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家教:在市場前對弈

大学生家教:在市场前对弈

撰稿丨李和成 邱雨薇 羅方丹

排版丨安託萬

“你就和家長說,我們是一個正式的大學生組織。”一個稍顯沙啞的男聲。訊號不好,電波的滋滋聲夾雜在語句之間,使人聽不清他的語調。

“我們在好多大學都有分部,總之,你就不要說我是家教中介。至於你自我介紹嘛……帶過多少學生,有經驗,成績很好什麼的……總之吹你還不會嘛!”聲音還沒有停下,但小李越聽越不是滋味。“花了150塊找個工作,還得偷偷摸摸的”,他抱怨道。

電話那頭,是某地“優學家教中心”七號群的群主,也是這一中心的老闆——一位被稱為“孔老師”的人物。至於他的全名是什麼?沒有人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做家教的只要和家長聯繫的時候提一句“我是孔老師介紹來的”。

在對外的介紹中,孔老師可能是大學老師,高中老師或者是初中老師,但這都只是一個頭銜。他真正的工作是組織超過3500名想做家教的學生。優學家教中心雖名“中心”,其實並無實際辦公地點。所有事務,都在幾個QQ群中進行。

孔老師設置了全員禁言,成員們的手機,只會在“廣告”發佈之時響起。被輔導對象的基本信息與家教需求整齊排列在對話框中統一發布,內容包括所教學生的年級、成績、補習科目、地點及收費標準等。有意向接下工作的群成員需向孔老師私下聯繫購買聯繫方式,價格在150-200元之間不等。

大学生家教:在市场前对弈

“孔老師”在qq群中發佈的信息

孔老師的工作流程到此為止。至於家教與學生間的溝通是否順暢、課堂情況如何、收入多少,都與他無關。這對雙方來說也算方便。除了有個別試圖找他退還中介費的成員以外,孔老師與購得信息的人從此再無關係。

“出廠”起點

大學生做家教,在北京重點高校,尤其是師範類院校中屢見不鮮。初高中學校、各類中介、教育機構的信息公告牌面前,林林總總站滿了探著腦袋的高校學生。

“想鍛鍊一下自己。”“本來就有做老師的職業規劃,練練口才。”“當然是賺錢!”將話筒舉到他們面前,詢問“為什麼要去做家教”時,他們大多這樣回答。

於是,以大學錄取通知書為品牌,以個人主修專業為特色,輔以各科目高考分數——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家教市場,在以“名校崇拜者”為首的家長群體熱烈簇擁下,掛上招牌,熱鬧開張。

家教新人們走出學校,通過各種渠道找到進入市場的門。

退中介費是不可能的。“如果上課失敗,無論什麼原因,都不退中介費,只能再介紹其他的家教。”2月27日,孔老師再次發佈公告明確這一鐵則。儘管他始終宣稱“咱們交了錢,肯定會給找到合適的家教(工作),直到成功為止”,但具體什麼時候安排,他不確定、不承諾,也不保證。

打開QQ,搜索“家教中介”關鍵詞,滿屏顯示出“家教中介協會”“天使家教中介”等群名,一時滑不到底。中介們的運營模式和優學家教中心基本一致,以發佈家教廣告,壟斷信息而賺取利潤。這些線上群聊組織起的“中心”和“協會”,並不需要任何資質要求,無論是資金、場地還是主管者的信息。

在參與問卷調查的173位大學生中,17.86%的人選擇“通過中介介紹”尋找家教工作。而這些人中,則有50%反映“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交出的中介費時有打水漂的風險,而維權的困難也讓大多大學生家教選擇忍氣吞聲,“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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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家教選擇不同方式尋找工作的比例

家教中介無孔不入,有的時候甚至喧賓奪主,和正規可靠的家教機構搶奪地盤。“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去年我們舉行培訓的時候,一些在外界什麼機構的人員居然跑到培訓場地門口來發傳單”,北京師範大學家教部副部長高磊黑框眼鏡後的雙眼微微睜大,“我當時就想,這都跑上門來了……”

為以正視聽,高磊特意在會後補充說明,外界所有掛出北師大,尤其是北師大家教部旗號的中介機構,都與家教部沒有任何關係,同學們在選擇的時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中介的滲透範圍從線下延伸到線上,在網絡上搜索“北師大家教”五個關鍵字,能找到大量如同“北師大家教網”,“北京師範大學家教”的網站。此外,還有打著諸如“北師大家教經驗交流群”一類旗號的QQ群,運營模式可能和“優學家教中心”類似。但這些中介與北師大家教部及師大官方沒有分毫聯繫,甚至不可知其是否與師大的學生相關。“都是假的”,高磊斬釘截鐵地說。

簡單的管理方式、模糊的准入門檻和缺失的行業規範,使得家教中介良莠不齊,權利侵害的陰影籠罩在大學生家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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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授課的大學生家教

來自重慶的女生小張,沒有選擇無牌照的家教中介,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看似更為正規的教育培訓機構。“那個培訓機構的負責人,他有可能怕我不去嘛,給我講了很麼很麼多。”小張回憶起填志願的那一天,與培訓機構負責人通話,那個中年男子“語重心長”地告訴她:“人生在世,有兩個目標,第一個是為了賺錢,第二個是為了幫助他人。你到這裡來啊,又可以賺錢又可以幫助他人!”小張心裡想,“那也要看我願不願意。那個人基礎怎個樣?成績怎個樣?”

