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產生羞恥感的時候，童年便結束了。
所謂“成長”這件事，說穿了，就是一個接受不那麼討人喜歡的真相的過程。其中一個真相就是：你必然生活在一個智力和體能都參差不平衡的環境中。一些人比你弱，其他的人比你強。——蔣方舟《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
蔣方舟
作家，《新週刊》雜誌副主編。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獲得第七屆人民文學獎散文獎。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週刊》副主編。代表作有《東京一年》《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蔣方舟的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
上週，蔣方舟受邀來到成都言幾又參加一場商業讀書活動。這位年少出名的美女作家，最近因幾條金句成了網絡話題製造者。她曾表達過，“像我們這種寫東西的人，最大的夢想就是有機會能向別人宣傳自己的世界觀。”於是我們試圖走進她，通過這位女作家對社會和自身的一些觀察從另一個鏡面反觀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與個體的微妙關係。
對話嘉賓是新週刊的執行總編周可，剛唸完他手中一連串並不平凡的履歷，如7歲開始寫作，9歲發表散文集，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畢業後成為新週刊最年輕的副主編，蔣方舟很自然的站起身來，面向觀眾開起了自己的玩笑，“聽完周總這個很尷尬的介紹，感覺像參加完自己的追悼會，甚至可以擬一個題目，叫蔣老師的一生。”現場瞬間被這句自黑逗樂了。
因為兒童節的緣故，話題自然從童年開始。巧合的是，蔣方舟第一篇獲獎散文便是《審判童年》。7歲就開始寫作的童年，閱讀在童年中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樣的問題，蔣方舟在文章裡擲地有聲地說過，“這部分文字是想用來向我的童年告別的，童年的含義包含了天才少年、才女等標籤。”在現場，蔣方舟仍舊反思著成長道路上的得與失，她首先對童年提出了自己的洞察，“童年到底是一個人造概念還是一個自然概念？”在她看來，縱觀人類發展，隨著歷史的變化人類童年的長短是相對的。
她自己的童年就非常短暫，大多數人的童年可能被延長了，“被學校限制，被各種場所限制，小孩必須是天真無邪的，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玩具，特別是在我們所處的大眾媒體的渲染下更加被延長了”，她不介意拿自己舉例，“比方說我自己，雖然年近30歲，時不時仍然會用“寶寶”這樣的字眼來稱呼自己。走著走著路就奔跑起來，毫無緣故地在公眾場合大聲唱歌，和人拍照時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比出V的手勢，笑容和神態依然是八九歲的樣子”，而一些更極端的言論用巨嬰來形容當下社會，“因為成年意味著承擔責任，但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人越來越容易逃避責任，所以我們願意把自己變得幼兒化。”
蔣方舟對童年有一種反抗，“我驚覺的是，我的童年沒有充分地施展，也沒有認真地完結，童年的碎片散落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所以我需要在一個時間對童年概念進行釐清，需要對童年做一個切割。”
到底什麼是童年，到底什麼是青年，到底什麼是中年，蔣方舟毫不避諱地坦白生活當中的刺痛與尷尬，“我一直覺得，當人有了羞恥感的時候，你的童年就結束了；而當你的恥辱感結束的時候，就是你不太有恥辱感的時候，你的中年就開始了，也可以說開始油膩了，我還是希望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青年人。”
在她另一本書——《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裡，用童年的日記推翻了至少是一部分人一直以來冠之以童年的美好印象，並犀利地挑明關於童年的恐懼、迷茫、甚至到了直擊我們的人性和推翻我們慣性思維的內容，“因為小孩的視野只有大人膝蓋那麼高，見識和知識構建也是很狹窄的”，在某些公開的場合，她直接用“我粉飾了自己的童年”這樣極具批判性的語句。
