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工作中，政府採購被詬病的情形之一是，採購人“本想買匹馬”，政府採購的結果卻是“買了頭驢”。這一形象的比喻，指責了政府採購無法買到理想質量與性能的產品。不過，其前提是，“馬”與“驢”比喻的是採購標的的品牌，而不是採購標的的種類。如果是採購標的的種類，可直接在採購文件中明確採購“馬”，但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採購到了“驢”，一般不認為是採購環節的問題，而是驗收環節的問題。
“馬”與“驢”比喻的是採購標的的品牌，但採購文件不得明確要求採購“馬”，因為政府採購不得指定品牌。採購人想採購“馬”，結果卻買到了“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
第一類原因是，採購文件中需要通過技術指標描述採購需求，而技術指標無法明確地把“馬”與“驢”區分開來。如採購文件的技術指標表述為“兩隻眼睛、四條腿、一條尾巴、能夠負重的動物”，驢與馬均能滿足採購需求。當技術指標均滿足時，假設其他評審因素再無區別，則低價的驢可能在評審中獲得優勢。此時，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如果評審委員會已經發現馬的質量與性能更優，能否給馬加分（項目評審採用綜合評分法）或者減評審價（項目評審採用最低評標價法）？當然，這要看採購文件是否允許。不過，對於這種採購需求很明確的項目，採購文件並不允許這樣的加分。因此，採購的結果將是驢而非馬。如果採購人實際需要馬，驢是不能滿足其需要的。假如驢與馬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奔跑的速度上，驢的速度則不能滿足需要，採購人應反思採購文是否出了問題——採購文件中是否有關於速度的要求。有些採購單位的工作人員認為，自己並不專業，無法準確描述驢與馬的速度區別。其實，關於採購需求，有時並不需要專業的知識，採購人直接表達其使用要求即可。而有時，將採購人提出的採購需求轉變為技術標準和規格，確實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採購人可通過向有關專家諮詢、購買服務等方式解決技術表達難題。但如果採購人的採購需求不能將驢與馬的區別表達出來，從技術指標角度看，驢與馬均能滿足採購人的需求，買到驢而不是馬，基本是一種必然。
第二類原因是，“驢”的技術指標滿足了採購需求，“馬”的技術指標超越了採購需求，採購人“想買馬卻買到了驢”，這正是政府採購制度發揮正面作用的結果。政府採購的特點之一是採購人不使用自己的錢，因此採購人會有買更高技術指標產品的非理性衝動。而比實際需要具備更高技術指標的產品，一定比剛好滿足實際需要的產品更好用。比如網上流行的一個結論，一部高檔手機，70%的功能是沒有用的。如果手機也通過政府採購方式購置，則只能採購具有需要使用的30%功能的手機，不允許採購70%的功能不使用的手機，顯然，前者一定不如後者好用。採購人想買前者，而政府採購制度不允許。因為經過論證，只需要30%功能的手機，不允許採購超出30%功能的高檔手機。此時，只有需要使用的30%功能的手機是“驢”，而70%功能不使用的高檔手機是“馬”，想買“馬”本質上是一種豪華採購、奢侈採購，恰恰是政府採購制度想要杜絕的。
第三類原因是，採購文件已明確用技術指標表達了買“馬”的要求，中標供應商弄虛作假，履行合同時以“驢”充“馬”。因為採購文件是用技術指標來表達“馬”與“驢”的區別的，區分這些技術指標並不那麼簡單。而市場上，“驢”的價格低於“馬”的價格，供應商以“驢”充“馬”能獲得更高利潤。合同驗收屬於採購人的責任，因此，採購人應加強合同履行管理、嚴格合同驗收制度。如果採購人不具備合同履行、驗收的專業能力，也可通過諮詢、購買服務的方式尋找專業機構配合自己完成相關工作，不能把合同履行、驗收不嚴格的結果怪罪於政府採購制度。
總之，政府採購出現“想買馬卻買到了驢”，一種情況是採購人在採購文件中未明確表達其技術指標，此時應進一步完善採購需求；另一種情況是採購人想超標採購、奢侈採購，而政府採購制度恰恰遏制了這種情況的發生，這完全是政府採購制度正面的作用；還有一種情況是，採購文件、採購合同等均明確表達了“馬”的技術指標，但供應商交付了“驢”，採購人應反思合同履行和驗收環節，而不應歸咎於政府採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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