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产生羞耻感的时候，童年便结束了。
所谓“成长”这件事，说穿了，就是一个接受不那么讨人喜欢的真相的过程。其中一个真相就是：你必然生活在一个智力和体能都参差不平衡的环境中。一些人比你弱，其他的人比你强。——蒋方舟《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蒋方舟
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审判童年》，“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获得第七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代表作有《东京一年》《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蒋方舟的写作展示了对自身和“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的关切。
上周，蒋方舟受邀来到成都言几又参加一场商业读书活动。这位年少出名的美女作家，最近因几条金句成了网络话题制造者。她曾表达过，“像我们这种写东西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机会能向别人宣传自己的世界观。”于是我们试图走进她，通过这位女作家对社会和自身的一些观察从另一个镜面反观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个体的微妙关系。
对话嘉宾是新周刊的执行总编周可，刚念完他手中一连串并不平凡的履历，如7岁开始写作，9岁发表散文集，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毕业后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蒋方舟很自然的站起身来，面向观众开起了自己的玩笑，“听完周总这个很尴尬的介绍，感觉像参加完自己的追悼会，甚至可以拟一个题目，叫蒋老师的一生。”现场瞬间被这句自黑逗乐了。
因为儿童节的缘故，话题自然从童年开始。巧合的是，蒋方舟第一篇获奖散文便是《审判童年》。7岁就开始写作的童年，阅读在童年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问题，蒋方舟在文章里掷地有声地说过，“这部分文字是想用来向我的童年告别的，童年的含义包含了天才少年、才女等标签。”在现场，蒋方舟仍旧反思着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她首先对童年提出了自己的洞察，“童年到底是一个人造概念还是一个自然概念？”在她看来，纵观人类发展，随着历史的变化人类童年的长短是相对的。
她自己的童年就非常短暂，大多数人的童年可能被延长了，“被学校限制，被各种场所限制，小孩必须是天真无邪的，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玩具，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大众媒体的渲染下更加被延长了”，她不介意拿自己举例，“比方说我自己，虽然年近30岁，时不时仍然会用“宝宝”这样的字眼来称呼自己。走着走着路就奔跑起来，毫无缘故地在公众场合大声唱歌，和人拍照时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比出V的手势，笑容和神态依然是八九岁的样子”，而一些更极端的言论用巨婴来形容当下社会，“因为成年意味着承担责任，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人越来越容易逃避责任，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变得幼儿化。”
蒋方舟对童年有一种反抗，“我惊觉的是，我的童年没有充分地施展，也没有认真地完结，童年的碎片散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以我需要在一个时间对童年概念进行厘清，需要对童年做一个切割。”
到底什么是童年，到底什么是青年，到底什么是中年，蒋方舟毫不避讳地坦白生活当中的刺痛与尴尬，“我一直觉得，当人有了羞耻感的时候，你的童年就结束了；而当你的耻辱感结束的时候，就是你不太有耻辱感的时候，你的中年就开始了，也可以说开始油腻了，我还是希望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
在她另一本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用童年的日记推翻了至少是一部分人一直以来冠之以童年的美好印象，并犀利地挑明关于童年的恐惧、迷茫、甚至到了直击我们的人性和推翻我们惯性思维的内容，“因为小孩的视野只有大人膝盖那么高，见识和知识构建也是很狭窄的”，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她直接用“我粉饰了自己的童年”这样极具批判性的语句。
蒋方舟坦言自己的童年还是被书所建构和围绕的，关于这一点，她自称很幸运。“我出生在30年前”，信息匮乏，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时代，获取信息的方式非常单一，“对他人生活也缺乏想象力，物质方面的欲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那时候她大量的时间都浸泡在阅读当中，“唯一的，非常孤独的跟书相处着”，蒋方舟把阅读比作救命稻草，“因为如果不阅读，你的价值观就只能从你的亲朋好友那获得，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这表明你对世界的看法只能来自于外界而非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这是蒋方舟的自察和警醒。
在她看来，现在的年轻人把阅读过于神圣化和严重化了，“年轻时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后来发现自己也是芸芸众生，甚至连自救的渠道都没有，阅读能时刻提醒我保持清醒，独立于环境之外。”
“我不再惧怕别人说我名不副实”
虽然这些话题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恐惧”，但“去抵抗这种恐惧，是很耗费精力的一件事”。久而久之，蒋方舟感觉自己“被架在生活的惯性上没法解脱，累积了很深的疲惫”，这种生活被她视为一种耗损，“不得不在之后花费一周的时间不见人，不停的去看书或写东西才能得到恢复的”，她感觉不知不觉陷入了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困境，“好像上了一个命运的齿轮，但是不知道这个命运的齿轮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用庸俗的话来说，“快要变成自己小时候讨厌的样子。”
在这种背景下，正好有一个去日本担任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机会，蒋方舟欣然独自前往日本生活了一年。她在《东京一年》里这样描述这次略带叛逆的“逃亡”：
1786 年 9 月 3 日凌晨三时， 37 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
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
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写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2016 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这一年的时间她不带任何目的，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社交网络，语言不通，“社交基本靠喝醉”，每天的生活就是看书、外地旅游、看展，让她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的是，所有的生活被抽干了杂质，每件事情必须进行得非常非常缓慢，差不多可以度过完全整块的时间，虽然并没有说有某个瞬间感觉找到了自己，“但是我发现原来这是一种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没有生活杂质，只有艺术，只有美。”
“在某种意义上我也体会到了孤独的真谛。”非表演式的孤独，这样的孤独在人的一辈子来说是很难得和可贵的，“在北京，我每天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惊人的少，在东京，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跟自己相处，每天写很长很长的日记，有漫长的时间去跟自己对话。”可以更诚实的了解自己，直面自己的脆弱和羞于去面对的软弱，蒋方舟在享受孤独中，拨乱反正，把颠倒的乾坤扳回来，活成自己本来该有的样子，“我不再惧怕别人说我名不副实。”
绕了一大圈，蒋方舟终于回到了她自身，“从某种程度上，只有这样，才能被更认真地对待”。曾无数次试图取悦众人的蒋方舟，最终发现，作为一位非常非常严格的读者，从生活惯性与虚假恐惧中解脱，能取悦到作为读者的自己，就够了。
在豆瓣上，关于这本书获赞最多的短评是：“住一年的流水账拿出来卖钱，思考未免太廉价了。”在现场，蒋方舟自己也说了，以旅行的名义，透视无差别的日常，其实去了鸡毛蒜皮还是鸡毛蒜皮，生活和远方从来没有对立。
从《圆桌派》起，观众对蒋方舟不免太过严厉。对待年轻人，我们总是更加刻薄，如果是年轻女人，还要加倍。但就脱口而出的读书量，蒋方舟便远远超过同龄人，而她对于人事的敏感观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这次的写作经历里有种把自己摊开给人看，有种全暴露了的快感”。
閱讀更多 博Lan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