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經，江蘇儀徵人。1934年考入北大經濟系，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執行委員、學生會主席，是名噪一時的學生領袖，並參加了一二九運動，1937年末加入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並隨戰地服務團於1938年2月轉到陝西鳳翔，不久後即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打入國民黨內部，當上了國民黨陝西省三青團西京市分團書記。之後，經許煥國（徐晃）的同意，陳忠經冒險夜闖被特務嚴密監視的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與中共取得了聯繫。1940年陳忠經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西安從事秘密工作，成為中共在國民黨內一名重要的情報人員。眾所周知，陳忠經與熊向暉、申健被周恩來譽為中共情報工作的“後三傑”（“前三傑”指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為中共掌握西北軍政情報乃至國民黨政府戰略動向作出了重大貢獻。
陳忠實
一、被胡宗南“保送”留學
胡宗南為培植自己在西北的政治勢力，以小組織的方式培養幹部，並任用其信任的部下掌握實權。國民黨三青團陝西省支團就是胡宗南的重要“組織”之一。陳忠經在獲取胡的信任之後，地位逐步上升，先後擔任三青團陝西支團組訓組組長、支團書記、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等職。熊向暉在戰地服務團時就被胡宗南一眼看中，被胡稱之為“要好好培養的一棵小松樹”，周恩來乘勢將他作為“閒棋冷子”佈置在胡宗南周圍，經過數年的經營，也獲得了胡宗南的信任，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申健則先是作為陳忠經的助手，繼任了西京市分團書記，隨後又被提升為省支團視導室的視導，任務是視察督導各地的團務。陳、申以視察各地團務為名，進一步兼帶視察各地軍紀（得到了胡宗南的讚許），瞭解胡部各地駐軍的調動、軍紀、軍民關係、軍政關係、士氣等情況，並與熊向暉等處送來的有關胡部的部署情報相核證，定期綜合上報給中共中央。胡宗南的訓詞講稿、重要文件、三青團組織規程等，也都是由陳忠經、熊向暉等起草的。1945年8月15日，毛主席在與康生的談話中提到王石堅、陳忠經等人的工作時指出：“凡是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這是情報工作最成功最模範的”。
胡宗南
但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1946年的春天，胡宗南忽然決定派一批幹部“出國深造”，據《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所載，一共派遣17人出國，除馬蒙留英外，餘皆赴美留學，陳忠經、熊彚荃（熊向暉）、申振民（申健）均在其列。此時正值國民黨準備大舉進攻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的前夕，王石堅（自1940年10月起任中共西安情報站站長，領導陳忠經等三人小組）認為陳忠經關係重大，不能離開西安，於1946年5月19日致電中央，報告稱：“胡宗南擬出資保送五人赴美留學，內有502號（陳忠經）、503號（熊向暉）、504號（申健），一面經外交部向美國某大學交涉入學手續，一面令彼等準備功課，參加自費留學考試，意極誠懇。我擬令502號設法拒絕出（去），因我處組織與工作得502號助力甚大，並近年來環境變化與工作方法的轉變，已使我處機構與502號結合一起，故彼一旦出國，恐對組織影響太大，並502號近年地位發展已接最高機要層，如為求將來發展而出國實為脫離現實，捨近求遠，不知此種措置是否得當。”同年5月25日中央覆電“同意502號設法拒絕出國。”此後陳忠經以種種方式，或書面報告、或面談，反覆向胡宗南表示“來日方長”，眼前工作要抓緊，將來再出去。但是胡宗南始終不同意。10月間周恩來由南京返延安路經西安，王石堅秘密到七賢莊辦事處當面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瞭解情況後決定，陳忠經還是按照胡意出去，不宜再勉強爭取不去，以免引起胡的懷疑。
