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閱讀中，遇到兩個有趣的人。
他們的人生，讓我在不惑之年擰著眉頭，再次思考起人生這個嚴肅的話題。
這兩個人，一是北宋的詩僧道潛，一是被我們稱為“驢友”祖師爺的明朝旅行家徐霞客。
道潛，最初與秦觀友好，一次聚會中，遇杭州刺史蘇軾。道潛席上賦詩，揮筆而就，蘇軾甚愛之，認為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不相上下。二人遂交往甚篤，唱和往還，結為忘形之交。
之後，東坡任徐州，道潛追隨到徐州；東坡赴湖州，他就到湖州。東坡遭“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他不遠千里又赴黃州。後來東坡再起，知杭州，道潛自然又赴杭州。東坡自杭調京，卻又遭貶至海南島。道潛二話不說，又要從杭州轉海南相訪，東坡覺得自己可能有去無回，死活不同意他來，作書勸止才作罷。
不久，道潛受牽連，被革除僧籍，受到僧人最重的懲罰。一番坎坷後，東坡召回，中途至常州而逝，道潛作悼詩數首。蘇軾移葬汝州小峨眉山，道潛專程去悼念，又作悼詩數首。
這個本是棄絕了七情六慾的方外之人，心如此誠，情如此厚，厚到“一世追隨”的境界。
徐霞客呢，34年間，遊歷了21個省，56年的生命，大半在路上。他不避風霜雨雪，不懼豺狼虎豹，三次遇盜，數次絕糧，幾次險些喪命......
最後一次出行時，年事已高，朋友勸他：“路途遙遠，兇險難測，何苦以身犯險？”
徐霞客笑道：“我隨身帶鐵鍬，死便埋我。”
朋友說：“天地何用，不能席被；風月何用，不能飲食。你遊歷天下，有何意義？”
徐霞客望向遠方，輕輕說：“我喜歡。”
《徐霞客遊記》開篇寫寧海天台山，“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情感與山光合而為一，人如春天的喜悅之樹，自在自得。
後來，徐霞客歷三年跋涉抵達麗江、騰衝一帶。在那裡，他雙足重疾，再也走不動了。雲南地方官敬重其勇氣，派車馬把他送回故鄉江蘇江陰。不久，霞客長逝。
我細細摩挲二人生平，陷入的是現代人思考的窠臼：他們這一生，都做了什麼？有什麼價值？他們知道自己這麼做的意義嗎？
譬如，道潛追隨友人，遊山玩水，膩在一起，虛度光陰；徐霞客呢，雖有一部遊記傳世，可他生前文字並不為人知。也就是說，支撐他們一生遊蕩的，肯定不是現世功利。
立心，賦予人生意義。
從道潛所信奉的佛教來看，世界一切皆虛妄；生命，縱百年煌煌，終難逃寂滅。而他在虛妄的人生裡，不執著於虛妄；像拂去泉水錶層的草末般，他拂去虛妄，直抵性情本質。徐霞客呢，他那個年代，男人立身，講的是功名利祿，最不濟也要文動天下；他卻別開一條蹊徑，要走獨屬自己的人生。
他們的人生，不是被框架的模板，而是精神性的線條，令人長久回味。
從一開始思考人生，意義與價值便成為我們最為糾結的事情。它們是藤和樹的纏繞，使我們常常混淆主幹和蔓葉的關係。我們衡量價值，又總會依據它與功名的距離，與財富的距離。
我們是空心人，功利而現實，我們忽視了心靈，沒有靈魂。
當然，兩位古人不是範本，我們毋須模仿與炒作。我陷入深思，是因為他們的所為，彰顯了我們眼裡的價值、俗氣、淺薄、功利化。而他們，呈現的是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穿越時間，神性存在，成為自己。
我想起一位國學家的論斷：什麼是最可怕的文化？就是隻講效率功利、不計其他的工具文化。什麼樣的民族沒有未來？就是隻講效率、只講利害、只講功利、以成敗論英雄的民族！
我的頭上，汗水涔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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