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薇曾在回忆录中说，在1940年在成都的某次，一个相士曾给她看相，说她生性刚强、女生男相，其性格是“一事不遂，三日不忘”；
相士还说，她不宜早婚，如果早婚的话，不但夫妻不和，甚至将来连儿女都不是她的。
这个相士不知何许人也，不过话却很准。
徐悲鸿与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徐伯阳及女儿徐丽丽即徐静斐），两人一直随蒋碧薇生活。
由于家庭的变故，加之蒋碧薇又与张道藩相恋，其子女先后离家出走，儿子徐伯阳还不顾家庭的反对参加了驻印远征军。
1949年，在蒋碧薇随张道藩赴台湾后，其子女均留在了大陆。
在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丽丽到南京参加接收工作时，三过家门而不入。
此时的傅厚岗公馆（原徐家）此时已是人去楼空，而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后，也再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
直到1978年，蒋碧薇才收到儿子徐伯阳的一封信。
而在回信仅两个月后，蒋碧薇在台北病逝。
据徐悲鸿家的保姆、与蒋碧薇随同赴台的刘同弟说：
“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
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据其形容，蒋碧微说徐先生走了的时候，面色凄然。
事实上，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东西，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的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种做法与情绪，其实也是很复杂很微妙的。
对于徐悲鸿的早逝，蒋碧薇在《我与悲鸿》的后记里说：
“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即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
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场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八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
从她的意思看，是“小三”（孙多慈）的介入导致了徐悲鸿的早死。
不过，徐悲鸿的后任妻子廖静文却认为：
徐悲鸿的死，是“为了还清她（蒋碧薇）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他习惯站着作画，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
徐悲鸿的两任妻子蒋碧薇和廖静文都出版了关于徐悲鸿的回忆录，在《徐悲鸿的一生》中，廖静文谈到蒋碧微时每出溢恶之词，这也似乎不够厚道。
事实上，廖静文和蒋碧薇连情敌都算不上，因为徐悲鸿与廖静文相识时早已与蒋碧微分居，廖连见到蒋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有多少直接的了解。
至于蒋碧薇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的结合同样很荒唐，此前她与张道藩已是海誓山盟、情书不断，恐怕早已失去指责徐悲鸿的资格了。
比较而言，徐悲鸿的一生非常好学，而蒋碧薇接受的俗文学教育，无甚追求。不过，她虽然读书不多，但有着江南女人的精明强干与自私。
总的来说，蒋碧薇没有什么理想啊温情啊艺术之类的东西，而且心眼很小，如徐悲鸿隐约表达的，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痛快。
在回忆录中，蒋碧薇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情感纠葛虽然一直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但其实是有些得理不让人。
同样让人同情的，其实也包括是善良的徐悲鸿，他一次次被蒋碧微逼至墙角而不曾回手。
可在蒋碧薇回忆录的影响下，谁又同情过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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