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國際）金融危機，如今轉眼已10年。這一場危機也被稱為次貸危機、信用危機、金融海嘯或華爾街海嘯等。
人們一般認為，早在2007年關於危機的徵兆就已浮現。是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破產，暴露了次級抵押債券的風險，儘管隨後美聯儲作出反應，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維持，但到了次年8月，美國房貸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股價暴跌。圖為金融漫畫（來自網絡）。
當年，危機迅速從美國擴展到全球，日本、歐盟等經濟體都陷入衰退，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也出現減緩。此間中國亦受其影響，經濟增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大批農民工返鄉，成為當年“四萬億計劃”的根本背景。
至於這一場危機何以發生，從人的貪婪，到政府監管不力、信用評級欺詐等，都成為被討伐的因素。極端者甚至由此徹底否定市場經濟。然而，對於經濟學家們來說，他們面臨的第一重挑戰或“羞辱”是其致力於研究經濟運行，卻完全無法預測危機的到來。這約等於宣告主流經濟學的失敗。
經濟學作為現代知識的一個重要分支，為什麼在市場秩序產生變動的時刻，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喪失了最基本的判斷之力？
這大概是一個知識問題，甚至首先還是一個認識論問題。2016年12月31日，書評君在《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寧折不彎的誠實》系列文章中採訪《米塞斯大傳》作者許爾斯曼（Guido Hülsmann），他描述了一個現象，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曾經一度較為邊緣、冷戰結束後漸被重視的米塞斯突然更受歡迎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主張人的行為是複雜的，是有自由意志的，因而是難以計算和計劃的。
今天，書評君刊出的整合文章，來自一位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的經濟學家。他在《理論的終結：金融危機、經濟學的失敗與人際互動的勝利》中也對2008年金融危機作了一種認識論的判斷。在他看來，“層展”現象、非“遍歷性”、“根本不確定性”及計算不可化約性等四種因素，直接決定了人的行為的複雜性；主流經濟學如果對其認定的經濟假設過於自信，不承認這一複雜性，將可能繼續失敗。
退一步而言，其實通過數學建模來認識世界是一種知識發展，人之複雜，或所謂人性，往往建模難度太大，不計入方程。反對數學計算未必就完全正確。然而，回到真實世界，而非停留於黑板經濟學，
這些挑戰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時刻提醒經濟學家需要尊重“人之為人”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複雜性。
作者 | 理查德·布克斯塔伯
2008年9月15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當天，雷曼兄弟宣佈破產，美林被收購，美國國際集團評級面臨調降，華爾街金融版圖鉅變震動市場，紐約股市遭遇恐慌性拋售。道瓊斯指數重挫逾500點，標準普爾下跌近5％，創“9·11”恐怖襲擊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層展”現象：可疑之事
遮陽傘上的白緞帶點綴著點點彩色，抵禦著沙漠熾熱的陽光。這標誌著穆斯林朝覲者擁擠的人流從米納（Mina）的帳篷城出發，湧向幾英里外的聖城麥加（Mecca）。接著，在兩條狹窄街道的十字路口，人群困住了，人流騷亂了起來，一大群朝聖者絆倒在地，被洶湧的人流踩了過去。只有等到這個地方清場後，才會發現顯然這裡有過一場大災難，地上躺著成片的白袍人，2400多人喪生。
2015年踩踏事件只是其中一例。
1990年，在通往賈馬拉特的人行隧道里發生了踩踏事故，1426人死亡。1994年，賈馬拉特儀式發生兩起踩踏事故，500餘人死亡；1998年，在通往賈馬拉特的橋上，120人死亡；2006年，在通往賈馬拉特橋的一個匝道上發生踩踏事故，350人死亡。
在事故中倖存下來的人說，他們就像被釘在了地板上，一大群逃跑的人從他們身上踩過。人們爬到別人身上，只為能喘口氣。如果一個人絆倒了，就會有八方壓力強推其他人踩到他的身上。人群中的個人往前走的時候，只注意到身邊的人，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最後可能會一路雪崩過去，蔓延到整個人群。
這種踩踏的學名叫作“層展現象（或‘湧現現象’）”。個體行為的整體效果不同於個體行為時，就有了層展現象，系統的行為和組成這個系統的代理人的行為不一樣。小溪盪漾、雲團積聚，在大自然裡，層展現象是自然而然的。在社會互動裡，儘管我們有多種控制機制來避免毀滅性的層展，層展現象還是很常見。
