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商，這個概念，在清朝末年已經出現。依據目前我所見的史料，較早出現在曾國藩批牘之中。（當然，如有史料追溯更早，也是好事。）在鹽運中，“湘商”一詞是與“湘綱”同義的。據《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13冊收錄江督署鹽政科批牘《批湖南督銷局稟湘省岸務與鄂省不同情形》，時間不詳，但應早於曾國藩逝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其雲：“前據湘商利順興等稟南撫部院衙門，擬每引提湘平銀一錢二分，藩司，鹽道擬每引各提湘平銀六分，即可照辦，按引扣解。其兩湖督部堂衙門，鄂商既不繳公費，湘商未便歧異，應暫從緩計議。”此曾國藩的批牘中已有“湘商”一詞。光緒二年（1876），沈葆楨向朝廷上《收回淮南引地應遵部議迅速舉行疏》，文中有“湘商”“湘綱眾商”的兩個同義詞，而戈靖向朝廷上《變通鹽法疏》，文中“湘商”也相當於“湘綱”。在晚清，當時的官府文書、公報、民辦報紙、史志、詩文集、筆記中，“湘商”一詞十分常見。如在湖南人爭辦粵漢鐵路時，湘商走在前列，光緒三十二年（1906）《商務官報》第12期之《商部奏湘商籌辦鐵路並公舉總協理折》就明確有“湘商”這一商群主體。
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湖南雖有經濟騰飛，但遠不如沿海地區。固然出於文化不自信，而學術界在近幾十年來對“湘商”研究不夠，加之沒有推出湘商的典範性歷史人物，使得人們誤以為湖南人只會打仗、從政、從文，不會經商，講湖南人“長於沙場，短於市場”，說過去沒有湘商。如2006年，著名作家王躍文以一篇《尚需時日話湘商》引發空前的討論，認為“自古更無湘商的說法”。王躍文先生是好的作家，但未必是好的歷史學家，他的觀點就經不起證據檢驗。如在揚州的鹽商中，湘商唐倉崧、王輔周、魏次庚均為清末民初八大鹽商之一。其中王輔周為八大鹽商之首。
在王船山、顧炎武、黃宗羲三大儒之中，王船山的思想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最大，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的走向。在近現代舞臺上，各派“成功人士”，無不讀了王船山的書，得到了王船山的“保佑”。
王船山早就預測到“吾書兩百年後始顯”，果然王船山的思想在清朝末年蔚然大興。新化大儒鄧顯鶴第一個感應到了王船山，率先領導湖南士大夫建構“湖南人精神”，在湘商的支持下，他負責刊刻了《船山遺書》。因太平軍毀版，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在攻佔南京之後，再次刊刻《船山遺書》，推崇王船山，表彰“湖南人精神”。之後，郭嵩燾創辦思賢講舍，率先祭祀王船山，推崇王船山為湖湘文化的精神領袖，並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從祀文廟。之後，湖南人都在詮釋王船山的思想，以王船山的名義幹事業，通過王船山這位精神領袖團結廣大湖南人，激發湖南人的文化自信，鼓勵湖南人勇於擔當，由此全面建構出了“湖南人精神”，讓“湖南人”成為了道德和責任的代名詞，走上了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心，並使得湖湘文化與日爭光，無比輝煌。
有陝西訪學團問我，嶽麓書院門口有“惟楚有材，於斯為盛”與“千百年楚材導源於此；近世紀湘學與日爭光”兩聯，而歷史學家譚其驤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為什麼湖湘文化近現代如此興盛？傑出人才燦若群星？是地氣使然？我答覆是：讀了王船山的書、得了王船山的保佑使之然。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邊界，將王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當做推翻腐朽清朝、戰勝帝國主義、復興中華文化的理論武器。如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中以王船山等人作為民族復興的思想旗幟。一時，王船山的著作風行海內外，影響遍及五大洲。在晚清新興人士中，無人不熟讀王船山的書，無人不深受王船山愛國主義的燻蒸。尤其是浙江餘杭章太炎作為大思想家、大學問家，直承王船山而來建構其民族主義思想，也是將王船山詮釋為民族主義者的大功臣。
