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載耕耘，五載風雨，五載收穫。
2013年以來，嘉興市以紅船精神為引領，在全國率先探索實踐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歷經幾番探索、推廣、昇華，“三治融合”在禾城大地既著眼於維護社會秩序，更著眼於激發社會活力；既著眼於為平安建設示範地打基礎，更著眼於為鄉村振興戰略部署作保障的基層治理成效，為我市在全省率先奪取全國綜治“長安杯”和平安金鼎夯實了堅實基礎，為鄉村振興奠定了治理基礎，逐步發展成為全省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品牌。
2017年，“三治融合”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傳遍大江南北。
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髓，也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發展方向”。
站位新起點，揚帆再起航，今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5週年，也是習近平同志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的第15年，我市將在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工作中進一步發揚什麼樣的理念與活力？又將為全國2000多個縣域帶來怎樣可複製、有價值沉澱的社會治理創新經驗？
誰來治：黨委政府“搭臺”
“戲”讓民眾唱
從“散沙”到群治，從政府“一頭熱”到全民動員，“政府一廂情願、老百姓不買賬”的尷尬局面，究竟是如何實現逆轉的？
2013年5月，桐鄉市高橋街道一馬當先，在鎮級建立“百姓參政團”、村級建立“百事服務團”，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理念，舉起自治、法治、德治“聯合兵團”作戰的新旗幟，大開決策之門，邀百姓從“門外”進“門內”參政議政。
摸索前進之下，“三治融合”試點的成功經驗逐步從桐鄉向全市層面拓展，全市上下積極構建“多元參與協商共治”社區參與式自治，讓村民通過村(居)民議事、小區協商、業主協商等形式“說事、議事、主事”。黨建引領之下，各村選好帶頭人，帶動鄉村善治多元協同，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幹，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鄉村治理新格局。
近年來，我市健全了由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共同組建的城鄉社區治理載體——“一約兩會三團”，並在全省率先公佈了37項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和40項協助政府工作事項，把政府決策的運作置於“陽光之下”，給各種利益主體搭建了一個務實有效的協商和對話平臺，“要我幹”變成了“我要幹”，激發了基層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增強了基層治理活力。
說起自治帶來的好處，南湖區鳳橋鎮聯豐村黨委書記李正峰深有感觸。不久前，“三治會堂”裡聯豐村一場議事會熱鬧非凡，原來是美麗鄉村建設中一條鄉村道路計劃拓寬5米，村班子成員便召集了相關區域的農戶代表以及懂工程、懂財會的村民，一番認真審議後，大夥意見統一，施工方案通過。李正峰表示，類似的小會議在村裡常常舉行，重大施工項目開工前要先經過“百姓議事會”，發生糾紛有“道德評判團”主持公道，“互助會”則共同討論、共同幫助遇上生活困難的村民渡過難關。
社會治理從“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動”轉變過程中，我市將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作為最大優勢，積極探索組織和發動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新機制、新途徑，多元的社會治理主體也不斷應運而生。
新居民多、老舊住宅多，像南湖區解放街道凌塘社區這樣特點鮮明的區域，管理工作往往是困難多、麻煩多，可是近年來，該小區的衛生費徵收率從以前的不足45%，一躍至90%以上，凌塘社區相關負責人表示，這多虧了居民“自治之家”的成立。老舊小區房屋漏水，管道改造等群眾反映多年的難題，“自治之家”社會組織成員僅用了3個月，就從申請房屋維修金到找施工單位、簽訂施工合同全部圓滿解決。
怎麼治：由“大包大攬”
轉為“協商共治”
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人們的價值取向不斷多樣化，轉型的社會矛盾紛至沓來，面向種種挑戰，基層社會治理如何實現多贏，如何在千絲萬縷的利益糾纏中，收“四兩撥千斤”之功效？
“通過理念引領、載體創新、資源整合，有效提升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和實效。”嘉興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桐鄉試點取得一定成效後，我市綜合全市各地實際情況，加大改革力度與保障力度，充分激發了群眾的自主性，將法治貫徹到基層，令道德涵養滲入百姓心田，拆遷糾紛、生豬退養等原本“老大難”問題變得不再棘手。
自治為基，春風化雨。