現代城市，早期控制交通秩序的信號燈。
再來看基於相同動態但能體現出協調的東西：紅燈一變綠，在各個街角擠作一團的人群就開始橫過馬路，人們組成了小溪般的人流，有的走這邊，有的走那邊，互相之間沒有碰撞。他們憑直覺遵循的規則很簡單，和那群魚沒太大區別：跟在同你一個走向的人後面，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此處的規則，內在而簡單。結果就是，紅燈一變綠，就按這個簡單的規則來一大波動態層展現象，隨後消失不見。
我們有了這個規則之後，就可以在電腦上模擬層展現象，跟在現實生活中做觀察一樣簡單。但現實情況是，代理人作為一個參與者，是不知道層展的模型的。儘管每個代理人都按身邊的世界行事，而且他可能對身邊的世界瞭如指掌，但整體的效果還是有所不同，它不是由任何代理人所觀察到的東西來決定的。互動具有複雜性，整體模型不像是個體模型的總和。每個人都需要了解整個系統中的所有人在怎樣行動。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明白這個原則：
在我看來，科學家通常遵循的那些物質規律特性的基本假設，就是物質界系統必須由個體組成……個體分別施加其獨立恆定的效果，整體狀態的變化是由許多個體的分別變化疊加而成的，而個體的分別變化又純粹是個體之前狀態的一個單獨部分導致的。
但是，對不同複雜程度的整體而言，很可能會有大不一樣的規律，會有複合體之間的關聯規律，而這種複合體之間的關聯規律是不能用連接個體構成部分之間的規律來表述的。
這個觀點講的是引起層展現象的互動。言外之意就是，人們通常要悄悄行事，把市場影響降到最低（也就是說，不要產生有意義的互動），讓市場靠邊站，而如果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行事理由，那麼之前講到的這類互動，就會在危機中變多、變烈。
層展現象解釋了我們都在做自己認為有道理的事，也確實降低了我們的風險，卻為什麼招致了災難性的後果。我們能人人自我謹慎行事，卻同時讓系統按我們都超級不謹慎的那副樣子來運轉。正如個人世界看上去穩定而系統卻可以全局不穩定，因此局部的謹慎可能會導致全局的不謹慎。
紀錄片《欺騙：金融危機真相》（Fraude: Por qué la gran recesión ，2012）畫面，一位經濟學者正在闡釋貨幣政策。
非“遍歷”過程：人不是計算機
遍歷過程就是老的一套來了又來，它不會因為時間或經驗而發生變化。放在實際場景中來說就是：如果一個過程具有遍歷性，那這個過程的概率分佈，過了1000年後，也和現在看上去一模一樣。你可以從這個過程的過去抽樣，得到概率分佈，預測其未來。驅動物理世界運作的機械過程具有遍歷性。許多生物過程也是如此。
但如果我們認為經驗和背景很重要，人性的產物就不具有遍歷性，未來不是過去的類推。“當我們思考世界的未來時，”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寫道，“我們總是指，世界按現在可觀測的運動方向繼續運行下去，會到達哪裡。我們不會想到，這一路徑並非直線，而是曲線，而且還經常改變方向。”
遍歷性在機器上可以行得通。計算機程序沒有歧義，指導計算機執行一串操作，其“意義”也就因此具有普遍性。兩臺計算機運行相同的程序，就會執行相同的信息處理操作，就會得到相同的結果。相比之下，人類語言富有歧義，意義會隨環境和語氣而變化。語境可由諸如下列問題決定：這句話從哪兒來？他為什麼問我這個？大家在這裡幹什麼？
一個社會如果越是強調語境，“話裡有話”“言外之意”就越多，越容易產生誤會，而能計算的可能性也越小。
由脫離語境而引發的問題有一個經典例子，那是由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提出的一個問題：
琳達31歲，單身，直言不諱，非常聰明。她是學哲學專業的。當還是一名學生時，她就深切關注歧視和社會正義問題，並參加了反核示威。
以下哪一個說法更有可能？
A.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
B.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並積極參與女權運動。
大多數被問到的美國大學生都選了B，他們也因此在邏輯思維上不及格。但考慮一下語境。人們得到了琳達的詳細信息，而一切都表明，她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在現實世界中，這種信息為後續問題提供了語境。我們不會從基於日常經驗的正常話語突然變擋跳入邏輯問題分析。除非你是個邏輯學家，或有阿斯伯格綜合徵，否則你會用“可能”這個詞來表示：“依我剛才的描述，你覺得琳達最可能是哪一種人？”在這個問題裡，銀行出納員是無關信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有語境，能推斷什麼信息是無關的，並過濾。
你若是邏輯學家，那麼你回答這個問題時，連對琳達的描述信息都不需要——我們可以將問題替換為：“哪個更可能，A還是A和B？”因為邏輯學家不需要描述可能提供的語境。
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第三代掌門人。反對計劃經濟，他幾乎以一人之力孤軍奮戰》。
