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談到西方的時候，往往推崇他們的自由主義，認為其帶來民主和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值得學習的先進經驗，但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低靡，西方自由主義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如果它不能及時進行自我更新和轉型，恐將難以生存和發展。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自由主義變得越來越沒有能力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在知識方面，自由主義失去了往日的進取精神，出現了一種“知識相對論”的現象。政治精英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共識，誰的觀點都是相對的，所以誰也不服輸；但政治人物又表現得不負責任，動不動就訴諸民眾，讓民眾來決策。公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政治人物由民眾產生，民眾信任他們，讓他們代表自己的利益，但公投表明政治人物已經沒有能力為民眾決策，而把這種權力“返回”民眾。在經濟領域，由自由主義發展而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自由的名義反對政府的一切干預，包括貧窮。這在一方面導致資本力量的壯大，另一方面有效阻礙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自由主義對社會的整合作用愈加衰弱，令貧富差距加大，民主政治的實現基礎產生漸變。愛德華·盧斯指出，歐美政壇的持續右轉中，特朗普和他在歐洲的同類是自由民主發生問題的“症狀”，右翼或偏右翼政黨的上臺並不是意外，是越來越多的民眾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導致的結果，是西方中產階級醞釀多年的反彈。以美國為例，曾在2008年投票支持巴拉克·奧巴馬的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有將近四分之一在2016年轉而支持特朗普，他們這樣做是否是受一種渴望的驅使，想要毀掉那個總是把他們的困境歸咎到他們自己頭上的系統？根據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的數據，逾1.6億西方人如今在所謂的零工經濟中工作，數倍於5年前的人數。這部分人的數量預計還將大幅上升。但他們在美國財富中所佔份額一直在下降。如今，收入最低的50%美國人僅佔有本國財富的1%。
另外，在對外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始終表現為絕對化，西方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對的。因此，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這方面在西方的“歷史的終結”理論中表露無遺。在政治領域，二戰以後，西方花費了巨量的人、財、物向非西方國家推行西方式民主，給其他國家帶來動盪、混亂的局面。
就這樣，西方在向外推銷自己、指責他國的過程中，喪失了精力來研究自己的問題；即使有些人發現了問題，也總認為是小問題，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糾錯”機制。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西方自由主義必將繼續衰落，直到最後的危機。
（參見：《鄭永年：西方自由主義淪為“退步主義”》《愛德華·盧斯：西方自由主義的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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