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羅漢
翻譯：馮立君、葛玉梅
武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她的一生堪稱傳奇，充滿了戲劇性、謀殺、陰謀、謎題、欺騙、情愛以及瘋狂，令人不可思議卻又引人入勝。美國著名漢學家羅漢利用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正史及其他史料文獻，追溯武曌一生錯綜複雜的軌跡。在還原真實的、而非被神化或詆譭的武曌的同時，《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18年3月出版）一書對於瞭解古代中國的朝廷、社會、兩性關係的性質，以及禮制、象徵和美學在皇權政治中的作用至關重要。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武曌的偉大之處並非僅在於她是中國五千年曆史中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精通修辭和政治宣傳，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傳統治國之術的本質。她在語言方面的精湛技能表明傳統並非一成不變、神聖不可侵犯，而是具有可塑性的。她在發展東亞佛教方面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熱心地資助佛教事業，促進了禪宗和華嚴宗的發展。她大力支持文化事業，在其統治期間，文學和藝術在這個廣闊的世界性帝國中得以繁榮發展。
有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武曌本質上仍然依賴傳統的家長式統治模式。陳弱水（Chen Jo-shui）認為主張男女平等的武曌，“不僅未能成功使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反而再次證實女人的合法領域就是家中”。謝慧賢（Jennifer Jay）評論稱，武曌的政治生涯證明“女主當政並不能說明女性佔據了主導地位，或形成了母系繼嗣與子女從母居的制度”。即便如此，武曌仍努力提高婦女的整體地位：在盛大的帝國典禮中，她帶著女子一起參加；對於那些在守衛邊疆的戰爭中做出卓越貢獻的女子，她也予以加封；同時，她還讓有才華的女子，如上官婉兒等參與朝政。公元674年，她下令稱，為母親服喪應與為父親服喪期限等同，這一先例也一直為後世遵循。雖然她並未確立女子參與朝政的持久慣例，但是她明顯拓展了儒家的傳統，為女子運用政治權力創造了廣闊的空間。武曌一直努力改變、拓展、重組這種傳統模式，甚至在必要的時候用她的智慧去規避它。
武曌被廢及去世之後，朝廷依然由女子掌控。內宮成了一個陰謀交織之地，韋皇后、上官婉兒和武三思組成了軟弱皇帝李顯背後的智囊團。李唐皇室和武氏家族的兩位首領李顯和武三思分享的並非只有政權：武三思與韋后和上官婉兒之間均存在不當的性關係。上官婉兒是李顯寵愛的妃嬪、武曌早前的貼身秘書，具有非凡的才能。朝中大臣本以為將武曌廢黜後，朝廷的政權會從內宮轉到外朝，但是內宮中暗箱集團攬權專斷的情形持續了很多年，這令朝臣們非常憎惡。在武曌之後，很多強勢的女子也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力。武曌的女兒太平公主一直參與政事。武曌的孫女安樂公主哄騙她的父皇李顯為她授予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頭銜——皇太女。在武曌死後，這些女子競相爭奪顯赫的政治權威，這充分證明了武曌非凡事業的成功。雖然她們野心勃勃、精心謀劃，但是這些女子均缺乏武曌的剛毅、決心、智慧、聰穎、語言天賦、好運。後世出了一些非常有名的皇太后，比如清朝（公元1644~1911年）末年的慈禧，但是再也沒人成為中國的女皇。
但與此同時，武曌的統治導致儒家的內在家長制思想迅速膨脹，並在後世逐漸發展成對女性正式出現在公共和政治領域的完全反對。中亞草原文化的影響曾幫助塑造了唐初的開放社會及自信勇敢的女子形象，但到公元8世紀初，這種文化已不再盛行。武曌欣賞的政治家狄仁傑持有的保守態度變得更加普遍與流行，他認為讓勞苦大眾去守衛貧瘠的邊疆只會使他們無法專注於最基本的農業生產。北部和西部邊陲的其他民族，也就是那些在唐太宗的提議下曾經與漢人地位“平等”的民族，再次被輕蔑地稱為“蠻夷”，被中原人用懷疑、排斥的眼神看待。佛教是唐初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到唐末它重新被歸為外教。
在很大程度上，後人在評論武曌時提及的多是她統治時期的種種負面影響。公元9世紀，在晚唐的一個年幼的皇帝嗣位後，有一些大臣建議郭太后處理朝政，代替年幼的皇帝做決定。她感到非常驚訝，嚴厲拒絕，並且非常生氣地說：“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