可以說，王船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精神領袖，深遠影響了近代中國的走向。從魏源到陶澍，到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到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到孫中山、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秋瑾、章士釗、宋教仁，到楊昌濟、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夏明翰……他們無不從王船山的思想中直接、間接獲取啟迪，尤其是王船山的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否認“天命”、趨時更新的思想，激勵著那個年代的人們，思考，奮鬥，改造中國與世界。
清末、民國湘商深受王船山的影響。王船山的著作第一次大批量出版，還是經商致富後的王船山後人捐助的。對於一些知名的湘商而言，像禹之謨、龍璋、黃興、李夑和、楊度、聶雲臺、範旭東這些新興商人，無不是王船山的超級粉絲；像朱昌琳、魏鶴林、劉麟郊、朱紫桂這些老派商人，無不在王船山思想的籠罩下；像王先謙、黃自元、葉德輝這些學者型商人，無不翻讀王船山的著作，崇祀王船山，尊奉王船山。
王船山作為湘商文化理論的奠基人，作為湘商的靈魂、精神領袖，既是歷史的事實，也有現實的需要。過去，王船山作為湘商的靈魂，鼓勵湘商爭作君子、豪傑、聖賢，激發了湘商向上向善、精忠報國之心之行，提升了湘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凸顯了湘商文化的高貴品格，鞏固了湘商的精神信仰。可以說，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的引擎。
新湘商文化的生髮與興盛，有待於今人與後人的努力奮發。未來，各地的湘商都要回歸傳統，重光祖德，以王船山為湘商文化的精神領袖。至少，2007年發佈的重要文獻《湘商宣言》，其倡導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兼容幷蓄、實事求是”的湘商文化精神，可以說完全是王船山思想的表述。這一點，我期望騎馬走天下的商會活動家伍繼延要像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黃興、禹之謨、龍璋等人一樣率領湖南人共崇王船山，能擔當大任，“住持”王船山思想，在海內外鼓與呼，讓無數的新湘商在王船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未來新道路。如運用王船山思想指導湘商修身、齊家、治企。
王船山特重君子、豪傑、聖賢的人格，對商人也有此要求。正如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會會長李利君所言，湘商要成為工商界君子、豪傑、聖賢，可追溯到王船山。我們起草的《湘商新君子宣言》也即將公佈。曾國藩雲：“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湘商們要先做君子，再做豪傑，再做聖賢。
湖南湘商文化研究會會長鄭佳明是在學術界、湘商界、媒體界擁有話語權和巨大影響力的紅人。他是王船山的超級粉絲，是王船山思想的播種機，似可用“言必王船山”來形容他。他在湖南大學嶽麓講壇曾主講過“走近王船山，循源湖湘文化”，還專門寫有《王船山是中國走向現代的第一個思想家》一文。檢索鄭佳明其他談湖湘文化的文章、講座，無不提到了湖湘先儒王船山。
盧德之的共享主義、資本精神、慈善精神，是一種全球化視域下的“均天下”“公天下”的話語表述，也能在王船山思想裡面找到根據。也可以說他的思想是王船山思想在現當代的新發展、新成果。
當然，王船山思想已進入了每一個湖南人的大腦。已故湘商大佬餘彭年，被認為是王船山思想的實踐者，近乎“湘商聖賢”。如今的張躍、梁穩根、廖廠長、顏衛彬、傅勝龍、王填、姚勁波、高燃等“湘商豪傑”，秉承近百年湖湘文化的薰陶，他們身上無不流淌著王船山思想的血液。
當然，迴歸傳統，以王船山思想治商，達成中體中用的自生自發狀態，還需要漫長的時間。我們應當從容淡定，戒急用忍，慢慢來補充，不可操之過急。
文/黃守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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