於是陳忠經著手準備出國事宜，決心“快去快回”。他取得胡宗南同意後，去北平找胡適，請他向美國大學推薦。不久申請入學的事就有了答覆，美國芝加哥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都同意了申請，經考慮商量，陳忠經決定去哥大，除它名聲較大外，也因為它地處紐約市，有利於交往活動。1947年2月11日，王石堅報告中央：“502號已於二月十日（自滬）離國。”
離開西安的當日（12月30日），陳忠經給中央發去一電：“我經過多次多方的要求，終於無效，必須要離此他往，在這個生死鬥爭的關頭，我對被迫離開崗位，心裡實在太沉重，但我嚴肅的認為，我此去的意義是再化一次裝，以便更深的進入敵人陣營，進入虎穴，同時藉此機會獲得一些更多的實際知識，及人事關係，以便從事長期深入的鬥爭。我對我的祖國將有無限的惦念，謹祝保衛邊區的神聖自衛戰鬥獲得全勝。其餘的話準備面告石堅同志，此間一切有關的工作已安排妥當，此致最後敬禮！”
二、風雲突變
1947年2月10日陳忠經乘輪船自上海出發，經菲律賓、日本、檀香山，於3月初抵達美國舊金山，然後乘火車到了紐約市，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報了到，並安頓了下來。正在他慢慢適應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之時，忽然從國內傳來一個晴空霹靂般的消息，他的聯繫人王石堅被捕了！
在陳忠經的記憶中：“（王）石堅為人精明、能幹，有魄力，有見解，有辦法。我們在西安的九年，大部分時間是在他的領導下工作的。他的愛人範行先同志原是延安一女工，對黨忠心耿耿，勤勤懇懇，埋頭苦幹。當時他們一家住在一個衚衕深處的桃胡巷十五號，離我家不太遠。……我們的工作局面愈來愈打開，我和石堅的接觸就愈來愈多。都是在晚間，不規則地輪換，多半是我到他家，有時他到我家。先是幾天一見，後來是每隔一兩天甚至每天連續見面。情報是大量的。”1946年8月29日康生給王石堅的一份電報中稱讚他：“你在西安工作中，對黨對革命的無限忠心和很大功績，這是在每天每份電報中，都可以看得到的。”從“每天每份”這個用詞可以看到，王石堅的工作是積極努力、卓有成效的。
這一計劃獲得了極大的成功。1946年5月24日中央給王石堅的指示電中指出：“六年來西安工作，在你的領導下，和各同志的努力下，轉變了過去老的脫離社會的秘密方針，創造了新的深入敵內，爭取合法，變敵人組織為我們組織的白旗政策，在工作上打破了過去狹小特務情報圈子，建立了包括軍事、政治、黨務、經濟、特務等全面的情報工作，蒐集了有關我黨決定政策、決定行動的戰略情報，在組織上不僅鞏固了舊有基礎，而且在各地開闢了新的重要據點，在密臺的建立與聯絡技術上，都獲得重大的效果，在幹部的培養與教育上，不僅對原有基幹，在實際工作中加強提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吸收了社會人才為我之幹部。總之，在各方面，你們都創造了許多新的東西，其經驗有歷史的和全國性的意義，並使西安工作已成為在新形勢下開展全國工作的基地，功績甚巨，對中央幫助很大。因此，毛主席常說，你處的情報工作，是全國的模範。少奇同志說，你處許多重要情報，均值得獎以勳章的。”
就在陳忠經出國後不久，因中共北平軍調部人員撤離，中央情報部將原軍調部掌握的打入國民黨第十一戰區的謝士炎、丁行、朱建國等人交由西安情報處負責聯繫。1947年9月，西安情報處設在北平的密臺被敵人破獲，導致謝士炎等多人被捕。王石堅也受到牽連，在西安被捕。9月30日當天，王石堅已經知道北平出事了，出於對工作的負責，他買了飛機票，計劃第二天一早飛北平了解情況。他的妻子範行先勸他當晚先到一個熟人家裡避一避，王石堅去後因為怎麼拍門都不開，無人回應，只好又折回家裡，遂被捕。
陳忠經於10月間收到潘裕然從西安發來的信，稱趙耀斌（王石堅）於9月30日被捕。猶如突遭電閃雷擊，這不期而至的風暴令陳忠經久久難以平靜。徘徊於斗室之中，震驚與傷痛輪番襲來，他一面忍不住思念同志與家人的安全，一面又暗示自己必須鎮靜，要堅強起來。當時他確定自己不可能躲起來，於是定下心來，一件件辦理善後事宜。他先是立即將此事通知了熊向暉和申健，又給胡宗南寫了一封短信，自承“用人失察”，請求處分。不管胡信不信，明面上仍保持國民黨方面的身份。陳忠經估計原來按月發放的經費也必然斷絕（後來證明確實如此），因此必須在紐約找份打工的機會，維持生活及學生身份，以免被美國移民局驅逐出境。最後，他決心不管多麼艱難，也要設法尋找、恢復與黨組織的聯繫。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陳忠經壓抑住自己激動的心情，靜觀其變，心理上也做好了“厄運”隨時降臨的準備。他找了份洗衣店的工作，每天勞動十四到十六個小時，以維持生活，雖然辛苦備嘗，但也堅持過來了。不過，最難辦的是，在異國他鄉，如何才能重新跟中共黨組織聯繫上呢？
