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遼亡於大金後，其皇族成員耶律大石率眾逃至漠北，整頓軍馬又西征，征服了整個大中亞地區，在七河之地重鎮巴拉沙袞建都，改稱虎思斡耳朵，稱帝建號以待東征復國，耶律大石在中亞休養生息之後，曾派大將東征，出發前誓師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蜂起，天下土崩。朕率爾眾，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東征大軍“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遼史·天祚皇帝本紀四》）西遼的東征之念方才不得不作罷。 史稱西遼。
耶律大石武功超群，儒家學問也很了得，故而力圖依照儒家的辦法來治理中亞，包括開科取士的工作全都做過。但儒家的地理依賴性在這裡又一次獲得印證，耶律大石可以在政治架構上力圖以儒家辦法來治理，卻無法讓已經皈依伊斯蘭教的當地人普遍性地轉從儒學，因為這意味著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財產觀念等等的轉變，皈化成本遠高於伊斯蘭教。而大遼在滅亡之後，還能在此前未曾履足的中亞再建一個王朝，只有大遼這種兼容農耕遊牧的二元帝國才能做得到，中原的純農耕定居帝國是無法做到的。耶律大石在西遼的稱號是“菊爾汗”（意為“汗中之汗”），也顯示著其在儒家之外另有草原身份的一面。
耶律大石所征服的，是近三百年前西遷的回鶻人所建立的、時已分裂為東西兩部分的喀喇汗國。此前的突厥汗國雖然與穆斯林早有交往，但是一直沒有改宗。直到喀喇汗王朝的阿爾斯蘭汗，才在公元960年率領20萬帳突厥人皈依伊斯蘭教，並宣佈伊斯蘭教為國教。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突厥人的伊斯蘭汗國出現了。這一年，正與趙匡胤黃袍加身是同一年，不啻是個歷史隱喻——西域在與中原隔離發展的時候，雙方都在蓄力，未來的重逢之日，西域將以極為深刻的方式逼問出東亞普遍帝國的政治性。
前文曾提到，平民社會要求帝國政治的世俗化轉型，它進一步要求在帝國的精神層面上完成政治與倫理的分離，作為其思想條件，而這種分離需要有諸多精神世界的彼此實質性衝突，才能被激活出來。在宋學興盛之後，佛教已經被儒家文明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儒釋二家無法形成那種精神世界的實質性衝突；那麼，此種實質性衝突，最終必定是在亞伯拉罕一系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有經世界”與非亞伯拉罕宗教的“無經世界”之間展開。經此衝突逼問出帝國的政治性，意味著此後帝國政治才能走上自我節制之路，為自己劃定界限，將自己約束於純粹屬人的事務，而將屬神的信仰世界轉交給社會來自主抉擇。
只有這樣，帝國才能超脫於文化性與倫理性之外，真正獲得自己的政治意識。帝國由此轉化成為一個普遍的容器，為各種人群的自主道德抉擇、各種文化的自由發展提供一個外部條件。帝國承認其治下個體的道德自主性，帝國的屬神性寄託於每一個個體（或初級共同體）身上。至此，普遍理想也不再力求將自己外化為帝國，以其作為自己的世俗擔綱者；而是放棄世俗的政治，擺脫建制化對精神帶來的異化，投入到純精神的世界，讓自己的普遍性獲得更加深刻的展開。帝國下降到人間，精神上升到神界。
近代西方與中國的衝突，當然帶來了這樣一種實質性精神衝突；但是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西域的伊斯蘭化，已經埋下了這樣一個歷史伏筆，它已經為帝國真正的政治意識的激活，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可能性。只不過，這種可能性，未及釋放，便伴隨著西方的到來而為人們所遺忘；但是，焉知在伊斯蘭復興的今天，千年前埋下的這一伏筆不會迸發出其最深層的歷史哲學意義呢？
自我意識的表達
日本的伊斯蘭研究權威人物羽田正曾經做過一個很有趣的研究。他發現，9世紀後半期到10世紀，阿拉伯語地區和波斯語地區分別開始了其世界史的書寫。阿拉伯語的世界史書寫，作者們認為即使伊斯蘭世界在現實中分裂為多個政權，但是仍然有一個完整的“伊斯蘭世界”存在，它對峙於“非伊斯蘭世界”，兩個世界又被稱為“伊斯蘭之地”與“戰爭之地”。波斯語的世界史書寫，這些作者並不採取橫向記錄整個“伊斯蘭世界”各地區的辦法，從未嘗試設定包含阿拉伯語文化圈的空間概念，除了從穆罕默德蒙天啟到阿巴斯王朝建立之間的阿拉伯帝國曆史，原則上他們只對伊朗高原及其周邊的波斯語文化圈的政治史及王朝史有興趣。
也就是說，波斯語地區的世界歷史書寫——他們的歷史哲學的表達——實際上是力圖超越於伊斯蘭教之外，將伊斯蘭教揉入波斯世界的自我表達之中，從而形成波斯世界的主體性敘事。\[日\]羽田正：《“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劉麗嬌、朱莉麗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54頁。波斯人作為穆斯林，沒有辦法脫離開伊斯蘭教說事了，但是伊斯蘭教於此只不過是波斯人自我意識的表達載體。
中世紀的中亞突厥人的行政語言和文學創作通常是用波斯語，中亞突厥人之主體意識與伊斯蘭教的關係類似於波斯人，只不過這些突厥人的主體意識不是通過歷史著作形成的，而是通過長篇詩歌的創作完成的。11世紀中期，喀喇汗王朝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東喀喇汗王朝定都喀什噶爾，西喀喇汗王朝定都撒馬爾罕，這兩個地方成為中亞的兩大文化中心。喀喇汗王朝的偉大詩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出生於巴拉沙袞，成名於喀什噶爾，寫作了第一部偉大的突厥語長詩《福樂智慧》獻給東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
《福樂智慧》長達13 000多行，完整地表達了對於正義秩序、政治理想、世俗道德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其中自然有大量訴諸伊斯蘭的觀念，但是這種種訴諸，都是圍繞形成中亞突厥人的自我表達這一意圖的。此外，喀什噶爾還孕育了堪稱11世紀中亞社會百科全書的《突厥語詞典》，倫理長詩《真理的入門》則完全是用喀什噶爾語言寫就，同樣是以伊斯蘭的話語表達中亞突厥人的意識。
這些重要著作可以說是中亞地區的自我意識的宣言。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喀喇汗王朝的統治者自稱為“桃花石汗”，一說桃花石是拓跋的轉音，是當時中亞基於對北魏王朝的記憶而對中國的稱呼，帶有“東方與中國之王”或“東方與中國之蘇丹”意義的封號。他們自認是中國的國王，與唐、宋的皇帝是甥舅關係，西亞國家和哈里發也都承認他們是中國之王。餘太山主編：《西域通史》，第296頁。 喀喇汗朝自我意識的表達是在一個已經抽象化的“中國”意象下展開的。
從而，西域地區對未來的大陸普遍帝國之政治性的逼問，便有了加倍的複雜性。一方面，從普遍治理的層面，已經獲得了自我意識，卻也不排斥抽象的中國意象的中亞人群，對習慣了中原或東亞本位的帝國提出巨大挑戰；另一方面，這個中亞人群的自我意識又是通過一種普遍性的宗教獲得表達載體，從而內蘊著“有經人”與“無經人”的精神衝突。西域將從政治實踐與精神秩序兩個層面，對後世的大陸帝國形成最深刻的挑戰，令後者最終淬鍊出其政治性來。可以說，西域就像一面鏡子，大陸帝國正是在這裡才得以看清自身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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