當初的問題沒有來得及問出,卻在現實的教學過程中得到了答案。小張教的是一位高三複讀女生的英語和文綜。家長在第一天的見面中坦白了情況。“我們娃兒原先在X高中,一天又不認真學,住校又沒人管她。”高考成績出來後,父母想讓女孩將就去讀二本大學,女孩復讀的決心卻異常堅定:一定要考上重點本科。然而女孩在面對文綜知識時,仍像是“那種從來沒有學過的(感覺)”。

小張束手無策。“我覺得她真的已經撇(差)到……教不下去了。”因為不知道該如何教學,小張索性選擇了最簡單的方式:“做,然後對答案。”

與線上中介提供聯繫方式後雙方自行溝通、安排的方式不同,大學生家教們選擇的教育機構,更多與其呈現出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培訓機構為家教們提供生源和教室,一紙合同簽下,無論是因學生資質還是薪資條件,中途易轍抑或反悔回頭都變得不那麼容易。

“他那邊離我們家比較遠,食宿都不包,每天只給我們七十塊錢,”大二女生小柳談及自己在機構工作的經歷,“辛苦那麼久,我可能還要自己貼錢進去。” 高考結束之後,在小柳的33名同班同學中,有7名都選擇了這樣的培訓機構中短期工作。物理系的木子李對於薪酬問題深表贊同。“大部分被第三方拿走了。”他明白,教高一高二的物理,如果不經機構之手,正常價位在四十分鐘八十元,比現在四十分鐘三十元的價格高出一倍有餘。

但大學生家教“不正規,沒名氣,沒經驗”,木子李評價道。

“自己幹總會有問題啊!”

“訂貨”動機

家教市場的門在大學生面前一扇扇地打開。在不斷的嘗試與碰壁中,學生家教中“學生”與“家教”的二元身份對弈逐漸凸顯。青年的躊躇滿志與市場的功利主義對壘,學生的個人經驗在專職教師的權威策略下敗陣。

當“大學生”綴於家教的定義之前,利處與弊端都如同產品標籤,一覽無餘地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我找她來就是請她來解決問題的,而不是當孩子。”一位女性家長A作出評價。她希望大學生家教足夠優秀,以能給孩子“傳遞一些正能量”。“比如北大、清華的,讓孩子有一種向上的力量,去爭取更高的目標。”

即使給予了較高期望,但在教學水平上,她卻並不信任大學生群體。“機構更有針對性,而且老師更有經驗”。在一次聘用北大某文科狀元給孩子補課的經歷中,她發現,即使是高分的學生家教,也無法很好地將自身的學習方法教給別人。“或者是她不會教,或者是不願意教……機構老師交談一下就能瞭解孩子的弱點在哪,學生,就看不出來。”

然而,作為教育產品的體驗者,小張的學生C卻從實踐對比中發現了機構和學生家教的不同。C仍記得一對一補課的隔間,對面牆上黑壓壓一片的分數排名,考取北大、清華的學生被誇張地凸顯出來,但C發現,機構中的老師“講得很空”,大學畢業的老師對於高中的題目,已經記憶模糊,有時甚至還要詢問她。

而與之不相稱的是,只補數學一科,C就需向培訓機構繳納一萬兩千元的補課費用。比起小張處“三百元一天,一天三小時,連續補10天”的性價比而言,優劣立顯。

文學院女生邱小雨所教學生的家長B,亦對大學生家教持有不錯評價。憑藉“以自己五十年的人生閱歷與直覺,(判斷)能考入北師大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的原則,她自始至終都堅定地肯定小雨的教學水平和人格魅力。“每次上課她都比約定的時間提前到,然後上課時很用心很有耐心,沒有嫌棄我的孩子基礎太差……她所體現出來的教養和優秀學生身上具有的品德是我最為看重的。”

與此相反,在送孩子去一對一機構補課的過程中,一位老師當著孩子的面評價其“就是垃圾”的經歷讓B至今難以忘懷。孩子至此再也沒有去上過課,自尊心受到嚴重打擊。

除了價格相對低廉,家教市場的家長們更看重大學生家教的榜樣示範作用。他們和孩子年齡相近,更能理解孩子,溝通更加順暢,還能分享升學的經驗,這些都成為大學生家教的核心競爭力。

