勳衣草丨蔣勳美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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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剛好跨越中國詩的黃金時代，成為兩個高峰，他們只相差十一歲，可是兩個人個性明顯不同，我們稱李白為詩仙，稱杜甫為詩聖。
李白之所以被稱為詩仙，是因為在詩的國度裡，他是一個不遵守人間規則的人。
“仙”的定義非常有趣，李白本身建立起來的個人生命風範，不能夠用世俗的道德標準去看待，比如李白的好酒，李白的遊俠性格，李白對人世間規則的叛逆。可以說李白把道家的或老莊的生命哲學做了盡情發揮，變成一種典範。
杜甫是詩聖，“聖”與儒家學說有關，儒家生命的最高理想是成為聖人。“聖”需要在人間完成。“仙”是個人化的自我解放，“聖”則是個人在群體生活當中的自我錘鍊。
雖然同時分享了大唐盛世時的詩歌高峰，李白呈現出來的生命意境，與杜甫呈現出來的生命意境非常不同。
很多人喜歡爭辯李白好還是杜甫好，其實生命裡面常常充滿兩難，為什麼一定要非做其中的一個選擇。為什麼不可以同時喜愛李白與杜甫兩個詩人？讀書時，我很大一個困擾就是在李白和杜甫之間的矛盾與遊移。
在青春期，很自然會喜歡李白。李白的生命裡所呈現出的自由形態，他的《少年遊》、《少年行》中的青春形式，在正統文學當中不被鼓勵。在整個文化體制中，受鼓勵或讚賞的是經過很多歷練之後的成熟與穩重。
青春的熱情、衝動、勇氣或冒險，在文化當中是被忽略的。早期思想家並非沒有碰到這個部分，只是生命充滿了兩難，為了有所偏重，勢必造成對某一部分的忽略。
李白式的生命形態在我們的歷史當中越來越少，尤其是宋之後。這樣的生命形態，年輕、大膽、冒險。《蜀道難》把我們帶到一個驚險的世界，對非規則世界發出感嘆，這是我們很少有的體驗。
我們在成長與求知的過程裡，一再聽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是行萬里路其實很難。大多數時候我們是在書房中，生命的真正歷練，其實非常少。
在青年時對李白的愛好就很容易理解了，因為那個時候很想背叛學校的教育，很想背叛家庭的規矩，很想像李白一樣出走冒險。這未必是對李白絕對正確的理解，可是李白令人感覺到他的生命可以豁達到孤獨地出走。
那時候大家聚到一起，唸的多是李白的詩句。今天對於杜甫的感動，是在進入中年的滄桑之後，開始明白他對人世間的悲憫，以及他把個人放入群體當中，對使命與責任的承擔。
杜甫的社會性很強，李白根本沒有社會性，“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亮與影子都要解脫社會性。李白鼓勵個人把社會性的部分切斷，從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個人角度思考生命意義和價值。
儒家對於一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一定是放在群體當中考慮，比如孝與忠，是在家族與國家裡完成自我，如果抽離了家族和國家，個人的意義無從討論。李白不討論這些問題，他就是一個決然的個人。
“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杜甫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行為都是把自己放到群體當中。
聖與仙是非常不同的兩種形態。在中國的整個思想極度成熟，文學達到登峰的時刻，李白體現了老莊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體現了孔孟哲學的最高完成。
蔣勳老師用質感聲音，帶你一起發現文學之美，生活之美。願你在喧囂時代，與偉大的靈魂在書中相遇，找回最純粹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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