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文化與近代科學關係問題——中國古代真的沒有科學嗎？歷史頭條網

一兩種對立的意見

《中華讀書報》某年月日發表了朋友某君的《席先生，我不能同意您》一文，討論古希臘文化和近代科學的關係問題。我覺得有必要做出回應。這不僅是因為我持有和席澤宗先生大體相同的意見，而且還因為這是一個為中外許多學者所關心、並且關係著一系列問題的問題。

比如它的伴隨物就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近代科學？而在這兩個問題之後，又是傳統文化和現實的關係究竟如何？是傳統決定著現實的命運呢，還是相反？這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朋友某君和席先生爭論的焦點和歸宿。席先生認為：“現實的需要和提供的條件才是科學發展的更重要的動力”，而朋友某君則把近代科學的產生歸結為文化問題，即古希臘文化中有近代科學得以產生的“種子”，而中國沒有（轉述的不確切處由我負責）。

在這兩種對立的意見中，我贊同席先生。不過，在這裡難以做針鋒相對的爭論，而只想介紹一點我所理解的、席澤宗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路，以作兩種觀點的對話。自然，理解的不合之處，就是我的意見。

二古希臘科學的種子為何到近代才發芽？

到目前為止，對西方為何產生近代科學而中國沒有的回答，僅我所知，就有十數種或數十種之多，其中大多都是文化上的原因。這些文化原因又大體可歸結為一句話：西方有古希臘，而我們沒有。下一句話是：中國不僅沒有古希臘，而且有官僚制度，有封建壓迫，有方塊字，有儒家文化，缺乏邏輯思維，不重視實驗，沒有歐幾里德，沒有《邏輯學》……，總之是沒有古希臘那樣的文化種子。朋友某的意見，可說是這種主流意見的再現。

然而在早幾年，就有一種疑問提出來。比如歐氏幾何曾經長期在阿拉伯地區流傳，為什麼就沒有促使這個地區產生近代科學？而且歐洲知道古希臘文化不只一日，為什麼只是在哥白尼時代及其以後才產生了近代科學？也就是說，古希臘的科學種子為什麼長期沒有發芽？

這就促使人們不能不思考下一個問題：即使古希臘果然有那樣的種子，那麼，促使種子發芽的東西是什麼呢？

於是，席澤宗先生想到了現實的因素。他想，一定是某種現實的“陽光和水份”使古希臘長期沒有發芽的種子發了芽。

至於這“陽光和水份”的內容？則是另一個問題。

三種子有多種，為什麼別的就不能發芽？

問題到此並沒有完結。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留斯、哈維，等等，幾乎都是從反對古希臘、羅馬的科學結論中做出新發現，並且成為近代科學先驅的。那麼，古希臘的“文化氣質”是近代科學的種子，而由這種氣質產生的結論卻是近代科學必須要反對的東西，或者說，是近代科學產生要越過的障礙，那麼，古希臘科學於近代科學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或者僅僅把古希臘人的氣質作為文化種子，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為什麼同樣的氣質在彼產生一種結論，在此又產生一種結論呢？使結論不同的因素當然不是種子中的，而是別處存在的，那麼，它在哪裡、又是什麼呢？

近代科學確實用了古希臘科學的種子，比如原子論。然而，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原子論在古希臘、羅馬的影響較之非原子論主張，要小得多。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認為物體必須接觸才能產生作用、自然界厭惡真空等等非原子論的觀點，在古希臘，比原子論觀點的影響要大得多。為什麼近代科學使這個種子發芽，卻使另一種子、而且是古希臘文化中更重要的種子乾涸呢？

歷史的發展表明，在一次重大事變之後，往往是過去非主流的種子發展壯大，而主流的種子卻乾枯甚至腐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也就不列舉了。因為假如不是這樣，歷史還有什麼發展？

看來，種子不能決定種子的命運。就像考古發現的許多古代植物種子一樣，它們能否發育成植物，不是它們自己能夠決定的。古希臘科學能否發展成為近代科學，不是古希臘科學能夠決定的。在這裡，我們只能跟著席澤宗先生說，現實的因素才是科學發展的真正動力。

