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崔永元耿耿於懷的也許只是《手機》而已，但在其曝光“陰陽合同”後引發了影視行業猛烈的連鎖反應。
國家稅務總局、當地地稅密切跟進。人民日報微博評論稱：“不能讓‘陰陽合同’淪為潛規則。不管名氣再大、粉絲再多，人脈再廣，誰都不能享受法外特權。”《檢察日報》撰文稱，對於明星“陰陽合同”，稅務機關的調查要順藤摸瓜、拔出蘿蔔帶出泥。“要讓公眾知道，到底哪些‘大腕’涉身其中。”
“如果《手機2》改名《朋友圈》，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但事實是崔永元用“闖入者”的姿態影響了當今的影視行業。
崔永元總是敢說敢言
《手機2》開拍的消息放出，看著馮小剛、范冰冰、劉震雲的合影，崔永元壓不住火了。有人問他：“是不是你想蹭他們的知名度？”崔永元反問：“我有那麼噁心嗎？”再說了，“我想對孩子們說，你可以回去問問你爸爸你媽媽，你爺爺和奶奶，你崔叔當時有多紅？”
當年“崔叔”還叫“小崔”，他真的很紅。1996年，崔永元在《實話實說》嶄露頭角，這是央視新聞評論部推出的一個新欄目，開創了國內電視節目“脫口秀”的先河。而談話節目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就在於主持人崔永元睿智、幽默、平和的形象走進了大眾的心。
印象中，崔永元是溫和的知識分子。但他對自己、對外界其實有一種近乎偏執與苛刻的理念。在被抑鬱症、重度失眠困擾的時候，他一袋一袋地吃中藥、吃西藥。在2005年接受《南方人物週刊》專訪時，他給自己開的處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丟了，我的病就好了。”
敢說敢言，是他從《實話實說》奠定的形象基礎，此後他策劃的新欄目《小崔說事》《電影傳奇》《我的抗戰》等都飽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還“好管閒事”，十多年前作為央視名嘴時，就蒐集拍攝口述歷史、開始鄉村教師培訓項目。
當這樣的人站出來說“陰陽合同”時，公眾的反映就像崔永元的性格一樣一分為二，一派人覺得他是為社會的良知與正義，勇於拍案而起；另一派覺得他“逮誰撕誰”“狂轟濫炸”，讓人受不了。
一次又一次“拍案而起”
崔永元已經不是第一次拍案而起了。《手機》可謂開了一個頭。
馮小剛執導的《手機》，以5000多萬元的票房位居2003年國產片票房冠軍，崔永元當時猛烈批評。《手機》本身的劇情，崔永元覺得電影在美化婚外情，不應該存在於尚未分級的公眾電影院中。而從《手機》男主角嚴守一身上，能看到崔永元抑鬱、丟工作的形象，還添加了一段婚外情的劇情。這讓崔永元出離憤怒，畢竟他曾毫無保留地告訴馮小剛他在工作中的苦惱，沒想到電影出來是這樣的。
“手機”事件一年後，他痛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在崔永元看來，公共電視臺是公共資源，是事業而不是生意，不該趨附於商業邏輯，他對《超級女聲》持有異議，“什麼叫公共電視臺？什麼叫商業電視臺？目前中國所有電視都是公共電視臺，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看。《超級女聲》的那些評委對選手的評價是，‘你多看兩眼就會愛上她’。怎麼能在大庭廣眾下說這樣的話，小孩看到了會怎麼想？”
“下次我就揭行業黑幕：一個電視節目是怎麼做出來的！一部電影的票房是怎麼統計出來的！我都有數據和證據。”這是2005年崔永元的話。
2013年崔永元徹底離開央視，全心全意投入到反對轉基因食品領域，在與方舟子曠日持久、火藥味濃烈的“對戰”中，崔永元一條道走到黑的頑石性格彰顯無疑。“我永遠會堅持。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會堅持。”“有人出兩億要我對轉基因食物保持沉默，我死也不答應。”
到了眼下的《手機2》，崔永元果然揭露了行業黑幕。雖然他的出發點只是不滿劉震雲跟他明明說了《手機2》改名《朋友圈》，但卻實際並未改名。但崔永元以“一抽屜的‘陰陽合同’”將明星片酬可能存在的偷稅漏稅問題公之於眾。
崔永元的“局外人攪局”，讓一個關乎公共利益的法律事件，被媒體廣泛討論、被主管部門高度重視，甚至對當下我國的影視行業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每日經濟新聞
閱讀更多 每日經濟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