口。
當天正有戰事，先到東卡子門，一律不放行。表弟妹懷抱一個最小的有病孩子，我對守卡子門的軍警說：這是三團沈軍需的家屬，孩子有病，要死了，來市裡治一治。哨卡帶班的往三團掛電話，戴團長讓沈錫品坐他的車子到東卡子門，把我們接進城裡。
這天晚上，我們住在“公積久”藥房，戴團長的夫人來探望表弟妹。她說：“團長犯愁了，他兄弟在大石橋死了，弟媳不知流落何處，想請高兄弟幫忙找一找，送到營口來。”我答應說可以。
我同沈氏兄弟商量交信的事。沈錫品說：“先找張志興，張住戴逢源對面屋，能說上話。”找到張志興，他同意幫忙，和沈錫品一起見戴逢源交信。沈錫良留在我身邊，以防不測好送我出城。戴逢源看到信之後說：“晚上我招待高家親戚，你們都來做陪。”張志興轉告我，團長沒有惡意，想讓你辦點事。
晚上9點鐘，戴團長從五臺子查崗回來，我們都到他家去了。他住的地方離“公積久”藥房不遠，樓上有交警第三總隊軍官家屬。戴團長把我拉到外面，在一座破樓底下嘮扯。他說：“這封信沒寫什麼，只談到潘朔端起義，現在仍然是師長。跟共產黨走，決不歧視。”我看到信是用美濃紙寫的，四、五行字，落款石迪。戴逢源接著說：“王家善是師長，就等於我是師長。他自己也承認，五十八師的家得老戴頭當。”我告訴戴逢源，最遲一週內我得返回去，那邊要聽信。戴說：“你訪一訪我的副官張海濤在幹什麼，找到他就好辦了。叫張海濤的人不少，我說的這個張海濤有標記。他有一枚印章，是銀質的，上面帶個獅子頭，刻有‘戴元八月十五日贈’字樣。那是他給我祝壽時，我送給他的。”
回到大石橋，我把上面情況向石迪、馬洪權彙報了，張海濤也在場。以前只知道他姓張，但不知道他就是張海濤。石迪說：“此人就是戴逢源要找的副官張海濤。”隨即，張海濤拿出印章給我看了。石迪告訴我，明天再去營口，把老沈家留住大石橋的家屬全送去。
臨行，我在一張東北流通券的背面蓋上了張海濤的印記，夾在一捆票子的中間，進城後，交給戴逢源看了。戴說：“正是他。”接著告訴我，今天不要走，可以到楞嚴寺玩玩。晚上戴逢源說，要派個人跟我一起去大石橋。
這個人叫班海，挺老成，好喝酒，穿一件皮襖。到大石橋後，同我住在一起。他想和張海濤見見面，識別真假，張海濤和他見了面，還嘮了一些情況。
第二天，我陪班海返回營口，戴逢源讓我住幾天。到正月十幾了（具體哪天記不清），戴逢源告訴我到王文祥家，有任務，派人和你去大石橋。我到了王文祥家，沈錫良、班海、劉鳳卓也先後到來。我們幾個人商量，化裝成行商。沈錫良趕大車，拉一桶煤油，桶是紅色的，遠遠一望挺顯眼。王文祥坐車前部中間，劉鳳卓坐外轅，我坐后里轅，班海坐外轅。出發時大約後半夜3點來鍾，到憲兵隊門前被截住糾纏了一陣，過東卡子門天就放亮了。走到老邊以東，解放軍偵察連一個姓牛的排長帶幾個人喊我們站住。我拿出營口縣公安局的證明，他說：“這不頂用，你們不像做買賣的。”然後把王文祥、劉鳳卓、班海帶走了。我叫沈錫良趕車快走，途中遇到營口縣公安局張國林和一位姓楊的偵察員前來接應。我把路上發生的情況向他們一講，他倆跑步到老邊區政府打聽消息，得知有幾個人往北走了。
我們急速趕到大石橋，石迪和一些人正站在鎮內一座橋上等候。他對我說：“吳司令來了，要見見你。”吳司令住“衛生福”藥店。剛進門，遼南軍區一位鄒科長說：“汽車備好了，咱們去追吧。”我也跟他們一起上了汽車，車上還有十幾名武裝戰士。車出大石橋不遠，遇敵機轟炸。趕到老邊，又遇敵機轟炸。從老邊向北走不遠，遇到二○七團，團長說：“有3個被押送的人，要交給我們團，我沒接收。”這時已是傍晚，到鄭屯，橋壞了，我們只好返回大石橋。
吳司令迎出來，說劉鳳卓他們已經來了。當晚雙方舉行會談，第二天用汽車把王文祥、劉鳳卓送回營口了。
自1947年秋後到1948年2月25日（正月十六）王家善起義，我7次往返營口，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大石橋會談第二天，石迪對我說：“你休息幾天吧，回家看看也行。等聽到營口太平無事再進城。”我回家呆了兩三天，就到營口市公安局工作，5月末退職回原籍了。
高文浩 解放後在蓋州高屯鎮高屯村務農，過著簡樸、清貧的生活，從未向別人講述自己的功勞。病逝於1998年，終年75歲。
本文選自《營口春秋》“駐營口國民黨暫編五十八師起義70週年”紀念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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