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影視教育大師孫明經攝製紀錄片《西康》，他曾驚訝地發現，西康校舍大多堅固寬敞，相比之下，政府機構破爛不堪。義敦縣長站在縣政府門前，縣政府不是大樓，而是石頭壘起來的平房，為了防止倒塌，兩條長長的原木支撐著它的前臉。如果不是義敦縣長做了介紹，今人很難相信，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機構。
西康省義敦縣長與他的縣政府
孫老師問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
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孫明經
實際上，這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現象，並非西康省獨有，只是劉文輝對違反這種傳統的官員處罰最烈。想一想1916年的首都北京，有哪座政府建築或商務駐地能比北大紅樓更強？紅樓在那個時代如此耀眼，除了裡面坐著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還因為它是首都最高大氣派的洋建築。在世俗社會中，這是一種奢望，是一種令人難以企及的榮耀。再想想1919年的清華圖書館，有哪座非教育機構敢與之比肩？清華圖書館一層是玻璃地板，商人來了，一樣覺得敬畏。清華科技館空調一轉，四季如春，沒有人知道原子彈功勳科學家大多在這裡成長，但看到這樣的國內一流條件，你會相信頂尖級人物在別處出現嗎？
在川康地區，握有實權的將軍紛爭不和，但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因為自己是讀書人，因此格外重視各級教育，最喜歡建學校和豪華圖書館——重慶市長楊森上將如此，四川省主席劉湘上將如此，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上將也是如此。劉文輝興建了成都建國中學，他兒子是共產黨校長，培養了一批地下共產黨學生，比如《紅巖》的作者羅廣斌。劉文輝的五哥劉文彩，抗戰期間耗資2.5億，興建人間最美麗的安仁文彩中學，他立碑言志，“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但他重金聘請各地名師，每年把2000畝良田的收入捐給學校，設立“清寒補助金”。
重教之風，上行而下效，所以巴塘縣長趙國泰在公務之外兼做小學教師，代講語文課。最關鍵的是，這是一種精神和社會願望，以犧牲眼前利益為成本，鑄造民族的未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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