“北師大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學府。”

“我希望我的女兒能成為邱老師一樣的人。”她說。

“驗貨”標準

大學錄取通知書、新鮮冒著熱氣的應試經驗和高中知識都是吸引家長的引子,但能否勝任家教這份工作,還需要通過實打實的講課來檢驗。

“不滿意的話,以後就不會再找他了。”雨晴還記得第一位家教上的第一節課——一個大學男生拿著《五年高考,三年模擬》,一條條地講“死”知識點。“我自己也可以看”。雨晴不喜歡這種教學方式,之後沒有再找過這位家教。

但是談起小李,女生的聲音微微上揚。“他真的懂得特別多,他讀的書特別多。”她輕聲笑著,“可能他小學懂的東西我現在還不懂。”小李在授課過程中總是將歷史故事與知識穿插,無論是一道題目還是書本上的內容,他總會補充一些小故事幫助理解,課上他教雨晴製作歷史年表,課下也佈置作業。小李不光告訴雨晴如何學歷史,還指導她各科練習冊的選擇,地理、英語,一一給她寫下。一百二兩個小時的價格,雨晴覺得“很合理”。

“我覺得(他)挺好的。但是考試能不能……”儘管如此肯定小李的教學風格,對於成績提升的效果,雨晴卻說不好。

中山大學大二的J沒有經歷試講。去年10月份,同學向“急尋中文系家教”的熟人引薦了他。

“那位家長很有錢”,J一笑,“他讓他的秘書到處找人,課費居然給到150一小時。”J生活節儉,如果接下這個工作,一週六小時的補課收入足夠他盤桓一個半月有餘。

家長要求J先行前往其公司進行“面試”。面試的主要內容,是分析孩子的課業問題,介紹自己的“施教綱領”。然而,補課的孩子卻並不在場,家教合適與否,全由父親進行把關。

面試的對象並不只J一個。J看見在他之前有“至少兩、三個面試者”排著隊走進辦公室,再由秘書微笑著送出來。J和家長談了二十分鐘。談話的內容,周遭的環境,他現在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但他仍能清晰回憶起男人辦公桌背後的書架。“非常多的書,《左傳》啊,《資治通鑑》什麼的”,J又一笑,“精裝的,特乾淨,封皮都沒拆過,包的特別好。”他想了一會,引用了一句俄羅斯小說裡的句子:“‘綠皮的司湯達全集擺在黃皮的莎士比亞全集旁邊,就像青蔥配雞蛋’,好看,是挺好看的。”

面試結束,家長當場拍板,和J談好了上課時間和課費。此前,J從未有過補課的經歷,但並不覺太過緊張。他找自己的初中語文老師要來資料、複印教材、刷題。前前後後,大概備課一個小時。

孩子上初二,補課對他而言已經是家常便飯。J搖搖頭,“父母的期望很高,家裡又比較富有,孩子又確實聰明,所以幾乎不停地在補課”,說到這,他嘆一口氣,“就是實在太累了。”

當時孩子的語文成績才七十多分,離考試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但家長卻信心十足地認為,只要J“好好帶著孩子衝刺一下,輕輕鬆鬆就可以考上九十多分”。男人還現身說法,講起了自己在三天內“突擊背書,通過國考”的光輝經歷。

孩子父親澎湃的信心不但沒有感染到J,反而在無形中給他施加了壓力。“我不知道該怎麼和他說,說我可能辦不到,怕他覺得我能力不足;說肯定能辦到吧,那純是扯淡。”

與學生的溝通、青春期的開導、厭學情緒的處理、學習習慣的培養……成績之外,大學生家教身上所負荷的市場的期望,不知不覺將標準的門檻抬高。“家長更側重把我當成一個老師,孩子更側重把我當成一個朋友”。在孩子與家長的夾縫間,在“老師”與“朋友”的寄託間,大學生家教的他人定位模稜兩可,自我認知搖擺不定。

定位“導航”

大多數大學生家教的年齡在18-20歲之間。剛剛成年,又似乎不甚成熟。就像一輛違章的汽車,前輪已經觸到了“成人”的路面,後輪卻還壓在“孩子”的斑馬線上。

進入市場之後,大學生家教往往陷入前後兩難的境地。

大学生家教:在市场前对弈

和學生的關係良好絕不是一件壞事。但當這樣的關係影響到課堂的秩序,情況常難以把控。“有時候他會很開心地說很多學校的事情,但說得太多了我就得讓他停下,然後他就會感覺很受傷。”拿捏和孩子交往的分寸,平衡作為學生的朋友及作為家教的老師的雙重身份,就像炸元宵,火大了,就會炸得過硬,火小了,又會讓口感太過綿軟。燕魚覺得自己並沒有很好的掌握這個火候。“我覺得他可能沒那麼把我當成老師,就可能更多的,把我當成一個大姐姐之類的。”