四假若近代科學源於古希臘的種子，古希臘的種子又來自何處？

然而，植物種子確實是種子，我們暫時拋開種子的進化不談，一般說來，只有同樣的種子才能發育成同樣的植物。然而文化問題真的就和植物的種子一樣道理嗎？

中國禪宗有一句話，叫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讓我們繼承中國古人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思維方式，再問一句：古希臘的文化種子來自何處？

還有，古希臘人為什麼就能創造出使近代科學得以產生的種子，而太早熟、太聰明、太實際的中國人，為什麼就沒有創造出這樣的文化種子？在這裡，我們就無法求助於古希臘的傳統，而只能求助古希臘和中國古代當時的現實因素。

是什麼現實因素呢？不少人曾經認為，這是由於古希臘是海洋國家，而中國是大陸國家。然而，海洋國家決不只古希臘，比如日本，比如英國，為什麼他們就沒有創造出那個種子呢？

假如說是古希臘人的創造，那麼，古人可以在沒有種子的情況下創造出新的文化，為什麼到了近代就不能重新創造、而非要有種子不可？

五為什麼種子不在本土開花結果，而在他處發揚光大？

據有些學者研究，古希臘其實是繼承了許多東方文化的傳統，這其中有古埃及的，甚至有古印度的。假如說種子的話，則這些地區是否給了古希臘什麼種子呢？而這些種子為什麼在本土沒有開花結果呢？

一個類似的事實是，那些最早創造了近代科學的人物，多不是希臘人，也不是希臘化時期那廣大版圖中人。而古希臘種子所結出的最豐碩果實，也不在希臘本土。為什麼種子產生的核心地帶，反而沒使種子結出碩果呢？

再說得遠一點。比如基督教產生於猶太民族，而它的傳播卻在猶太民族之外，在一個長時期裡與猶太民族反而成為仇敵；佛教產生於古印度，如今的印度地區曾經廣泛接受過佛教，然而佛教後來的發展卻在中國，而在印度的發展反而不及中國。

這些個種子為什麼都在他處發芽，在本土反而斷絕了呢？既然他處可以接受此處的種子，自己有無種子對於近代科學的發生又有什麼關係呢？

牆裡開花牆外香，此處產生的種子在他處生根發芽，都是歷史上常見的事例。在這些地方，決定種子命運的，都是當時當地的現實因素。

這些問題，使我們對種子說產生了深深地懷疑，認為它未必是說明西方產生了近代科學而中國沒有產生的正確答案。

六古希臘文化對於歐洲，也是外來思想，問題在於中國人對待外來思想為何前後倨恭不一

從文藝復興開始發展近代意識的意大利，到此後在科學上依次領先的法國、英國、德國等等，都不在古希臘的版圖之內。嚴格說來，古希臘文化對於他們也不是固有的文化種子，而是接受的外來思想。

那麼，中國人在同一時期，即明末、清初時期，為什麼就沒有能夠接受那些外來的科學、並且使之發揚光大呢？是中國沒有向他人學習的基因嗎？為什麼隋唐時代，會有那麼多高僧不惜千辛萬苦去西天取經，明末清初卻幾乎沒有一個人想到西方去學點什麼！但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變了，其中的先進分子，逐漸地、呈加速度發展地、十分熱烈地要向西方去尋求真理。直到今天，中國人學習國外科學技術的熱情仍然有增無減。中國人什麼時候、什麼原因改變了自己的文化氣質，不再保守頑固，而如此虛心好學了呢？

話到這裡，我就不能不和席澤宗先生一起大聲地說：“在傳統與現實之間，現實的需要和提供的條件才是科學發展的更重要的動力。”

七一個民族的氣質如何實難斷言

有人根據古希臘的哲學成就，說古希臘人喜愛冷靜思考。然而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卻偏要展示古希臘人的狂熱，整夜的酗酒狂飲。對一個人的性格下一斷語，往往是張三李四不一，何況對一個民族！

雖然中國有莊子講“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有子列子對憂天、不憂天都無所容心，然而中國人決不是都在玩弄辯證綜合的把戲。在那些不可含糊的地方，中國人也決不含糊，決不玩辯證綜合的把戲。二十年前，中國科技大華同旭博士做了部講漏刻的書，不過是中國人一絲不苟情況的事例之一而已。