同樣，在儒家的歷史敘述中，武曌也被塑造為一個負面形象。長期以來，儒家歷史一直將她界定為一個女性反面角色，理想的男性統治者都是非常孝順的，而她卻是一個弒君者；男性統治者是非常善良、正直的，而她卻墮落、淫蕩；男性統治者都是非常低調的，而她卻不停地自吹自擂。簡言之，這些歷史學家有意識地將武曌妖魔化。在編撰於唐朝之後衰弱混沌的五代時期（公元907~960年）的《舊唐書》中，儒家歷史學家劉昫對武曌的統治給出了非常辛辣的評價：“英才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扼腕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讒，古稱其毒；人彘之酷，世以為冤。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菹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婦之恆態也。”武曌被描述成一位暴力、放蕩的君主，一個政治混亂的象徵。她統治的朝廷成了一個充滿誹謗和酷刑的場所。
然而，也不能說儒家歷史學家的評判都是不公正的。在這些謾罵和誹謗中，也能發現一些對她統治成就的讚賞。同樣在《舊唐書》中，劉昫在對武曌統治的最終評價中說：“然猶泛延讜議，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時憲而抑倖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北宋（公元960~1125年）時期所修的《新唐書》中，能言善辯的著名文學巨匠、史學家歐陽修對武曌的評價十分奇特：“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兇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兇，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倖免者也。”《新唐書》本紀第四，則天皇后中宗。儘管儒家歷史學家慣於用說教的口吻讚揚美德、譴責不道德的行為，但歐陽修非常清楚，一定有像武曌一樣的“倖免者”可以免於上天的懲罰、安享榮華。在此，他以非常有說服力的語言昇華了“上天揚善懲惡”這一觀點，但這個過於淺顯簡化的儒家理念不能完全解釋歷史的複雜性。
與劉昫一樣，歐陽修沒有完全否定武曌。在《新唐書·后妃傳》中，他將武曌與她詭計多端的兒媳韋氏進行了比較：
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
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己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
韋氏乘夫，淫蒸於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
簡言之，歐陽修將韋后不計後果的縱慾和聲名狼藉的不善政務，與武曌超強的政治能力、集權手段以及對權力體制的深刻理解進行了對比。
在《資治通鑑》中，北宋歷史學家司馬光在政務處理方面對武曌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210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考慮到這些無比厭惡武曌當權的儒家士人都能違反本性不情不願地讚賞武曌，武曌的政治能力和絕佳的管理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儒家士人對武曌的詆譭也是非常明顯的。成書於宋代的《唐會要》經常用公元684年李顯統治時期的年號來指稱武曌的統治時期。這種明顯的篡改年號的行為似乎旨在說明這位女皇從來就沒有當過皇帝。在《資治通鑑》與兩唐書中，雖然武曌曾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並且當了女皇，但對她的稱呼仍是“皇太后”或“武后”，故意暗示武曌的政治權力從未獲得正統性。
後續的一些儒家歷史學家，如南宋（公元1127~1279年）的袁樞將這段時期稱為“武韋之禍”，將武曌刻畫成負面形象：她是儒家女性的反面角色，是無情、非法的篡權者。中國後續的官方文字資料也以一種相似的方式繼續描繪武曌。明代小說《如意君傳》用非常辛辣的語言描述武曌：“則天武后強暴無紀，荒淫日盛”。
2同樣，在現代的中西方學者中，也有一些人將武曌描繪成一個好色的女魔頭，說其助長了腐敗和奢靡之風。林語堂犀利地批判了武曌的政治生涯，寫道：“後心腸硬，狡詐刁滑，野心勃勃，狠毒殘忍，而且妄自尊大。”211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其近期的作品中稱武曌為“放蕩者”和“篡位者”，一個“依靠烏合之眾、奴才、太監、聲名狼藉的僧侶和商人”進行統治的蠱惑人心的政客。
但是還有一些現代歷史學家以一種寬宏大量且讚許的語言描述武曌。費子智（C.P.Fitzgerald）的傳記稱武曌使中國“比以往更加強大、統一和富有”。中國歷史學家吳楓也持相似的觀點，他在傳記中總結稱：
女皇執政的五十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為興旺發達的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人口顯著增長，經濟較為發展，文化得到發揚。同時，這個時期的民族關係總體上是正常的，國家是統一的，邊疆形勢基本穩定。它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國力未墜，人心穩定。
