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谍战剧《潜伏》历经十年而不衰，尤其是扣人心弦的情节设计，更是渲染出惊险紧张的氛围，牢牢吸引了观众。那么剧中那些人那些故事，到底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有多少不同？
（接上篇）
图15：谍战剧《潜伏》海报
军调让余左重逢
余则成与左蓝再次相遇是由于左蓝作为军调的中共代表来到天津的契机，那么这个军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军调就是军事调停的简称。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1月10日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美国应国民政府之邀，由前任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五星上将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参与国共双方的军事调停。马歇尔到中国后，促成成立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就是马歇尔、国民党代表是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在“三人委员会”之下，1945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由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下设38个执行小组，分赴各地执行监督停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图16：军调处的臂章
这就是军调的历史背景。只是《潜伏》中关于军调这段硬伤颇多。首先，天津从来没有到过军调小组。其次，在剧中军调代表正式出场的集会上，主持人介绍：“这是国民党代表”，“这是八路军代表”——大错特错了，当时应该叫“国民政府代表”（而不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诚然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的名号是如雷贯耳，但在军调中，绝不可能出现八路军代表的叫法。最后，左蓝作为副代表却只是个中尉，与正代表的少将军衔相差悬殊，一般情况下，正副代表就相差一两级，如果正代表是少将，副代表便是上校，最少也是中校。如果左蓝只是中尉，那就根本不可能是副代表，也就是秘书、文员一类，而且以左蓝的资历也绝无可能会成为副代表，要知道当年派往各地的军调小组共产党代表都是什么级别吗？随便举几个例——沈阳军调小组中共代表饶漱石、四平军调小组中共代表耿飚、本溪军调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徐州军调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这些人在建国后可都是大将上将级的，就算是副代表，建国后至少也得少将一级，左蓝的资历显然差距太大。而且所有军调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有关人员名单最后必然会交到中央社会部，中社部的领导李克农知道“峨眉峰”余则成是在天津，那么怎么可能把左蓝也派到天津？当然话说回来，要是左蓝不来天津，后面的戏也就没法唱了。
典型的情报小组
剧中以余则成为核心的地下党情报小组非常具有典型性，余则成负责情报搜集，翠平以假夫妻为掩护，两人作为第一线；秋掌柜负责译电，陶四毛负责报务，这两人作为二线，负责将余则成搜集到的情报或是通过电台或是通过地下交通传送出去。必要时，还可以得到其他小组的支援和配合。其中秋掌柜是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因为他掌握着最关键的无线电密码，上级的指示，获取情报的传送，都是通过他。陶四毛只是个负责发送电文的报务员，对具体电文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后来他之所以要当余则成的面咬舌自尽的原因所在，因为他这样做就是告诉余则成，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余则成。
图17：《潜伏》剧照，余则成情报小组的核心秋掌柜
当然观众印象更深的是余则成通过广播密码接受指示，这种方式在反映二战诺曼底战役的美国电影《最长的一天》里也有表现，盟军通过广播向德占区的抵抗组织发送指令，一听到法国著名诗人保尔·魏尔兰《秋之歌》的第二行：“无尽单调的气息，伤我的心。”就表明登陆将在未来24小时内进行，各抵抗小组按照早已布置好的任务开始行动。
与《最长的一天》中那一句特定的诗句代表特定的指示有所不同，余则成的密码指示要复杂得多，在约定的频率和时间，广播里播放的只是一连串阿拉伯数字，然后再对照密钥本——剧中是本《蝴蝶梦》，将每个数字（或者每几个数字）对应书中某页某行的某个字，从而把阿拉伯数字翻译成明文。从密码学角度来说，其实这就是密码学中所说的比较简单的代换法密码。因为密钥本的可选择性范围极大，各种各样的小说都可以，所以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密文来进行概率性的暴力破译，是很难破译的。
之所以采用广播密码的方式，主要还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如果采用无线电密码下达指示，就势必要增加无线电联系的工作量，自然也就会增加被发现的概率。一般来说，地下党采用广播密码的方式，是比较少见的，主要都是为一些比较高级别的特工服务。当然，这种方式也有缺陷，就是只能下达一些比较简单的指令，复杂详细的指令就只能通过地下交通或无线电由秋掌柜来转达了。
“佛龛”的原型
秋掌柜是如此重要，因此军统在抓获他之后，是竭尽全力想要从他嘴里得到线索。但是他不惜咬舌自尽来保护余则成，这给了余则成极大的震撼，使余则成决心全力营救，这就有了寻找潜入延安代号“佛龛”的军统特工，用“佛龛”来交换秋掌柜的故事。
交换间谍，在冷战时期是东西方阵营之间经常采用的。而在解放战争中，似乎还没有正式的记载。不过，中共倒曾有过与军统交换各自被捕的情报人员的打算。龙潭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提到周恩来曾经对他表示：“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王石坚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下的一个情报网的负责人，这个情报网在1947年10月被军统破获，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五部地下秘密电台被破坏，王石坚等44名地下党员被捕，被牵连被捕的更多达123人，连熊向晖也因此暴露，只是因为他此时已被胡宗南派往美国留学而幸免，这一惨痛损失使李克农大病一场——只是后来因出现变故而未实施交换。
图18：王石坚
在《潜伏》中，曾打入延安的“佛龛”李涯，是让军统天津站长吴敬中非常骄傲的人物，因为他是军统唯一成功打入延安的特工。目前确切证实成功打入延安而又全身而退的唯一的军统特工是沈之岳，他于1938年到1940年在延安潜伏两年，虽然没有获取什么重大的情报，但作为唯一能在延安潜伏两年而又全身而退的特工，在军统系统内自然是绝无仅有的资本，倍受器重，此后官运亨通，最后任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并奉命改组调查局，成为新调查局的第一任局长，被称为“调查局之父”。
图19：“佛龛”的原型沈之岳
需要说明的是，军统在延安始终没能建立起秘密电台，因此《潜伏》中吴敬中通过电台指示“佛龛”调查余则成是不可能的。
军统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渗透主要通过设在榆林的陕北站和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来进行，其中西北特侦站的工作更有成效，站长程慕颐是军统中对中共工作的老手，经验丰富因此被戴笠委托以重任。程慕颐于1939年9月在汉中陈家营开办特训练班，对外称为“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军统内部则称为“汉训班”，其实这是个训练死间的训练班，配备的教官力量非常强，班主任按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由副主任程慕颐负责，从延安回来的沈之岳任政治教导室主任，政治教官朱增福也有打入延安的经历，特种技术教官杜长城是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种技术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指挥对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汉训班在军统众多的训练班中并不怎么出名，但其特色就是为了训练渗透进入延安的特工，从这点上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至1942年，已有数十人成功打入延安，其中胡士渊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打入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打入边保；冯善述、朱浪舟打入陕西省委；石进中、宫兆丰打入绥德专员公署；陈明打入陇东专员公署……几乎都是要害机关！由于汉训班学员吴南山主动向边保自首，才使这个军统渗透案逐渐为边保所了解，被列为要案，在中央社会部代号为“戴案”——是戴笠军统所派遣的特务。至1942年底，中央社会部和边保联合行动，一共逮捕打入陕甘宁边区的军统特工32人，彻底摧毁了汉训班特工网。也正是因为这个案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震撼，从而使延安在194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后果非常深远。
汉训班总共举办9期，培训学员约670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渗透进入边区，直到50年代公安部还将其列为专案，但始终未能全部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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