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赛先生”?——科学的杀马特风格史

[九江新媒体JJXMT.CN]科学(即Science,赛先生)。

记得当年笔者学习《新闻心理学》时,曾经将这样一句话背得烂熟:“《新闻心理学》是属于新闻学和心理学相互交叉和渗透的边缘科学。”

这里面有三个概念:新闻学、心理学、边缘科学。

这句话里的“科学”,属于广义上的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所有学科,差不多等同于名词“知识”、“学问”的意思。

“科学”是个如此美好的词汇,于是乎人人都想与“科学”攀亲戚,以至于连街头贩卖虚假保健品,专门诓骗老弱病残的骗子,都要装模作样给你洗洗脑,然后告诉你:“你原来那种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非常不科学!”

科学在这里仿佛成了形容词,用以表示:正确的、美好的。

然而,要理解狭义“科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进的“赛先生”,即英文Science,首先要明确“科学”不是一个含有褒义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它并未涵盖社会科学,而是有所特指。

文/王平

1、科学并非“分科而学”

还有一种字面理解,认为“科学”,指“分科而学”:“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

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望文生义。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就曾经撰文驳斥了这种观点。

其实《新闻学》、《心理学》,或者《新闻心理学》,这些所谓“社会科学”,统统都不属于狭义上的科学,即Science的研究范畴。

科学,即Science,曾是哲学的分支,曾曰“自然哲学”,特指对自然现象本质规律进行探索的学问。

目前有哪些属于研究自然现象本质规律的学问呢?

比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球科学、生物学、解剖学、进化论、分子遗传学等,边缘一点的如:古生物学、生物化学。

如果按照文理工进行分类,狭义科学与理科类似,但又不完全重叠。比如:数学、统计学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狭义科学,我们知道自然界本没有数学、统计学,这是人类的发明,但科学研究又严重依赖这两个工具。

目前,属于工科范围的应有科学,如:航空、航天、建筑学、规划设计学等等则不属于狭义科学。比如爱迪生、特斯拉,人们称呼其为发明家,但不属于科学家。

以此类推,目前归属于文科的文、史、哲,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如前文提到的新闻学、心理学、新闻心理学,以及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类,都不属于狭义科学。

但这样理解狭义科学又不完全对!科学还特指必须是严格使用科学范式进行研究的学问。

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双南的定义,科学必须“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

比如,达尔文之前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机械的将各种动、植物按照形状进行分门别类,标本收集就像搞收藏。在没有使用“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范式进行研究之前,并不被认可为科学。

又如前年,我国科技部把“阴阳五行”列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就曾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起了一番大讨论。

“阴阳五行”当然是我国古代研究、解释自然现象的朴素文化,但它不是采用科学研究范式,即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因此列入科学基准引发了巨大争议。

2、“心理学”译法不准确

笔者还认为:所谓《心理学》或者《新闻心理学》,这种学科的中文译法本来就是一种谬误,迟早会进行更正,应该改叫《精神学》或者《脑理学》更加准确。

“心理学”最早也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符号的含义在希腊语里是“灵魂”的意思,后来变成英文psyche(即灵魂,心灵;心智,精神)。

谁是“赛先生”?——科学的杀马特风格史

为何会翻译成“心理学”,主要受到中医理论影响。

中医理论认为:心是人的思想中枢,是人的思想器官,而大脑则是负责产生鼻涕。

比如:“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灵枢·邪客》)“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器篇第二十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

又如:“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素问·解精微论》)“鼻窍通脑,故脑渗为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于是乎,我们有了成百上千描述“心理现象”的成语,比如:心想事成、一心一意、心直口快、勾心斗角、口是心非、心绪不宁、枉费心机等等。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中医,在科学思维尚未确立之前,许多哲学体系都把心脏误认为是思想器官。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就认为:心脏是智慧器官,而大脑只是冷却器官。

这可能与古代哲学理论有关。

比如,我们的儒释道文化,体现在古建筑上,最重要的核心(如:皇帝),一定是位居皇城最中心、最核心的位置,由中心负责调配指挥其他器官,中心被其他器官层层包裹、保护。

道学的八卦图:中间的两仪,被四象、八卦以及最外层的六十四卦层层包裹、保护。而人体最核心的位置,无疑就是心脏的位置。

古代解剖学并不发达,尤其中医受传统哲学影响很深,认为解剖人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于是乎只能:望闻问切。偶尔看到人体大脑组织:黏糊糊、湿哒哒,可不就是跟鼻涕差不多。

然而,现代人体解剖学则发现:心脏只有为数不多的神经纤维,心脏只是负责输送血液,与人体思维活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大脑才是人体的思维器官。

3、古代西医也好不到哪去

其实,我们认为“玄之又玄”的道学中的“金木水火土”,也并非独家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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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他们认为宇宙的基本组成元素为“水、火、气、土”四元素;古印度则认为四元素为:“地、水、火、风”。

由此可见,在科学并不昌明的年代,科学理论与科学工具都未成型,那时的古典西医,并不比中医理论高明。比如害死了英美最高领袖的荒唐“放血术”。

西方中世纪盛行荒唐“放血疗法”。许多人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包括英、美两国的最高领袖。

1685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患了轻微中风,十二名御医应召进宫,用尽了一切歪门邪道摧残了这位国王最后的时间。首先是切开国王的左肩膀、颈静脉,先放了16盎司血,加上拔罐出血8盎司,总共放了约24盎司(700毫升)的血,接近现在正常献血标准400毫升的两倍。紧接着,医生们给国王喂了催吐药和泻药,再用岩盐、肉桂、豆蔻和藏红花等香料配制成的药水,每隔2小时给国王灌肠一次……像这样反复放血、催吐、灌肠整整五天之后,国王终于驾崩了。

