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张水田父亲

父爱如山‖张水田父亲


父亲

父亲是一名荣誉军人,他的人生很传奇。

父亲14岁那年,山东寿光一个叫埠头的村庄,饥荒和蝗灾笼罩着哀鸣的天空。村头的草地已无草可觅,有的只是几棵光秃秃的枯树和一丘丘新土的坟茔。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站在瑟瑟的冷风中,低垂着因瘦小而显得硕大的头颅。刚刚燃烬的纸灰在脚下翻卷着,呼地一下散去。四周寂寥,只有绕树而过的一湾河水,在不远处不时传来几声汩汩的声响,尚且能给人一种生的气息。那个少年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就是我的父亲。

十几岁的父亲跌跌撞撞,竟一头撞进了华东野战军第64师,给一位姓肖的师长当小鬼。由于年龄太小,首长只当他是孩子,并不把他当成战士。闲暇时,首长就喊他:“小鬼!过来识字。”穿上军装的父亲,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所以,他异常勤快,也异常的勤奋。为首长服务,洗洗涮涮,端茶倒水,透出的那股机灵劲儿,颇得首长喜欢。没一次战斗结束,一线部队有罐头、糖果之类的战利品送过来,首长总会喊一声:“小鬼,收起来,留着自己吃。”

看过电影《红日》的人都知道,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讲述的是我军聚歼国民党整编王牌师74师的辉煌战例。师长张灵甫是一个非常骄狂自大的人。据说,他曾向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学习过书法,颇得真传,写得一手好字。只不过心胸狭隘了些,又兼善猜多疑,因此闹出过这样一桩事;张灵甫常年在外行军打仗,一天,朋友到前线探望他,谈到家事时开玩笑说,曾见其夫人与一青年军官过从频繁。张闻言将信将疑,不久,返回,欲探究竟。结果,该着出事,他真就在电影院门口撞见了夫人正与一青年军官有说有笑地从里面出来。张顿时妒火中烧,不问青红皂白,拔枪怒射,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事后,张被军事法庭追查,失了官职。正郁郁不得志之时,得遇汤恩伯赏识,掌控了蒋介石的三大王牌师之74师。

全部美式装备的敌74师,自恃天下无敌。在明知华东野战军有吃掉他的意图后,仍不屑一顾,固守孟良崮,并狂言,欲与我军一决高下。而我军指挥员恰好是大将粟裕,张灵甫的狂妄注定他是以卵击石,并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一番激战过后,父亲在和战友们从东北角突击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一枚碎弹,片击中了父亲的额头,当时血流如注。战友们想把他抬下去,可他坚持不肯,简单包扎一下,又冲了上去,投入战斗。张灵甫的尸体从山上往下抬的时候,正赶上父亲跟师首长上来。听身边的战士说,张灵甫是被一个排长为给战友报仇给击毙的。父亲在这次战斗中,因作战勇敢,荣立了三等战功。额头上的弹片直到今天也未被取出,为此,常受伤痛困扰。可一旦提及此事,父亲仍是一脸的荣耀与骄傲。

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的隆隆炮声,排山倒海般的前进浪潮,预示着蒋家王朝的必将覆灭。首长考虑父亲年龄小,决定让他随后续部队进城。父亲听了坚决不同意,他拖着哭腔请战:“就打这一次南京,还不让俺参加战斗,那哪中?”首长见他梗着脖子抹上了眼泪,也就不再坚持,反倒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大声道:“好吧,到时候别忘了拽着我的马尾巴过江。”

待父亲随部队赶到南京城下时,城头上已经飘起了一面火红的胜利旗帜。 解放战争,一路势如破竹。战上海、进杭州,父亲和战友们一路撕杀,一路凯歌。当他们悄然进入杭州市区时,正是午夜时分。天不作美,淅淅沥沥的冷雨早打透了战士们单薄的军衣。可部队却没有一兵一卒去敲买卖店铺、平民百姓的房门。他们或躺或卧,或席地而坐,相互依靠着,找个背风的屋檐,合衣抱枪而睡。长期的战斗、奔袭,早把这些凡胎肉体的士兵磨砺成具有钢铁意志的坚强战士。第二天清晨,当商户、市民们从睡梦中醒来,推门一看,他们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秋毫无犯的战士们正在为他们清扫庭院、打扫街道。

“你们这是哪里来的老总啊?”有胆子稍大些的凑过来,战战兢兢地打探。“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咱自己的队伍。”战士们和颜悦色解释。战斗仍在继续,南征北战中,父亲也在一天天长大,并变得成熟。正当父亲随军渡海,准备在海南岛把溃逃的国民党残部一举歼灭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赴朝参战的命令。于是,一群雄纠纠、气昂昂的中华好儿女又义无返顾地跨过鸭绿江,去进行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1955年,做为年轻的军官,父亲从部队转业复员,分配到潍坊市方子煤矿工作。由于是在井上上班,父亲的伤病得以较好的休养。也就是在这一年,经村里人撮和,回家休假的父亲认识了邻村王高庄的母亲,俩人不久便结了婚。父亲平时住在矿上,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则住在庄里,每到月底分下米面,父亲就扛着送回来。日子平淡了些,但却过得祥和。

1958年,大跃进年代开始了,人们都吃起了大食堂。各家各户的盆盆罐罐都砸烂了,凡是跟铁沾边的都统统扔进了土锅炉炼钢了。这期间,母亲带着只有几岁的大哥,怀里抱着襁褓中的姐姐,还能勉强对付吃个半饱。到了60年代,吃食堂的人们这时连口稀粥都喝不上了。地瓜秧、草根、树皮都被吃没了,扒光了。