三、脫卻牢籠
陳忠經反覆考慮下來，此時此地，要找黨只有通過蘇聯外交機構，除此別無他途。但要與蘇聯外交機構取得聯繫，又不能觸犯所在國的法律或引起注意，確實很傷腦筋。他事先仔細研究了蘇聯駐紐約總領事館的地址和周圍環境，並準備了要說些什麼。11月間的某日，他直接闖進了領事館，找到負責人，用英語簡單敘述來意，希望經過他們的幫助，得到黨中央的指示，並告知他們自己的住址。過了幾天，陳忠經看看似乎並沒有引起什麼後果，於是又去了一趟華盛頓，也是到蘇聯駐美使館，同樣說明意圖後，再坐火車返回了紐約。
1947年11月24日，陳忠經寫了一份英文報告給中共中央，請蘇聯總領館代發。這份報告輾轉了兩個多月，至1948年2月間，才轉到中共中央那裡。報告中陳忠經彙報了根據潘裕然來信所得到的訊息，主要是王石堅於9月30日晨4時左右被捕，他承認是共產黨，並將西安東大街的電臺交出。他的口供中未牽累到別人，只說陳忠經是受其金錢利用。另陳忠經的摯友張鎮邦、程達也於10月5日被捕，據說均已承認為共產黨員，但未知口供是否牽連到陳。之後再未收到潘裕然的信，陳忠經估計可能是信件被扣或潘也已被捕（按：潘裕然確實亦被捕，因其母與時任陝西省主席的祝紹周系親戚，通過關係說項，胡宗南下令釋放了潘）。潘、張、程等人均瞭解陳忠經為中共工作的情況。陳忠經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回到西安已無意義，徒然犧牲。他計劃在適當時間秘密去莫斯科，然後再回到解放區，希望得到幫助。陳忠經並在報告中請示中央下一步的行動。
後三傑：陳忠實、熊向暉、申健
中共中央收到陳忠經的報告後，隨即致電東北局（因陳的報告是蘇方經東北局轉去的），對如何營救陳、熊、申等三人與東北局和蘇聯方面反覆磋商，過程中幾經周折，最後通過蘇聯最高層才得以解決問題。
2月17日，中央致電東北局，稱陳忠經等三人處境危險，而他們過去對黨貢獻甚大，請他們與蘇方協商幫助陳忠經等離開美國轉往蘇聯或東歐新民主國家，然後再回解放區。如不可能，應先隱蔽一段時期，再經澳洲或經菲律賓取道香港回國。此後中央又連發數電，希望通過有關方面轉告陳忠經一切從最壞的基礎設想，切不可無謂犧牲。經費正設法接濟，並正設法聯繫陳忠經的家屬。但是，羅榮桓2月27日報告中共中央，此事已與蘇方交涉，蘇方拒絕轉報，並稱是莫斯科的回答。此後中共中央又多次向東北方面催問交涉結果，東北局也據此多次與蘇方交涉，但對方都回答說難以辦到。
一直到1948年7月，事情才出現了轉機。7月5日，李克農報告任弼時、周恩來，幫助陳忠經等人的事和阿樂夫（按：阿樂夫即阿洛夫，系蘇聯派往延安的醫療專家，同時也是蘇共派駐延安的情報小組成員，負責向斯大林報告中共的情況。在西柏坡，阿洛夫也是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絡人）當面談了，彼允為代轉報。李克農立即擬寫了電報，經毛主席親自修改並簽署，7月12日通過阿樂夫直接轉發給蘇聯最高層，希望他們幫助陳、熊、申三人離開美國轉往蘇聯或經東歐轉香港回解放區，電報明確表示：“我們對陳等安全極為惦念，假若可能的話（此六字系毛主席用毛筆字所加），仍望設法，從（原稿為“以”，此字為毛主席所改）上述兩辦法中擇其一法助其來我處，並請借給必要（此四字為毛主席所改，原稿為“給以足夠”）的旅費與生活費為盼！”周恩來亦將原電報中的署名（周恩來、任弼時、康生）改為“中共中央”，以昭鄭重。
這封由毛主席親自簽發的給蘇聯最高層的電報起了關鍵作用，此後蘇聯領館派人與陳忠經保持了定期的接觸。1948年12月25日午夜，蘇方轉給陳忠經一封英文電報，這是陳忠經到美國後第一次收到了來自中共中央的指示。這封電報除了對他們表示慰問與惦念外，明確囑咐他們根據戰局的發展，已經可以直接從美國回到香港，找章漢夫同志接頭（按：後來根據情況變化，最後改為與喬冠華同志接頭），然後北返。
此後，陳忠經等人就一面留意國內戰局發展等待時機，一面不動聲色地做回國的準備。1949年4月，熊向暉先行回國，陳忠經與申健夫婦則於6月中旬抵達了香港。抵港後按照中央的指示，他們與喬冠華接上了頭，乘船到天津，於7月1日到北京，迴歸了中共黨組織的懷抱。
四、脫險後的謎團
王石堅
