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翻閱商朝600多年的歷史，還是被有關“人牲”的一連串數字震撼到了。甲骨卜辭中記載的殷商時期殺人祭祀所用的人牲至少有14197人。僅盤庚遷殷以後到紂王時的273年間,所用人牲就多達13050人。在這個時期又以武丁“盛世”最巨。據統計,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中有1000多條關於人祭的占卜,用人牲數達9021人之多, 一次用上百個僕役和羌奴作人祭的在卜辭中非常多見，其中最多的一次用了500人，另有531條相關卜辭未記人數。也就是說，武丁朝在殺奴祭祀方面,是其他各朝遠不能相比的。
商朝的開國之君成湯為民求雨祭祀桑林時為什麼自做人牲？被後世稱之為“紂”的商朝末代君王帝辛祭祀所用人牲為什麼最多隻有百人？武丁王朝所用人牲最多的史實和他享有的“殷之大仁”、“中興之王”的美譽是否相悖？帶著這些困惑和疑問，讓我們循著歷史的脈絡一起去探尋、推理、發現其中的原由。
原因之一：習俗使然。人牲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農業崇拜。當時的人們崇尚天命，迷信鬼神，認為“萬物有靈”，於是採取用血澆灌的辦法來感謝地母，祈求豐年。到了殷商時代，人牲作為一種制度流行廣泛，祭祀占卜非常盛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無大小，都要占卜”，特別是商王室和奴隸主階級，幾乎所有大事都要反覆占卜、祈問鬼神。而每次占卜都要進行祭祀，每次祭祀都用人牲，且事情越重要，祭祀的規模就越大；祭祀的規模越大，所用的人牲就越多。
原因之二：擴張使然。商朝是我國奴隸制度發達的鼎盛時期，而武丁朝又是商代的極盛王朝。為開疆拓土，武丁對周邊的鬼方、土方、呂方、苦方、龍方、馬方、蜀方、盂方等方國部族發動了一系列戰爭，且戰爭之多、征戰之頻、戰事之長、規模之大均屬史上罕見。據卜辭統計，僅商伐苦方就有26次之多。《易卦爻辭》上說：“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就戰爭規模而言，則“一次可徵集3000人或5000人以至上萬人，一次殺伐敵人竟達2656人。”王后婦好作為擴大疆域的頭號功臣，就曾打敗了20多個方國。在那個祭祀占卜盛行的時代，每戰必祭祀、必占卜，而且是反覆占卜；戰要祈勝，勝要常勝，勝還要謝恩；敗要再戰，戰則必祭祀、必占卜，如此循環往復，所用人牲豈能不多。
原因之三：禮制使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在商代，人們相信萬物有靈、鬼魂不死，為了祈求神靈消災賜福，為了表達對先祖的崇敬尊重，他們祭祀占卜頻繁，名目眾多，而且均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禮制辦事。他們經常殺死戰俘和奴隸來祭奠鬼神，認為以人肉為盛饌供奉神靈先祖，才能表達出最大的敬意，而且人牲越多，心意越誠，所以才會盡其所能，多用人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武丁時期，祭祀成為整個國家大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人祭制度則是商代禮制的一種特殊表現，並已成為當時許多政治活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只有多用犧牲，才與禮制相符，才能與惶惶盛世相匹配，以至用作犧牲的奴隸數目多到“無法計算”。
原因之四：鬥爭使然。這裡的鬥爭主要包括對外、對內兩個方面。對外就是與各方國的鬥爭，對內就是與奴隸階級的鬥爭。比如，武丁朝伐鬼方, 整整打了三年；而對羌方的征伐掠奪，則更為慘烈，最多一次出兵竟多達13000人。在長期而又大規模的拉鋸戰中，激起的國恨家仇是何等的濃烈，而作為戰勝方的商王朝，為彰顯國威、報仇雪恨，則更為殘酷地對待戰俘，於是羌人俘虜便被作為人祭、人殉的首選，所以在殷商祭祀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羌人俘虜作為犧牲被殺的遺蹟。在武丁盛世，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貢賦，使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奴隸階級被迫群起反抗。甲骨卜辭中，記載各種奴隸逃亡非常之多，就連王室的奴隸也成批地逃走。能文能武的婦好除了帶兵征戰、治理封地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抓捕逃跑的奴隸。而被抓回來的奴隸大多難逃人祭、人殉的厄運。
原因之五:生產力使然。武丁王朝時期，生產力水平依然十分低下，人們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加之戰事頻繁，勞動力不斷被補作兵源，更造成田園荒蕪，收成減少，加上奴隸主階級生活奢侈，導致征戰所用的糧草和奴隸平民的生活尚且無以為繼，大批戰俘的吃飯問題當然不好解決，於是除了極少部分被補作兵源或變成奴隸之外，大部分則會被殺死用作人牲。而到了商朝末期，奴隸主階級對人的價值的看法逐漸發生了變化，逐漸將更多的戰俘特別是男性青壯年變為了奴隸。所以，人牲的數量大幅減少，且作為人牲的多為成年女性、少年和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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