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廿二史剳记》有
“僭伪诸君有文学”条论及十六国君主的文化素养，前方高能预警，文言文有些长：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覆咏之。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小时避难，从崔岳质通疑滞。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简民闲俊秀千五百人，选朝廷宿儒教之。
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立东庠於旧宫，赐大臣子弟为官学生，亲自临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慕容隽亦博观图书。后慕容宝亦善属文，崇儒学。 苻坚八岁，向其祖洪请师就学，洪曰：“汝氐人，乃求学耶？”及长，博学多才艺。既即位，一月三临太学，谓躬自奖励，庶周、孔之微言不坠。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苻登长而折节，博览书传。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尝游集。淳于岐疾，泓亲往问疾，拜于床下。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曾举秀异科。 沮渠蒙逊博涉群史，晓天文。 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见其文曰：“吾不如也！” 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这段话长虽然长，但细数提到的十六国君主，大约十五、六人，真要说多其实也不算多，待我们逐次分析：
（十六国前期地图——汉）
（十六国前期地图——前赵和后赵）
赵翼提到的十六国君主，刘渊、刘和、刘聪、刘曜、赫连勃勃、沮渠蒙逊是匈奴人， 慕容皝、慕容隽、慕容宝是鲜卑人，苻坚、苻登是氐人，李流、李庠是巴氐人，姚兴、姚泓是羌人，他们民族各异、经历不同，赵翼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是所谓“有文学”，其实若要细究也并不相同。
就这里提到的情况，刘渊、刘和、刘聪、赫连勃勃、沮渠蒙逊、李流、李庠、苻登、慕容宝更多的是个人的汉文化素养， 刘曜、慕容皝、慕容隽、苻坚、姚兴、姚泓则除了个人的汉文化素养，还制度化地提倡儒学、培养人才，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也有微妙的差别。
（在与王昶、王浑、王济的密切交往中，刘渊逐渐成为一个汉化程度相当深的匈奴人）
《晋书》的载记只介绍了十六国中的14国的历史，没有提及汉族人建立的前凉、西凉，赵翼在上面提到的君主分别是其中汉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成汉、北凉、胡夏8个政权，后赵、后凉、西秦、北燕、南凉、南燕6个政权没有提及，北燕冯氏自称汉族，南燕是后燕的后身，都可以暂且不论，那么后赵、后凉、西秦、南凉的君主为什么不属于“有文学”的范围呢？
（十六国不同时期地图1）
（十六国不同时期地图2）
后赵石勒被史书明确记载为“不知书”，就连石勒这个名字都是起兵后别人给起的；后凉吕光也被史书明确记载为“不乐读书，唯好鹰马”；至于西秦乞伏氏和南凉秃发氏，接受华夏文化熏染时间较短，其汉文化素养也大都乏善可陈；
这或许是赵翼没有将他们纳入“有文学”的范围的原因。
（后赵石勒是继汉赵政权而起的另一强大势力）
但是在史书中，石勒也有“勒雅好文学”、“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和诸多尊礼儒臣、招纳贤才的行为；对吕光，史书也有关于他赋诗言志、评论古今史事的描写。乞伏氏和秃发氏君主也往往出口成章。
胡鸿教授在《能夏则大和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和华夏化》一书中指出：
熟知史书形成过程的赵翼当然不会轻易将史料当成史实，故而对《载记》塑造的十六国君主形象，采取了怀疑和甄别的态度。他在这对矛盾的史相中选择了相信前者，后面那些文雅之辞或被归为史臣重重润色的结果。从上述分析来看，尤其是乞伏、秃发诸君主，其儒雅程度很显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其润饰的手法都十分接近。赵翼的判断是合理的。
胡鸿教授还认为：
赵翼所列举的刘渊、苻坚、姚泓等人固然拥有真正的华夏文化修养，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以及尊儒兴学的行动被特意强调，也是给我们留下“有文学”印象的重要因素。尽管与“史实”的相符度可能较高，它仍然是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
指出史相和史实区别，当然是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但是，
这里被身为仕宦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官僚的史臣撰写的内容，所谓的粉饰和苦心润色既然正是统治者所认可或者其意志的直接体现，除了形象塑造之外，当然也表现出统治者本身对华夏文化文化知识体系的向慕和认同。
（前赵，304-329，亦称汉赵，刘渊建立的十六国时期主要政权）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所谓“有文学”当然本身并不能完全等于政治智慧或者谋略，但对于十六国君主来说，除了所谓的“文学”，换言之，也就是儒学的知识文化体系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非常重要的智力来源，向慕华夏文化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个人华夏君主的形象，究其本质而言，
是需要借助华夏文化成为自己维持统治和建立秩序的凭籍和根基。
刘渊在“复呼韩邪之业”和“兴复大汉”之间选择了后者；慕容皝致力于获得东晋所封的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苻坚扫土南侵，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朱熹语）；甚至文盲或准文盲石勒通过听人讲历史了解汉高祖和光武帝的史事；
这些不同的表现都是因为学习华夏文化而得到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就苻坚而言，甚至有一种“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s，大意指新人或出身不那么根红苗正的人，对其自我认同的体系比正统成员更狂热、极端），这些都是对其内心内在深刻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润色粉饰。
这从反面也能够得到验证。
（赫连勃勃的都城统万城遗址）
赫连勃勃占领长安之后，召见隐士韦祖思，韦恭敬恐惧过于礼貌，赫连勃勃反而大怒，认为这是“以非类”视己，说道：
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
遂杀死韦祖思。赫连勃勃的暴虐和猜忌背后，也表现出对自己在华夏叙事体系的史书上地位的担心，这某种意义上当然也说明了他的向慕归心，虽然，他怎么努力都还是不怎么学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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