她希望家長把自己當成一個平等的對象,一個“老師”,而不是一個需要關照的孩子。但對此,同樣做家教的小張覺得無可厚非。“我覺得也很正常,個個都是這樣。”小張的心態更為豁達。“我不是很嚴的那種,就是很麼好說話那種感覺。”當孩子在課堂上趁查資料之便“溜號”玩手機時,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班主任也說她有點懶,就是不喜歡學,她媽也是這樣說她。”

大學生家教在這樣的二元定位間自我對弈。自我的天平若是偏向“大學生”,“教不好”的壓力便會渙然冰釋。“沒有經過專業的補習訓練,講題不夠成熟”,“沒有功夫去專門研究課程結構”,“太年輕”……但若稍加砝碼,使得天平偏向於“家教”一端,自我定位和外界態度間的矛盾便會浮出水面。

J對工作中的一件小事記憶猶新。一次課程結束,家長當著他的面激勵自己的孩子,“只要你這次期末語文能上來,想去哪我都帶你去”。孩子疲憊不堪地嘆了口氣,表示“哪裡也不想去”。家長顯然有點不滿意。急忙補充:“你要是考好了,也‘獎勵’給老師1000塊錢。”

“獎勵”這兩個字,一瞬間刺進J的雙耳。他下意識地咬了咬牙,“何止是生氣,直接就想撂挑子不幹了。”

不到一個月內,孩子的語文成績竟真如父親預料那樣,飛躍到班級第二。這和J的努力分不開。但提及此事時,J卻恨恨不平地嘟囔道:“怎麼真考得那麼好!”1000元“獎勵”,約合J九個小時的工資,但他毫不遲疑地退了回去。

“價錢事前已經商量好了,少一分也不行,多一分我也不要”,J說,“這是把我看成什麼了?”

新的平衡

家長聘請大學生家教,離不開經濟角度的考量。參與調查的56名家教數據顯示,學生家教的薪酬遠遠低於在職老師。其中,時薪低於100元的超過70%,15人在5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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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家教薪資統計

有時,報酬會成為誘發家長和家教間衝突的導火索。家教部在16年制定了家教的報酬參考標準,比北京的其他中介稍低,學生可以以此為基準與家長協定報酬。有些同學在電話裡和家長已商量好了課費,可在上了一段時間課後就要求家長變更價格。

“家長這時就會感到不大舒服”,高磊說,“畢竟之前已經定好了,家教不該再臨時提出加價,如果對價格不滿,應該一開始就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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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部門口張貼的課時費明細

但對不少家教來說,經濟報酬並不是他們十分關心的要素。

“本來就不是很正式,就是搞起耍那種。你也不可能就說幹這份工作撒。”小張參與家教的目的很明確。“反正放假沒事情做……相當於提前上班體驗一下。”

“有爸媽養著的時候,就先不要和別人搶飯碗。”瓶子將家教看為“將來可以寫進簡歷裡頭”的社會實踐。“報酬象徵性地給一點就行了。”

小魚則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經驗分享者”。她仍然與孩子堅持著“平等的朋友關係”,也樂於與學生交流一些“其他的事”。

從“出廠”伊始的四方闖蕩,到現實實踐的前後為難。在這走出象牙塔之前的短暫出行中,大學生家教作為“學生”在功利市場中碰壁,也身為“青年”而在家長群體中受捧。在主客觀摻雜不一的評價標準中,他們經受受眾考核,也在他人的二元定位間踟躕。

圓滑還是單純?盡責還是投機?朋友還是老師?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一次次在不同的自我間對弈。大學生家教也在其中尋找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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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魚的學生向燕魚彙報成績

寒假過去了。燕魚的課程一如既往的順利。在期末考試中,“小朋友”的成績意外地突破了90分。J不太愉快的家教經歷和學生成績大幅提高的感受“互相抵消”,給了他獨有的感受:“我感覺自己已經制霸初中語文了。”

“其實你是很希望學生有進步,哪怕進步不是很大。”即便是最“佛系”的家教也很難否認這種快樂的意義。

在過年之前,雨晴給小李發來消息,自己的成績提升了十幾名。“我告訴她,我對這成績不大認可”,他一笑,“但其實我是很高興的”。

在小李在孔老師那接到的三個學生中,這個學生讓他尤為滿意。他最新的工作,同樣是在北京的一家中介找到的。藍色熒光的手機屏幕滑動閃爍,QQ群簡介上赫然寫著:“XX家教中心是一家遍佈各大高校的大學生家教組織……”

此前,輔導員也建議小李另找一個兼職,或者試試辦一個幾十人規模的補習班。

“但想了想,還是打算幹這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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