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提到，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因的分析不應拘泥於簡單的歷史必然論，而應當跳出這一定式思維，置身於歷史之中去思考。緊接著我們提出了新的觀點：一戰的爆發與主要參與國（同盟國和協約國）大戰略的缺失與民族主義的裹挾密不可分。但限於篇幅沒能展開，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民族主義和大戰略的缺失是如何導致一戰爆發的。
縱觀整個十九世紀的歐洲，“均勢”和“民族主義”是兩個繞不開的主題。其中“均勢”的影響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多次提到，在此我們主要討論後者。但在此之前我必須明確的是，均勢與民族主義並不是彼此不相干的，而是存在著內在勾連。民族主義的泛濫及其對統治者的影響在十九世紀那個帝國主義鼎盛的時代背景下，直接關係到各國的外交政策。因此，我會盡自己所能將二者聯繫起來。
民族主義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早已存在，但當時這一觀念僅存在於貴族等少數具有統治地位的人群中。特別是在歐洲大陸的封建體制和教權神聖的體制下，普通百姓根本不在乎所謂的“民族認同”，外交和戰爭都是貴族才會關心的問題，與百姓無關。但隨著技術的發展和識字率的提高，一個在今天看來再普通不過的事物卻潛移默化的改變了這一切，甚至可以說它掀起了一場革命，這個東西就是——報紙。隨著報紙進入尋常百姓家，普通百姓開始接觸到以前只有貴族和神職人員才會接觸到的信息。人們對“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概念的認識逐漸提高。“民族主義”一旦被普羅大眾所接受，其所蘊含的能量也找到了爆發的舞臺。
恰逢十九世紀又是一個殖民帝國盛行的年代，帝國主義與民族自決便形成了一組難解的矛盾。為此，大英帝國由於本身就是君主立憲制，選擇了“一國多制”，培養大量的當地文職人員參與治理，我們很難想象治理擁有數億人口的印度，英國只派了數千人。但是這一做法也間接地使殖民地人民掌握了治理的能力，增強了殖民地人民實現自治的可能。但是，德國（特別是1890年威廉二世上臺之後）、奧匈帝國和沙俄由於其保守君主制的特性，選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奧匈帝國最具代表性。
奧匈帝國的多民族特性一目瞭然
奧地利之所以被認為是“帝國”，主要依賴於他在德意志地區和意大利北部的權威。拿破崙戰爭後，奧地利傳奇外交家梅特涅精心打造的“三皇同盟”，以保守主義護衛貴族的統治，並以此確立德意志人在其帝國版圖內絕對的統治地位。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伴隨著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統一，奧地利在此兩地的權威蕩然無存，帝國霸權的沒落也帶來了其統治合法性的危機，帝國版圖之內各民族蠢蠢欲動。為解決國內愈演愈烈的民族問題，奧地利於1867年確立“二元制”即有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兩個議會。不同於大英帝國版圖內的自治，奧匈帝國所有重大決定都必須經過兩個議會的批准才行。維也納原本希望通過這一設計簡化治理難度。奧地利治理西部，匈牙利治理東部。但是這一制度在執行的過程中非但沒有改善民族問題，反而使得矛盾激化。統治匈牙利的馬扎爾人對其他民族具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排斥。一方面，匈牙利擔心奧地利做大，反對一切增強奧匈帝國軍力的決定，使得到了二十世紀初，各國軍隊陸續開始擁抱新式火炮、飛機的時候，奧匈帝國軍隊不論規模還是戰術和裝備都十分落後（他可是擁有享譽世界的斯柯達兵工廠的國家啊）。另一方面，匈牙利堅決反對奧匈帝國對巴爾幹的斯拉夫地區的吞併，擔心斯拉夫人做大影響匈牙利的地位。這也難怪王儲斐迪南大公曾計劃建立加入大克羅地亞的三元帝國制衡匈牙利的傲慢。
隨著奧匈帝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失勢，巴爾幹成為其唯一可以施展拳腳的方向。但正如上文所述，這一方向遭到匈牙利的強烈抵制。迫使維也納同意不會佔領塞爾維亞。1878年俾斯麥曾經開玩笑道：我只聽說過有人不吃鴿子，除非別人替他烤好；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非要別人把他的嘴掰開，把鴿子塞進去他才肯吃！
奧匈帝國軍事上的軟弱和外交上的掣肘，恰逢1905年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後的戰略轉向。奧地利一廂情願的認為戰敗後的俄國無力干涉巴爾幹。殊不知，走投無路的俄國和此時的奧匈帝國一樣，戰略空間的壓縮和大斯拉夫主義的裹挾，使得俄國硬著頭皮也必須扎進巴爾幹。兩國的撞車似乎不可避免。我們不禁設想這一情形，如果兩國沒有被國內的民族主義裹挾，能否尋找到一定的迴旋餘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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