這類評價更加中肯。根據多數的客觀標準評判，武曌的統治還是極其成功的。她取得的經濟和文化成就可以與唐朝最優秀的統治者相媲美。同時在她統治時期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公元684年的揚州叛亂和688年的王公叛亂均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武曌管控著唐帝國的大片疆土，重新控制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四鎮，逼退了強大的突厥可汗默啜的進犯，還促進了商業和經濟的發展。在她統治時期內，人口快速增長，從652年的380萬戶增長到705年的615萬戶（人口約3100萬）。這種增長反映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
作為一個非常崇尚知識和文化的人，武曌資助了大量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事業。她的朝廷擁有很多才華橫溢的文學大家和詩人，如宋之問、李嶠、陳子昂等。佛教畫家尉遲乙僧為武曌設計了壁畫。著名的書法家留下了眾多華麗、高雅的石刻。武曌用宏大的建築工程來證明她的皇權。帶著火珠的天樞巍然屹立，所有人站在天津橋上都能一睹它的風采。她的明堂是洛陽最高的建築。在龍門、四川和敦煌有很多不朽的佛教雕刻，這些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的藝術作品宣示了她的至高君權。她還命人在嵩山的山坡上為道教仙人建造了宮殿。
3武曌這位女性統治者的不朽傳奇已經刻在了乾陵群山間的石頭上，乾陵是她和高宗共同埋葬的地方。梁山的輪廓經過自然和人為的雕飾，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仰臥女子的形象，武曌的肉體遺骸就在山下。
或許對於武曌來說，最適合的紀念碑就是立在乾陵神道上的無字碑。關於這個20英尺高的白板的含義，有眾多不同的解釋。有些人認為武曌下令留下無字碑，是有意大膽地宣稱：蒼白的語言不足以描述她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生涯。也有一種解釋認為碑的空白是武曌提出的最後挑戰，反對後人在上面記錄他們的歷史評判。還有人稱無字碑是由她的繼承人，也就是她的兒子李顯在武曌死後所立。持這種觀點的人解釋，李顯覺得在武曌的碑文上將她稱為大周皇帝並不合適，同時他又無法忽視過去的數十年時光而僅僅稱她為皇后，因此，他直接做出讓步，豎了一尊無字碑。還有人稱，李顯立無字碑只是為了與記錄了高宗政治和軍事功業的述聖紀碑保持對稱。
她的碑上並非一直空白，幾個世紀以來，宋、元、明的君主均在碑石頂部的螭首之下題刻他們的評論。然而無字碑這個名字一直保持不變，留給人們無盡的想象空間。它使歷史學家給她妄加的標籤顯得蒼白無力，堅決反對任何試圖定義她的行為。它雖然空白，卻蘊含著無盡的意義，使有色和無色交匯、緣起和寂滅相接，在明顯的矛盾之中顯露調和。在某種程度上，為無字碑貼上標籤或者賦予某種意義，可能反映了人類對未知和無法解釋的東西的一種原始恐懼。人們希望通過賦予名目或含義來為神秘之物釐定界限。然而這往往適得其反。一個人說空白代表了虛無，另一個人說它代表純潔，第三個人說它代表一種禮節性的謙卑，第四個人說它是天神的臉。這種空白可以擁有以上所有屬性，這種試圖限定和定義空白的行為反而使它更具力量和意義。
然而，人們恰恰可以以武曌無字碑上的空白為開始，瞭解她權力的實質。這種空白使她接納了她所處時代的三種主要意識形態——儒、釋、道。她的統治以意識形態上的寬容著稱，這種不過分苛求的精神平息了她廣闊帝國中的宗教衝突和社會動盪。她根據自己的政治需求，支持並涵養了不同的意識形態，主導它們的興衰與成敗。因此，一切都包含在她廣闊的帝國中，包含在她自身當中。武曌知道，如果她對自己做出定義，那麼她在行使權力時就會受到限制。例如，如果她僅僅將自己界定為一名佛教君主或者一位儒家的君王，那麼她就一定會疏遠其他具有影響力的教派。
相比於具有限制性的名，這種空白可以使武曌同時擁有多樣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形式，可以使她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執政者，管理這個多重倫理、多宗派、擁有複雜社會關係的帝國。協調不同派別的支持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她的朝廷中包含著大量出身卑微的或來自新興家族的官員，她在任用這些官員的時候，必須努力做到不完全疏遠地位穩固的舊門閥。當她提拔諂媚者的時候，就會有勸諫書同時呈上；當她處決受到誣告之人的時候，誣告者往往也會被很快處理。施行嚴刑拷打之後，她還需要巧妙地使用寬厚仁慈的語言加以粉飾。
這種不定性、這種空白使得武曌抓住了權力。她是佛教徒，她是道教徒，她也是儒家弟子。她是中原的漢人，她也是中亞草原的遊牧民。她是寬容和仁慈的化身，同時她也是一個冷血的殺手，她的殘忍無情無人能敵。她是上天完美韻律的化身，她同樣是一種無常的力量。她是一個妻子、一個漂亮的女人、一個哺育孩子的母親。她生下來就帶有男子的氣質。她沒有性別。她是一位聖人。她是一個精明的政客，經過三十多年“垂簾聽政”之後，對朝廷事物非常熟悉，對整個帝國的情況也瞭如指掌，因此開始了公開的正式統治。她成了萬千民眾共同倚仗的力量之源，她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
閱讀更多 歷史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