我們不是計算機，我們的喜好不是簡單的方程。數學家從一組公理開始進入經濟學的世界，而這正是數學生效的方法。其中的一條公理，或是需要採用公理化方法的一個假設是，人們都像數學家那樣思考。這樣一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就沒有考慮到人們真實的思考方式。他們很少會想到，思考是和環境及決策語境交織在一起的。
如果經濟學忽略了人的本質，把人當作按嚴密程序運行的機器人，經濟學怎麼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多數經濟分析是和日常生活的時間框架掛鉤，其中的人們變化不大。但在危機中，效果如此明顯，以致侷限性和失敗全都湧現了出來，赤裸裸地擺在眼前。危機來臨時，經濟學的失敗非常明顯；但在平時，有常態遮蓋，其失敗並不明顯。或者用行為經濟學和非理性來做陪襯，把失敗歸結為市場異常，也就可以拒不承認失敗了。
相比於普通投資時期，危機期間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語境的變化。在危機期間，重要的不是相對價值，不是相對預期收益的微妙變化，也不是供應鏈中的收縮情況，而是流動性和風險。人們會拋棄高風險資產和低流動性資產，做安全投資轉移（投資有流動性的、低風險的資產），其他考慮都會放棄。
“根本不確定性”：危機中的知識
伊拉克戰爭時期，在提及美方行動戰略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不太得體地使用了“未知的未知數”這個說法。在金融界，這個概念的術語叫作“奈特式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更廣泛地說，此概念稱作“根本不確定性”，旨在描述意外事件，即預測不到的結果或事件。這些事件放不進概率分佈，因為它們不在可能出現的事件列表上，因此無法建模。
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把這種不確定性歸結於模型誤差——畢竟沒有人指望模型能包羅萬象——有時候，這些不確定性的發生，已經不僅僅是令我們偏離目標一點，有時候它們會重新定義目標。
然而，人類終究是自我參照的，因為他們是其社會環境和互動的一部分；他們創造了自己的經歷，隨後，這些經歷改變了社會環境和互動的性質。他們是建立自己的模型的人。這就是建立人類系統模型和建立自然系統模型二者之間的本質差別。我們觀察到什麼，就改變什麼，我們改變的東西，又改變了我們觀察的方法。
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肯定沒有忽視這一點。就拿1928年的托馬斯定理（Thomas theorem）來說，“如果人認為情境為真，那麼情境的影響就會為真”。或者拿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裡的觀察來說，“在很多歷史時期裡，預測行為經常促成預測本身的實現”。個人觀念促成個人行為，個人行為又反過來證實個人觀念。
《羅馬帝國衰亡史》
譯者: 席代嶽
版本: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4年10月
愛德華·吉本呈現了羅自從公元2世紀安東尼時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時黯然謝幕的1300多年的歷史風貌。
我們的所說和所想，沒有進入自然世界運轉的方程式，也沒有進入自然科學有效性的方程式。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時，心再誠，宗教熱情再高，也不會改變自然世界的支配法則。雖然我的所思所為影響不了自然世界的真實性，但可以影響人類領域的真實性。
這便是30年前引入經濟學，而又被徹底忽略的一個深刻概念的理論基礎：反身性。我認為，經濟學家讀到喬治·索羅斯對反身性的闡述時，沒人會忽略並走開。但事實卻不是。可能是因為經濟學家吃力地前進，反身性對目前一味模仿自然科學的經濟學範式破壞太大。
索羅斯這個概念的應用基於兩個原則。第一是易錯性原則，即每個人的觀點肯定“要麼有偏見，要麼不一致，要麼二者兼具”。第二是反身性原則，由托馬斯、吉本和其他人沿著易錯性原則的路徑草擬而得，意思是“這些不完美的觀點通過參與者的行動在情景裡聯繫在一起，並可以對情景產生影響” 。
在一個突出的經濟目標裡指出反身性，“如果投資者認為市場有效率，那麼這個觀念就會改變他們的投資方法，反過來，又會改變他們參與的這個市場的性質”。在索羅斯看來，這兩個命題“像連體嬰兒，但易錯性在先，沒有易錯性就沒有反身性”。
有些人決心要在建立於永恆普遍公理的科學結構中為我們的行為建模，但反身性給他們添了大麻煩。有客觀上的基本不確定性，也有主觀上無法違反的不確定性。反身性是經濟動態的本質。不結合反身性，經濟學就不能把人類經濟系統成功地表示出來。
反身性承認人類不是機器人，承認社會系統和社會科學不能成功參與“對自然科學的奴隸般的模仿”，正如索羅斯寫的那樣。這是因為，我們可以評價這個世界，並以這個評價為基礎改變自己的行動，然後改變這個世界。
