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蘇軾《答張文潛書》
作文與做人
中國現代作家、翻譯家巴金在回答一位年輕朋友關於“怎樣寫作”的問題時，沒有正面回答“怎樣寫作”，卻著重談“怎樣做人”。他借這個機會，批評賴詒恩“把人當作一個富於自私心的動物”的人性觀。巴金聯繫坊間一些教訓人們“怎樣做人”的書籍，明確地表示對以自私、世故、敷衍為目的的人生哲學的不滿。
他指出：“難道大家就不為了這個民族的前途著想? 對人講手段，講應付；處世要‘教育’，要‘秘訣’。——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將來’呢? 大家都有了‘秘訣’，大家都會‘應付’。什麼‘理想’，什麼‘正義’，什麼‘誠實’，什麼‘犧牲’，都會變成夢話了。”
巴金在文中強調，“人是道德的生物。……自有人類以來，他走的是這樣的一條路：把個人的命運聯繫在群體的命運上，將個人的希望寄託在群體的繁榮中。”“至於人的自私與貪慾，社會的不滿、罪惡、貧困、戰爭，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來的。它們並非起源於個人的自私心。……人對他的同胞必須真誠，必須互助；離開了合作與互助人便不能夠生存。一個最深刻的倫理公式是：‘沒有平等便沒有正義，沒有正義便沒有道德。’”他又一次重複他多次引用過的兩段話：“一個人如果不使他周圍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萬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真正的幸福是從在民眾中間與民眾共同為著真理和正義的奮鬥中得來的。”他表示，“要說‘教育’，這才是真正的‘處世教育’；要說‘秘訣’，這才是真正的‘處世秘訣’。”在談到“自己怎樣做人”時，巴金抄下了他喜歡背誦的法國地理學家邵可侶(今譯雷克呂斯，1830—1905 年) 在他的鉅著《新世界地理、地球與人類》第6 卷“序言”中的一段話：
我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覺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家裡一樣，在我自己的國土裡一樣，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間一樣。我從不曾讓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對於一個大的祖國內所有居民的尊重與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著我。我們的地球這麼快地在空間旋轉，好像大無窮中的一顆砂粒，難道在這個圓球上面，我們還值得花費時間來彼此相恨麼……
（摘自李存光《巴金傳》）
說真話
巴金自認他只是一個“人生探索者”。因此，他一貫認為，作文和做人，是同一碼事。後來，巴金以“激流三部曲”享譽文壇，但是他對散文寫作更是“痴心不改”，一改控訴黑暗的基調，也逐漸開始謳歌光明。但是，不論何種題材，巴金將寫作觀的重點轉向了“說真話”。
《隨想錄》問世後，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寄寓了巴金對“說真話”的追求。作家托爾斯泰後半生備受爭議，巴金對詆譭他的聲音進行了抨擊，揭示了托爾斯泰“言行一致，說真話”的寫作觀。
一九八七年，巴金的好友冰心先生在給後輩的一張“巴金文學創作生涯六十年展覽”請柬上題寫了這樣一句話：“說真話，幹實事，做一個真誠的人。”巴金題的則是：“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寫，只是因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裡燃燒，不寫我就無法得到安寧。”巴金與冰心的友誼是眾所周知的。從二人的題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巴金自己的敘說，還是好友冰心給後輩題詞，“說真話”“表真情”，都是他們用大半生換來的真摯的期許。
有評論者指出，巴金是在為別人活著，而不是為自己活著。“為別人活著，意味著要犧牲自己，是非常痛苦的”。巴金晚年多次向家人提出安樂死，他說，長壽於他是一種懲罰。
譭譽褒貶，謬讚妄斷，貫穿了巴金的一生，但平凡的人往往敢愛又敢恨，不凡的人往往可愛又可恨。巴金的一生是“說真話”與反思“說假話”的一生，是每個人可以借鑑學習的平凡又不凡的一生。
在5月12日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五週年紀念儀式上，清華大學教授格非講到，文學教育不可只談美好，文學的功能之一就是“脫敏”，勇面真實，因此所謂“負面”的部分也應被理性、嚴肅對待。批評家唐曉渡則認為，文學寫作和閱讀使人恢復感知和想象的能力，獲得“在一念之間抓住真實和正義的能力”。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福貴提出，“文學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教育、人類的教育”。“說真話”即是“做真人”，作文終究離不開做人。
“說真話”或許不會總是好辦法，因為“良藥苦口”難免傷人，但我們至少可以不說空話、套話，做真人、做實事，以此行敏於言，切勿空談無實。連從“傷痕年代”蹣跚走來的巴金老人都領悟的道理，我們何嘗不能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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