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就是道安，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卒於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州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裡。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師。 本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西南）人。幼聰敏，十二歲出家。後事佛圖澄為師，甚受賞識。因北方戰亂，南下襄陽，居十五載。後入長安，居七載，竟卒。道安著述、譯經很多，對佛教貢獻很大。自漢以來，佛學有兩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道安實為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無」（即性空）之學，為般若學六家之一；確立戒規，主張僧侶以「釋」為姓，為後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佈南北，慧遠、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門下。道安是當時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毗曇》等經共百餘萬言。他對以前的譯本作了校訂和整理工作，並編出目錄。其提出的翻譯文體問題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博學多識，以才辯文學著稱，文章為當世文人所重。
道安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係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註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為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為“印手菩薩”。
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為形貌黑醜，不為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裡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准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鹹康元年，335年），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道安
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薓澤（今臨汾縣境）去住。薓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註解。
道安在薓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為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應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為然，他以為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為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為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眾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恆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眾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裡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髮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儁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儁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眾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為廣佈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為“格義”。道安早年也應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侷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道安法師參加懷梵大和尚升座慶典
石趙滅亡後，北方戰亂不休。為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為了廣佈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眾往巴蜀，部分徒眾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後，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殷勤。然而眾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為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讚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眾，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註釋佛經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層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時，為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為“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鑑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為《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瞭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制定戒規
隨著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譯經傳教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著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歎！
佛學造詣
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但他認為戒律是可以“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在禪定方面，他認為修禪所達的境界，可以使修禪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他主張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半日用“考文”、“察句”之法，而應透過繁複的文句，體會其精神實質，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義諦和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
《出三藏記集》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佛法心得
這是關於考校譯本、註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雲：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
這是創制《眾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啟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象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象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雲：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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