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1颗活体肾脏尚不包括8颗来自死刑犯的肾脏。根据案卷，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通过伪造死刑判决书和捐献证明，这些肾脏被顺利植入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随着黑中介陆续交代犯罪事实，相关医护人员逐步浮出水面。截至2012年8月，已知有5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涉案，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扩大。由于2011年5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此案涉案人员的惩罚力度也会加大。
58岁的叶林阳是一位肾脏移植专家。1994年，由叶林阳主政的该院泌尿外科被评为重点泌尿外科诊疗中心。此后，该院获得了卫生部的肾脏移植手术资质。
郑伟告诉叶林阳，自己可以提供帮助，有办法买到全国各地死刑犯的肾脏。其实，当时郑伟并没有把握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之前，他做过肾脏买卖的居间介绍——联系需要肾脏的患者，找到愿意卖肾的供体，给二者搭桥并安排见面。但他不介入手术环节，手术由供受体双方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每次最多只能获得1万元中介费，而且成功率不高。
2.肾脏买卖
此后，郑伟对外宣称是该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招募医护人员、寻找客户等过程中，这一身份给他带来了许多便利。
在郑伟被捕后，周鹏投案自首。海淀检方事后的统计表明，从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间，在郑伟的组织下，周鹏、赵健等人在铜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手术摘取了20余颗活体肾脏运往北京出售给尿毒症患者。
这些肾脏的供体，一部分由郑伟招募，另一部分则是其他中介转手给郑伟。他在徐州还租了房子作为供体术前住所和术后疗养所。
期间，郑伟在QQ上遇到了“师父”赵义，赵义是将郑伟带入这个行当的人。郑伟问赵义，能不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对方回答可以，但要遵守“行规”。2010年5月至6月间，赵义发来短信，将犯人的配型告知郑伟。郑伟根据配型，安排好受体。十多天后，赵义通知郑伟带上钱，去山东省一家地方法院。
在死刑执行当天，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用工作证将郑伟带至后院，等待犯人被注射执行死刑。在这里等待的，不止郑伟一人。因为死刑犯的器官除了肾脏，还有肝脏、眼角膜等都会被取出来。与之对应的掮客，同郑伟一并等着。郑伟将钱交给刘军后，会有人拿肾脏出来。依据行规，他不能问刘军任何问题。郑伟并不认识刘军，除了知道他是法院工作人员以外，一无所知。他能搭上刘军这条线，靠的是赵义。赵义是为数不多能接触到死刑犯器官这样重要资源的中介。
郑伟先后买到了四具死刑犯尸体上的8颗肾脏，共支付给工作人员73万元，平均每颗肾脏9万余元。而他做活体买卖仅需支付给那些供体不到3万元，加上食宿、摘取等费用，也比9万元低。
郑伟的生意由此升级，其基地设立在海淀区颐和山庄。2010年9月，经过长期筹划，郑伟通过房屋中介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里。他按照杨国忠、赵健等医生的要求，花费50余万元陆续购买了摘肾手术所需的所有医疗器械。
目前破获的众多案件显示，许多卖肾者卖肾后遭遇了身体健康的滑坡，也有部分人从卖肾者转变成为肾源中介。
3.全国卖肾网络
这些人以QQ群为主要平台而构建的网络黑市，大大降低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成本。郑伟将肾源中介分一类、二类和三类。一类能独立组织肾脏移植手术；二类是专门养供体管理供体的；三类是帮助二类找供体、受体跑腿的。
与郑伟等人提供的线索相印证，公安部破获了一系列“黑中介”团伙大案，打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2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其中非法行医人员18名；解救器官供体127名，铲除移植器官“黑窝点”13处。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侦查发现一个在该市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
郑伟所组建的16人团队可分为四级，分别负责接洽受体、管理供体和后勤服务，剩下的就是杨国忠、赵健这样的医护人员。
第一个团队相当于“销售”，负责接触客户。这个团队由郑伟直辖负责，有赵辉、李晓铭、周倩等销售员。根据郑伟定下的规章，买肾的尿毒症患者要支付的价钱，最低是21万元。多余部分，归赵辉等“销售人员”提成。
管理供体的则以翟德超为首，手下有“华子”、“青春”等人。
后勤部分，王英负责财务，苏振华负责买供体的火车票，王伟是司机，还负责处理医疗垃圾。
医护人员是专业团队，包括杨国忠、赵健和支有光等人。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捐献限于近亲属，即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而郑伟团队的这些供体和受体之间并无亲属关系。为此，对每一个供体，郑伟都伪造了近亲属捐献文件，以便叶林阳登记在案。
在郑伟的帮助下，叶林阳在2010年底告诉郑伟：“今年的任务完成了。别出事，明年再说吧。”但在这之后，他又做了九个由郑伟提供肾源的手术。
4.严罚趋势
8月13日，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将公布28个“黑中介”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名单。卫生部将对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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