行走在鳳橋鎮聯豐村石隍廟，已不見一堵白牆，各家牆面佈滿豐富多彩的文明行動牆繪，“出行保秩序”“垃圾不落地”等標語隨處可見，家家戶戶門框上掛有“家風家訓”，鄰里間一派祥和，宛如走進“桃花源”。近年來，我市全面開展“兩約”條款的修約、踐約和評約活動，“村規民約”和“社區公約”滲入百姓生活中，潛移默化形成“監督網”。行走在嘉興的各個角落，均可在社區、窗口單位、公共場所的醒目位置，看到各具特色的公約、規範、守則、辦事流程、公益廣告，倡導守約光榮、違規可恥的價值理念。
同時，我市積極發揮互聯網優勢，推進以“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為重點的網格自治，做深做實“兩網融合”工作。窨井蓋破損、孤寡老人患病等百姓身邊的大小信息，只需群眾動動手指，就可通過“平安通”APP等在線平臺實時上傳，不僅完善了基層治理信息化收集、交辦、處置等工作機制，也在基層社會治理“一張網”建設中強化了老百姓的“主人翁”意識，實現“智慧治理”。
法治為本，定分止爭。
近年來，市、縣、鎮、村四級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已在我市實現全覆蓋；省級考評中，全市星級規範化司法行政法律服務中心創建率為85.7%，五星級中心比例達71.4%，居全省第一；便民服務中心作為載體，整合、優化了村(社區)法律顧問、法律服務志願者、專職調解員等基層力量，同時，進一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務專線、專網和移動服務端功能，專門開通公共法律服務專網，更有效精準為廣大村(居)民提供法律諮詢、法律援助等服務。
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我市實施“一村一社區一法律顧問”制度，將免費的“隨身法律顧問”送到百姓身邊，法律顧問通過每月定期走訪的形式，開展法治宣傳、“法律體檢”，提供法律諮詢，從源頭上推動、引導群眾走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強化了法治氛圍。據統計，目前我市已實現1151個村(社區)法律顧問聘請全覆蓋。
德治為先，潤物無聲。
“以文養德、以規促德”。目前，越來越多村民對“紅黑榜”上的自家“成績”分外在意，每個月，各村道德評判團都會根據村民生活、工作中的細節，為星級文明家庭評判打分，不孝敬長輩、亂扔垃圾等不道德與不文明行為成為“扣分項”，“黑榜”倒逼群眾增強自律意識，榜樣的力量不容小覷。近年來，我市倡導以評樹德，組織開展“萬名好人進校園”“萬張紅榜送好人”等宣傳活動，一大批“好婆媳”“新時代好少年”等身邊的榜樣湧現出來，以“最美”精神為核心，擴大“最美”系列的社會影響力和典型示範帶動作用。
治什麼：既治“已病”
更治“未病”
“‘楓橋經驗’精髓，是‘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只有把各種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才能真正把社會建設和治理的措施落實在基層，把政府的服務管理深入到基層。”
日前，海鹽縣沈蕩鎮某房主積極響應該縣“四無”企業整治戰的號召，自行拆除廠房、拉斷電源，誰知，此舉卻引起租用其房屋的企業主不滿，雙方僵持不下。很快，沈蕩鎮調委會在排摸工作中瞭解到這件事並及時與派出所介入，糾紛很快得到化解，助力騰退工作順利開展。
為更好發揮人民調解的作用，近年來，我市結合各村實際，積極探索有特色、有實效的調解模式，其中，海鹽縣秦山永興村和元通興隆村引入鄉賢參與人民調解機制，南湖區七星街道由每個社區有威望、懂法的老村官、老黨員組成“潛伏”在百姓身邊的“隱形老孃舅”，及時掌握並化解基層糾紛，真正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的目標。同時，我市圍繞“源頭預防糾紛、當地化解矛盾、基層解決問題”的目標，建立探索推行醫患糾紛、交通事故、勞動爭議等多元調解模式，建立與推行民主決策、專家諮詢、民生事項公眾聽證、重大決策全面開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等制度。
為政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要在於察其疾苦。聚焦如何減少矛盾、化解矛盾的同時，我市“跳出矛盾”看矛盾，通過關口前移、源頭防控、綜合施策，更加突出風險防範，將治理重心從過去的“事後滅火”轉移到“事前防火”。近年來，電信詐騙、非法集資等新型社會風險日趨多元化，我市積極“以變應變”，結合實際與時俱進，通過組織以案釋法真人秀、法律顧問上門“體檢”等形式，擴大宣傳教育力度，提高群眾自主防範的意識與能力。
從維穩為主向服務發展擴展，近年來，“三治融合”所瞄準的已不僅是簡單的治理社會矛盾，更致力於圍繞中心工作，服務社會發展，穩定大局。
對此，浙江最早一批道德評判團成員之一、桐鄉市高橋街道越豐村村民沈菊芬記憶尤為深刻：早年，進城不久的村民幾乎每家每戶都自建了工棚當作過渡房，經過幾年時間陸續拆除，卻有一“釘子戶”執意不願拆除工棚，“我是60後，和這名抗拆村民的年紀相仿，或許會更容易溝通。”村委會告知道德評判團此事後，沈菊芬主動請纓上門遊說，之後，在道德評判團其他幾名成員、村委會代表分批勸導之下，越豐村“三改一拆”整治工作的“最後一步”終於在G20杭州峰會召開前落實了。
“三治融合”促進了文明和諧社會風尚的形成，也引導了人們行為、規範了社會秩序。“一約兩會三團”等社會治理表達渠道和平臺，使群眾加深了對黨委政府決策的理解和支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鎮環境綜合整治、垃圾分類等中心工作，推動各項決策部署落到神經末梢、見到實績實效，最大限度發揮了“三治融合”在協調經濟社會關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有效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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