一個民族的氣質如何，實難斷言。如果一個西洋鴉片販子看到幾個脅肩諂笑的清朝腐敗官吏，就認為中國人都是如此，好欺侮，可就大錯特錯了。

單說中國知識界吧，魏晉人多放達，然而反對放達的人決不比放達者少；宋明理學家酸文假醋，然而風流倜儻者也讀程朱。看看《聊齋》，纏綿於狐鬼之間的都是誰人。還有“三言二拍”、《金瓶梅》之類，乾柴烈火般求愛做愛的，都不是沒有文化的農夫。

對一個民族的氣質下斷言，實在是難以符實。

八氣質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種子也會不斷創造出來

而且所謂氣質，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大到一個民族，小到個人。“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所以陷溺其心者”，就是現實的因素。至於“兔子不急不咬人”“一闊臉就變”“官升脾氣長”等等格言，則是普通群眾對現實環境改變人的氣質的經驗總結。

一個民族，氣質改變的事也不勝枚舉。漢唐盛世時，中國人的氣質如何？什麼時候變得一見洋人就膝蓋發軟了呢？有些民族，歷史上曾經叱吒風雲，稱霸歐亞非數洲、甚至稱霸全球，如今為何變得綿如羔羊，或者只會跟在別人後面學舌呢？

至於文化種子，過去沒有而以後才出現的不知凡幾，假如以後出現的東西都必須是固有種子的發芽，人類何以談得上發展？

原始時代簡單的社會生活，只能使人有質樸的性格。那奸詐的詭計，挑撥的手段，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唇槍舌劍的談判技巧，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的氣質，無一不是所謂“獲得性遺傳”。至於文化成果，更不必說。

漢代王充說，如果人死為鬼，那麼如今應該到處是鬼，這世界能盛得下嗎？在種子問題上，則其道相反：假如後來的發展必須有原來的種子，質樸的原始人哪裡製造得出那麼多種子？

九, 文化血統論是文化學上的最大誤區

如果把傳統的因素作為種子或遺傳基因，那麼，這種子或基因就有許多種。然而在發展中，有些種子和基因得以發芽成長，有些種子或基因就得不到發芽和成長的機會，甚至發黴、腐爛，至於消失的。因此，對於歷史事變，在種子和現實二者之間，種子可說是最無力的。

即使同樣的種子，後人拿它作何用處？也是種子所無能為力的。

基督教拿了古希臘的科學種子，去論證它教義的合理性，使亞里士多德學說成為基督教教義的一部分。中國也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多用來做敬神的爆竹；發明了指南針，卻用來測風水；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卻長期棄置不用。這些，可都是西方近代發展的寶貝。

而所謂的種子，其實只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而且是容易造成許多誤會和誤解的比喻。因為人類的歷史發展，是一個新因素不斷產生的過程。這些新的因素，可說都沒有過去的種子。如果是過去的種子之芽，也就無所謂新因素。

生物學上的種子說或者基因論不敢妄加褒貶，但把生物學上的種子說或基因論移植到文化問題上，我稱之為“傳統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而文化決定論或傳統決定論也是文化學上的“血統論”，似乎某個民族的祖先沒有某種文化基因，他們的後裔就長不出某種文化個體。這種血統論，是文化問題上最大的誤區之一。

十, 關於中國科學和中國人的品質

至於中國古人是否太聰明、太早熟、太實際？這的確是曾經有過的一種說法，然而卻也只是一家之言。也只能是略備一說，難以成為立論根據的。比如朋友某提到的《列子》書，一般認為是魏晉時代出現的，而這一時期出現的一種學問，被稱為玄學，所謂玄學，就是不切實際的學問。

還有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其科學狀況究竟如何？也是與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然而此時卻無法多說的問題。如果定要說上一句，那就是說，斷言中國古代無科學，只是些零星的小知識，似乎也有點疑古過勇。當初中外學界也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中國無哲學，然而胡適、馮友蘭寫出了中國哲學史，現在很少有人再說這樣的話了。筆者盼望，從事科學史研究的學者能夠像胡適、馮友蘭一樣，寫出一部不涉技術問題的純科學史來。並且筆者相信，這樣一部書定會出現。到那時，我們再來討論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