對於王石堅被捕後表現的定性，至今仍存在一些爭議。按照中共中央組織部1940年11月所制定的《關於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變自首行為的規定》：“共產黨員不論被捕與否，若向敵人供出或洩露黨的秘密，供出或指證他人及機關，或勸他人自首，均為叛徒。共產黨員從被捕被俘到出獄，雖未供出任何人及機關，但只要在言論上有反黨行為，或未經被捕，自動向統治階級悔過自首者均為自首分子。但供出完全公開合法的團體，供出黨指定的備供機關，在反省院消極抵抗絕無反省表示、家屬親朋代為自首而本人知道後堅決拒絕但無效者，則不算自首。”若依此衡量，王石堅被捕後很快招認並在敵特機關任職的行為無疑應該被認定為“叛變”或“自首”。但實際的情況千差萬別，有時很難用一種固定的模式去劃一判斷。比如1941年江西“南委事件”中，謝育才通過“假自首”藉機越獄後通知組織，使中共地下黨避免了更大損失，就是一個特殊的事例。王石堅的事件也存在類似的情形或疑點。
中共掌握政權後，查獲的國民黨檔案中包含有王石堅被捕經過及審訊記錄，因而對事件的大體經過已經搞清楚了。王石堅的被捕是情報處在北平的電臺被偵破，電臺臺長李正宣叛變所致。王石堅被捕後雖然承認了共產黨員的身份，交出了西安東大街的電臺，但在口供中始終保留了陳忠經、熊向暉和申健這三人，只供稱是受其利用。有人提出，王石堅被捕後很快就寫了自白書，將他領導的華北、西北、東北全部情報組織、地下工作人員及領導人、五部地下電臺、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托出，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非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這似乎是證據確鑿的叛變行為。但是，王石堅手上最重要的情報關係就是陳忠經等三人，他既然已經向國民黨特務機關和盤托出，為什麼卻堅持保留不供出陳忠經等人呢？另外，對於某些他當時掌握的重要關係，如天津的景霖密臺以及打入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處的趙煒，也未供出。趙煒能在遷延兩週之後順利自瀋陽脫身，不能不說與此有極大的關係。這是疑點之一。
另外，王石堅三十年代曾經歷過一次被捕，也經受過嚴酷的考驗，1946年8月19日中央給王石堅的電報中曾提到：“我們常以你過去在監獄中堅定的立場，和你在工作中模範的例子，在幹部中進行教育”。趙煒回憶說和王石堅在北平宣武門附近一家澡堂接頭時，親眼看見王石堅脫去衣服後顯露全身從胸背到前後下身遍體鱗傷的痕跡，而且多處傷痕各異。可見，他曾在國民黨監獄中經受過嚴刑拷打，未曾屈服，不同於從未被捕過的人。這樣一個意志堅強的人為何甫一被捕就立刻招認了呢？這是疑點之二。
究竟王石堅真實想法如何，或許已經無法探明，這可以說是此案留下的永久謎團。
至於為什麼國民黨政府沒有要求美國政府引渡陳忠經等人，周恩來曾有一個很精闢的分析。他認為王石堅供不供出陳忠經等人的真實身份，無關重要。王石堅是靠陳忠經掩護才站住腳的，熊向暉結婚後住在王石堅的家中，這些都是明擺著的事，說是利用關係，鬼才相信。有這些線索，國民黨特務機關怎肯輕易放手？但胡宗南要保護他自己。共產黨員在他身邊這麼多年，這樣的事情捅出來，蔣介石饒不過他。
周恩來和熊向暉
確實如此。陳忠經、熊向暉與胡宗南的關係非常密切，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長李芳蘭一度懷疑陳忠經和熊向暉是共產黨，並威脅要“檢舉”，但礙於陳忠經等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不敢輕舉妄動。李芳蘭曾不無醋意地回憶稱：“每次調陳去西安東倉門（胡軍團長官邸）工作，都不通知我，胡將軍、楊上校（按：指楊爾瑛，三青團陝西分團幹事長）、陳忠經他們成了鐵三角”，她拿不出任何證據，自然不敢舉發。從私人生活的角度，胡宗南與熊向暉的姐姐熊友榛（當時名熊彚苓）曾有戀愛關係，一度還打算結婚。據王石堅1946年5月19日給中央的電報：“503號之姊七年前與胡宗南相愛，胡宗南送她赴美深造，年前胡宗南催伊返國結婚，九月胡宗南至滬迎她相晤後，胡突然變卦促她同別人結婚，現胡令她選擇對象結婚後，送彼二人出國。503姊受刺激甚劇，表示願與最進步者結合，……”，後經王石堅等反覆商議，並取得熊友榛和申健的同意，兩人最終結合在一起。在胡宗南保薦公派留美英的17人之外，對於“李人士、餘忠玲、熊彚苓女士等，亦各補助美金三千元助其出國深造”。可以想見，如果此事一旦暴露出來，胡宗南根本就撇不清干係，所以他必然竭盡全力將此事壓下，這也是陳忠經等人幸運脫身的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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