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直道
15年前的那個6月，陝北高考教室充斥著“84”消毒液刺鼻的氣味，自此之後，我一直以為那就是浸泡屍體的福爾馬林味。
那一年，動物終於不堪人類的過分，派出死去的果子狸前來報復。
於是“非典”從廣東北上，SARS肆虐成為那一年最大、最要命的事件。疫情終於包不住後，相關部門不得不站出來說確實有疫情，全國人民進入防衛戰。據說，北京街道上空前罕見地空無一車，但考生還得進考場。
在我的感受裡，動物的報復和遺願終於在高考前後實現了：高三衝刺的教室成了動物農場——每天中午都出現一個戴著口罩、揹著藥桶的防疫站大叔，對著人類的複習題消毒。
“你還不出去，看什麼？”
“計算桶內的氣壓值。”我說。
但對於那一年的高考生來講，另一件很多年之後才浮現出原委的事情，遠比殺死成百上千的SARS更可怕：四川南充一個同樣是高考生的一個小舉動，隱隱改變了當年中國幾百萬的應屆考生。
這個叫楊博的19歲男孩，憑藉一雙靈巧的手和不思後果的勇氣，撬開了一扇窗——那裡面放著兩天之後就要擺在每一位高三考子考桌上的試卷，他拿走了語文卷、英語卷、文科數學卷、理科數學卷、文科綜合卷、理科綜合卷各一份。
那時候，中國613萬高考生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6月7日上午11點語文考試結束後，一切似乎也很正常。直到數學考試結束的鈴聲響起，本世紀高考最大的慘案發生了！
對於一個平日裡數學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理科生來講，我只是覺得今年高考數學成績，可能要比模擬最差的那次差一點，但對於企圖通過數學成績拉動其它弱項的同學來講，6月7日下午展開的那張試卷，就是展開了做一局噩夢的涼蓆。
慘案直接、明顯、殘酷，又猝不及防，在兩個小時內結束了。一位差點通過奧數被報送的兄弟說：“這是僅次於奧數難度的試卷。”
我記得那一場考試結束的鈴聲一響了，教學樓樓道與院內一片男生的罵聲，女生的女聲。
“最後一道大題做出來了嗎？”
“沒有。”
“倒數第二道呢？”
“沒有。”
“倒數第三道呢？”
“沒有。”
“倒數第四道也沒有？”
點點頭。
“我也是。”
同生共死般擁抱在一起。
當大家明白“原來是題太難，不光我一個不會”時，稍微有一點安慰。但一些玻璃心的兄弟妹子，聽到“今年數學卷子……”，還是會立馬避開。
也就是那年高考之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進到了女生宿舍。
畢業尾聲，被褥翻卷，行李打包在地，一片如男生宿舍的凌亂。最壯觀的風景是6位女生一起坐在下鋪哭，三年深厚的同居友誼讓她們一邊哭一邊相互手遞紙巾，腳踢垃圾筐。見外人進來參觀痛哭比賽，立即喝斥。我等默默笑，默默跪安，退出……
那位150分數學卷每次考60分的哥們高考正常發揮，估分60。他一邊吃炒麵一邊淡淡地就一口蒜瓣：“選擇題不會，就選C嘛!”
當然也有人天生星光燦爛，好似遇強不弱、百毒不侵，我那位後來在北京從事期貨的女同學一臉驚訝地看著一眾：“你們說的是數學？我覺得不難啊 ！”遂招來一片狂噴，後默默頂禮膜拜。
很多年，哦，不，一年之後，在高四的宿舍，我們默默研究回味這份地獄難度的考卷發現，全國平均得分50分的數學卷子，並不是史上最難的試卷，只能算得地獄17級——大約在偉大的1984年，考改人員有意改革，提出了高考“出活題，考基礎，考能力”指導思想，終於以“全國平均分26分，北京平均分17分”的數學試卷對當年學生“小白鼠”實驗完畢！
以至於1984年的數學試卷第六大題第2小題、第七大題和第八大題常被以後競賽命題者作為範題參考！
噢 ，2003年參加高考的學生，在1984年大多還是一滴液體。
很多年，確實很多年後，2003年高考慘案背後真相浮出水面：那位四川南充叫楊博的同學，盜出高考試卷後，發現公安已經開始調查，於是躲進衛生間，將試卷全部燒燬沖走。
所以真相是：2003年啟用了一套備用卷——B卷，無奈數學B卷出題老師能力太高。
楊博現場留下了指紋，高考完一週後被抓獲，據說他當年還考了515分，而全國一本重點線僅467分——他本來是有機會和大秦直道成為校友的。
當年考高錄取完畢的2003年8月25日，楊博被法院以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
很多對難題免疫力較高的同學（還真有遇強不弱遇弱不強同學）當年以超出預期的成績擒獲如意的大學。不過慘案當然會傷及一大波心理素質不佳之輩。更多的是經歷了一次有驚無險的慘案。
高考結束，我們喝酒、遊玩、聚會、流浪、約女孩，等待新的開始。
高考不是目前最好的一種人才選拔方式，但至少是目前最不壞的一種。或許下一個15年，中國大學錄取的方式還是不會變化。但確實值得思考：事到如今，有多少人的命運真正為發生在每年仲夏兩天時間內的四場考試所決定？
就在剛剛，今年全國各個語文考卷出來了，如果你經歷過七八十年代你會發現，作文題目正像《百年孤獨》所說的一樣，時間在轉圈圈，又回來了。言盡於此。最後我們送上所有考生最喜歡的一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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