1960年,仍在饥荒和大炼钢铁中度日的人们,忽然接到了国家向东北支边的通知,外公积极响应号召,举家选择支边去了关外。

一家人都去了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剩下母亲一人想念、惦记父母兄弟的心情可想而知。 两年后,父母亲领着大哥,抱着刚满周岁的二哥,踏上了北去投亲的列车。

父亲半生戎马,从来没有摸过锄杠下过地,庄稼地里的谷子、稗草更是分不清。生产队长念他是荣军,在部队扛过枪、渡过江,立过功、负过伤,就安排他干些轻省些的活计,护青、打更、看场院。后来上了电,又指派他当了电工。再以后,就没见他干过别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学会了喝酒。酒成了他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杯中物。

父亲恋酒,但决不贪酒。从我记事时起,就没见他喝醉过。遇到谁劝酒,不管是好意、恶意,一准给挡回去;说这人心术不正,成心看人笑话。家里困难,很少见父亲装酒有足斤的时候。装酒的瓶子,都是他给人打完吊针拿回来的刻度瓶。当兵时,父亲专门学过包扎、输液之类的医学常识。大概是为方便出现意外时,自救或是为首长服务吧。一旦遇到供销社没酒了,哪怕手里只有三毛、五毛钱,他也会指使我们弟兄中的一个拎上酒瓶,往返十、五六里路去乡供销社装酒回来。父亲吃饭、喝酒讲究规矩,桌上哪怕掉一颗饭粒,他都要喝斥你捡起来吃掉。碗里边剩饭,更是不允许。

父亲的厨艺好,煎炒烹炸、冷热荤素,没有他不会做的。菜做好了,只巴掌大那么一小盘。放上炕桌,烫一壶老白干,盘腿坐在炕头,滋溜一口酒,叭嗒一口菜,父亲微眯着眼,那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神态,看着就是一种享受。父亲吃菜,永远都是从自己那一面去吃。反用筷子、或是把筷子伸到别处去翻捡喜欢的菜来吃,他会一筷头把你的筷子打飞,然后瞪眼吼一句;滚下去,别没规矩。

茶七饭八酒满杯。倒茶要七分满,这样客人端杯时才不至于被烫着。完毕,壶嘴冲向一边,以示对客人尊重。饭要盛八成,吃起来才避免掉饭粒儿,才显得客人文雅,不贪吃,或吃相好。酒,是必须要斟满的,只有如此,才看出客人的尊贵,主人的热情、好客。从小父亲灌输的这些讲究,至今在我的印象中映有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现在,看到自己的儿子掉饭粒、剩碗边,都会让他打扫干净,或是自己捡起来吃掉。 岁月更迭,日子在不声不响中悄然从每一个人的身边滑过,留意也好,不留意也罢,它都会无声无息地改变周围的一切。

作为一名荣誉军人,父亲在乡里一直享受着党和政府给予的抚恤待遇,他很知足。

家里六弟给村里放牛,冬天在荒草甸子迎着风雪赶牛是常有的事。家里确实困难,六弟的胶皮靰鞡并不抗寒,常常会把脚趾冻伤,刺痒难受,也只能一瘸一拐地坚持。母亲唠叨父亲,让他去乡里民政上要一双棉鞋回来给六弟穿。父亲把眼一瞪,说:挣了钱自己买去,我们那时候爬冰卧雪地还没棉鞋穿呢,还不照样打仗!

母亲和父亲生活了50多年,没沾父亲半点光。母亲在临终时都这样说。

父亲退役后,辞了国家给的工作,因为身上有伤,又不能下地干体力活,所以,一家9口人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和哥哥们的身上。

母亲由于挨过饿,落下了咳嗽的病根,一到冬天或是饿了,就会半宿半夜的咳嗽,听着非常揪心、难受。

母亲就跟父亲商量说:你能不能去卫生院报销点咳嗽药给我吃。

父亲这回看看母亲,没瞪眼,但却这样说:我出去借钱给你买药去,报销,我张不开嘴。

邻里们看不惯,说他你家里狼多(我们家弟兄7个),米面钱粮啥的政府白给你,你就多要点能咋地,干啥整的一个一个面黄肌瘦跟没妈的孩子似的。

父亲听了又会把眼一瞪,说:共产党给我是没忘了我,他们又没干啥,凭啥白吃白拿!

父亲一辈子对自己严格,对家人看似不近人情,但给我们这个家却留一个很好的家风。

父亲一天天衰老了,背弯了,牙掉了,以前每天早晚要刷两次牙的习惯没有了。但是,他的行李每天还是叠得整整齐齐,摆放在炕头,不允许任何人躺在上面或是碰一下。民政对父亲有照顾,他吃药、打针的医疗费用有政府管。母亲有时头疼脑热的,让他抓些药,他总是不肯。母亲埋怨他,他却振振有词;共产党照顾我的,又不是给你的。父亲真的老了,几场大病之后,他对自己似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人生感悟。母亲对他病床前的悉心照顾,儿孙对他无可挑剔的孝道,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人生在世,亲情的珍贵。尤其到了晚年,他更需要,惟恐失去身边的一切。

父亲的酒戒了,也很少再发脾气,从没干过粗活的父亲忽然有一天担起了粪筐, 侍弄起园子里的庄稼。莫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小的们和周围的街坊四邻都惊讶于父亲的转变。父亲的转变,不在于他的劳动,而是在于他的晚年对于人生的态度和对于亲情的珍惜与倚重。

离2011年的新春还有13天的时候,84岁的父亲走了。当地政府没有忘记他是一位荣誉军人。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通榆县鹤乡军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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