蔣方舟坦言自己的童年還是被書所建構和圍繞的，關於這一點，她自稱很幸運。“我出生在30年前”，信息匱乏，沒有網絡沒有手機的時代，獲取信息的方式非常單一，“對他人生活也缺乏想象力，物質方面的慾望並沒有被激發出來”，那時候她大量的時間都浸泡在閱讀當中，“唯一的，非常孤獨的跟書相處著”，蔣方舟把閱讀比作救命稻草，“因為如果不閱讀，你的價值觀就只能從你的親朋好友那獲得，這一點是非常可怕的，這表明你對世界的看法只能來自於外界而非自己的認知和判斷”，這是蔣方舟的自察和警醒。
在她看來，現在的年輕人把閱讀過於神聖化和嚴重化了，“年輕時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但後來發現自己也是芸芸眾生，甚至連自救的渠道都沒有，閱讀能時刻提醒我保持清醒，獨立於環境之外。”
“我不再懼怕別人說我名不副實”
雖然這些話題在她看來，不過是“一種虛假的恐懼”，但“去抵抗這種恐懼，是很耗費精力的一件事”。久而久之，蔣方舟感覺自己“被架在生活的慣性上沒法解脫，累積了很深的疲憊”，這種生活被她視為一種耗損，“不得不在之後花費一週的時間不見人，不停的去看書或寫東西才能得到恢復的”，她感覺不知不覺陷入了一種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困境，“好像上了一個命運的齒輪，但是不知道這個命運的齒輪會把你帶到什麼地方”，用庸俗的話來說，“快要變成自己小時候討厭的樣子。”
在這種背景下，正好有一個去日本擔任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機會，蔣方舟欣然獨自前往日本生活了一年。她在《東京一年》裡這樣描述這次略帶叛逆的“逃亡”：
1786 年 9 月 3 日凌晨三時， 37 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一人鑽進一輛郵車，逃往了意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並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於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熱情壓榨得乾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拋棄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意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意大利，從城市到農村，喜悅地目睹並且描述著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2016 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這一年的時間她不帶任何目的，沒有社交，沒有朋友，沒有社交網絡，語言不通，“社交基本靠喝醉”，每天的生活就是看書、外地旅遊、看展，讓她覺得很有意思的一點的是，所有的生活被抽乾了雜質，每件事情必須進行得非常非常緩慢，差不多可以度過完全整塊的時間，雖然並沒有說有某個瞬間感覺找到了自己，“但是我發現原來這是一種我想要的一種生活，沒有生活雜質，只有藝術，只有美。”
“在某種意義上我也體會到了孤獨的真諦。”非表演式的孤獨，這樣的孤獨在人的一輩子來說是很難得和可貴的，“在北京，我每天跟自己相處的時間驚人的少，在東京，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須跟自己相處，每天寫很長很長的日記，有漫長的時間去跟自己對話。”可以更誠實的瞭解自己，直面自己的脆弱和羞於去面對的軟弱，蔣方舟在享受孤獨中，撥亂反正，把顛倒的乾坤扳回來，活成自己本來該有的樣子，“我不再懼怕別人說我名不副實。”
繞了一大圈，蔣方舟終於回到了她自身，“從某種程度上，只有這樣，才能被更認真地對待”。曾無數次試圖取悅眾人的蔣方舟，最終發現，作為一位非常非常嚴格的讀者，從生活慣性與虛假恐懼中解脫，能取悅到作為讀者的自己，就夠了。
在豆瓣上，關於這本書獲贊最多的短評是：“住一年的流水賬拿出來賣錢，思考未免太廉價了。”在現場，蔣方舟自己也說了，以旅行的名義，透視無差別的日常，其實去了雞毛蒜皮還是雞毛蒜皮，生活和遠方從來沒有對立。
從《圓桌派》起，觀眾對蔣方舟不免太過嚴厲。對待年輕人，我們總是更加刻薄，如果是年輕女人，還要加倍。但就脫口而出的讀書量，蔣方舟便遠遠超過同齡人，而她對於人事的敏感觀察，也很有自己的見解，“這次的寫作經歷裡有種把自己攤開給人看，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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