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鼻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篇代表作《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這位特立獨行者，在21歲便提出了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思想，生前一直在以“真實世界”衝擊、反思和批判主流的經濟學。
計算不可化約性：許多問題無法用數學描述
地圖旨在幫助人們找到從甲地到乙地的捷徑。地圖按比例繪製，即縮小到要描述地區的一小部分，省略很多細節。但有些時候，地圖不能做得比所描述的地區更小——不丟掉前往目的地的旅途中必要的關鍵特徵，這一地區就不能縮小尺寸，也不能減省細節，假如情況如此，那又會怎麼樣呢？
你真的要把整條路都走一遍，要麼在那個地區內走原路，要麼在地圖上同樣一步一步地走上一遍。地圖不能做得比它所描述的區域更小，或者在地圖上走一遍無法比走原路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時，就有了一個叫作“計算不可化約”的系統。
回首過去幾個世紀的科學進步，偉大的理論成就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找到計算捷徑，幫助人們理解系統的機理。然而，數學只在計算可化約系統中有效。公理和演繹邏輯的目的在於提供捷徑，給出一般性結果，縮小問題，觀其內在原理，從而不必煩瑣地一步一步執行步驟來完成任務。
物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史蒂芬·沃爾夫勒姆評論道：
人們有時說，數學之所以存在並有今天的地位，是因為我們需要用它來描述客觀世界。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對。
許多問題無法用數學描述，但直到不久之前，數學仍是我們唯一的工具，可是解決那些既非小事，又有計算不可化約性問題的計算能力並不存在。所以，很自然地，人們的努力都聚焦在尋找契合數學的問題了。數學家以及深信數學之力量的經濟學家的營生，就是知道如何避開這一障礙，找到更好的地界。沃爾夫勒姆還說：“數學家導航通過的是那種小路，你不會在一路上到處碰到猖獗的不確定性。”
而現在，已有機器能專門解決這類充斥著猖獗的不確定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有著計算不可化約性，而這正是金融危機的問題所在。
舉一個計算不可化約問題的例子有多難？實例何處可尋？回答是：到處可尋。實際上，計算不可化約性是真實世界動態系統的慣例——不僅在如野火般蔓延的複雜金融危機裡如此，在穩定、確定性高的領域（如行星的公轉、光電元件按規律自動點亮熄滅的自動機）也是如此。
想象星球。
讓我們從最簡單的講起吧：一個系統，有三個成員或組件，不隨機，全由相同的簡單機械關係支配。具體來說，假設一個系統裡有三顆行星，它們之間的互動由引力決定，即質量除以距離的平方算出來的結果。每顆行星有恆定的質量，所以跟引力相關的唯一變量只是行星間的距離。我們要分析這個系統，這樣以後只要知道行星的位置和速度，就能推算出行星今後任何時刻的位置。
1687年，艾薩克·牛頓開了個好頭，解決了兩顆行星的問題，然後他碰壁了。（即便是在1666年發現萬有引力的人，也會碰到這樣的事）隨後幾個世紀的數學家也都碰到了跟他一樣的問題。從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三體問題一直是數學物理學的中心話題，當時人們認定，三體問題不能用代數公式和其他標準數學函數來解決。直到超級計算機發明出來之後，才又有13個方案浮現出來。但大多數情況下，三顆行星會沿著複雜而顯然隨機的軌道運行，最後會有一兩顆行星逃離夥伴行星的引力。
系統看上去很簡單，卻違反分析性結果，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在經濟學的譜系裡，三體問題有其位子，因為這個問題是傑文斯在構建經濟學的數學理論時特別提出的。數學向經濟學灌輸穩定性的思想，導致人們難以理解危機。
就連最簡單的例子都會得到計算不可化約性，那人類的發展、經濟的互動，還有人類經驗的含義，又何嘗不是計算不可化約的呢？如果我們不能處理好計算不可化約性，就會丟失人性中的重要一面。
但是，經濟學家的一項關鍵技術，就是弄明白如何才能建構出沒有計算不可化約性的模型，因為他們為了在數學背景下解決問題，需要這樣做。這可不簡單，和人打交道，要大量的調整和簡化，才能得出有用的捷徑。經濟學家在一個公認不簡單不優雅的世界裡（畢竟這個世界受到了人的限制）力求簡單而優雅的模型，為了能用上數學，就需要這樣做。
《理論的終結》
譯者: 何文忠 / 顏天罡
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5月
“賣掉東京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他們當年高傲地說
有人勸他風聲緊，他說我不是氣象學家 | 改革前驅的榮光與困境
▼
直接點擊 關鍵詞查看以往的精彩~
閱讀更多 新京報書評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