1799年12月,68岁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冒着大雪骑马巡视自己的种植园,回家后感到喉咙疼痛、呼吸困难,发起高烧。如今看来他这症状,应该是得了气管炎或者咽喉炎。华盛顿深信放血是包治百病的疗法,他曾经用放血疗法给他的黑奴们治好过多种疾病,随即让管家给自己放血。听说总统病了,医生们急如星火地赶来。管家给他放血,病情没有好转;私人医生接着为他放血,仍没有好转;两位名医稍后赶到,继续给他放血、喂泻药。半天之内先后放了三次血,总计达3.5升,华盛顿体内的血被放掉了一大半,他呼吸更加困难。第二天晚上,华盛顿逐渐停止了呼吸,最终死于会厌炎和失血性休克。

1793年,费城黄热病肆虐,拉什判断是沿河种植园里腐烂的咖啡豆导致的,治病的办法当然是放血。除了放血,拉什医生的另一大法宝就是给病人灌水银,稍有化学常识的人都猜到了,拉什的“水银猛药”害死了很多原本可以逃过一劫的人。

4、究竟谁是“赛先生”?

话题扯远了,再聊回来。

要理解什么是科学,或曰狭义“科学”,即Science,首先要了解“科学”这个词的来源。

吴国盛教授在著作《什么是科学》中总结称:

“科学”这个词,中国古代没有,是个现代汉语的词汇。它是对西文Science这个词的翻译,不过一开始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格致,或者格致学,用了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致知的意思。“科学”这种译法来自日本人,有一个叫西周时懋的日本人,他觉得西方的学问跟我们中国的学问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文史哲不分的,是通才之学,博通之学,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所以他就把science翻译叫“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这样一个翻译从日本倒流回来了。大家觉得“科学”这个译法比“格致学”要好一点,结果就流行开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使用“科学”这个词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甚至广泛传播开来不到一百年。但是在一百年之内呢,科学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生活中一个最显眼的术语。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引入了两位先生: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从那时开始,科学被认为是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科学和民主就被认为是洋人的“长技”。在这个语境之下,“科学”其实更多指的是现代西方的技术,是导致“坚船利炮”的东西。在现代汉语中,“科学”经常被读成“科技”,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人其实更关心的是“技术”,对“科学”并不熟悉,也不太关心。

因此我们今天讲科学,首先需要来一个正本清源,也就是追溯在西方语境下“科学”的意思。

英国人讲科学一般讲的是自然科学,讲science就是指natural science,跟我们中文很像。咱们这个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就不用加自然两个字,你要讲别的科学就要加一个定语,什么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都要加定语。

5、科学的“杀马特”风格史

科学!多么美好的词!

然而,我们翻看科学史著作,却发现“科学”这个词刚造出来时,浑身带着被知识分子圈的嫌弃与鄙夷不屑。

那年头,西方知识界大牛人们开会时,谁要说你是“科学家”,差不多就是骂你肤浅,低端。相当于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大家正襟危坐等待音乐会启幕,这时候谁突然打了你手机,手机铃声响起——《最炫民族风》!

知识精英们对于“科学家”这个名头唯恐避之不及,估计就跟今天说谁“杀马特”、“非主流”差不多。

话说回头,搞不好“杀马特”风格的发型,还真是学习的爱因斯坦。

那年代,精英知识分子们都喜欢被人称为哲学家,哲学多高大上啊!

可能哲学界嫌弃这帮捣腾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家伙太肤浅,有些稀奇古怪的思想又太离经叛道,比如“人是由猿进化来的”,有损“哲学家”的名头,于是一定要造出个新词来划清界限。

6、谁叫我“科学家”跟谁急!

科学史上的英国大科学家:从哈维(1578-1657)、波义尔(1627-1691)、牛顿(1643-1727)、卡文迪许(1731-1810),直到19世纪的道尔顿(1766-1844),都没有自称也没有被认为是从事science研究的,更没有自认为或被称为scientist(科学家)。

这些后世被尊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是被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或“哲学家”(philosopher),从事的是哲学(philosophy)工作。

比如,牛顿的伟大著作标题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道尔顿的著作标题是《化学哲学的新体系》。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名字就叫《皇家学会哲学学报》。

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被广泛采用,这一方面可能与法国思想的影响有关。英国历史学家梅尔茨说:“只是在大陆的思想和影响在我国占有地盘之后,科学这词才逐渐取代惯常所称的自然哲学或哲学。”(《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0-81页)。

众所周知,科学史上的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是法国人独领风骚的时期,法国的科学名家层出不穷,星光灿烂。梅尔茨认为,法语的science一词从17世纪中期就开始获得了像今天一样的用法,即特指“自然科学”。

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开始被广泛采用,另一方面可能与英文单词scientist(科学家)一词的发明并逐渐被广泛采用有关。

1833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1794-1866)仿照artist(艺术家)一词发明了scientist一词,用来指称新兴的像法拉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一族。

他在1840年出版的《归纳科学的哲学》书中写道:“我们往往需要一个名称来一般地描述科学的耕作者。我乐于把他叫做科学家。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艺术家是音乐家、画家或诗人,科学家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博物学家。”

虽然法拉弟本人不喜欢这个词里面包含着的狭隘含义,而更愿意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自称“自然哲学家”;虽然直到19世纪后期还有像赫胥黎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愿意被称为“科学家”,但是,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已成定局,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脱离出来独自前行,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个单词的诞生恰逢其时,因此最终还是被人们接受。也正是随着scientist一词的被接受,science也开始被广泛采用,以替代从前的natural philosophy。

如此看来,即使在英语世界,science的使用也就是150年左右的时间。这150年,正是“现代科学”完成了建制化从而独立发展的150年。

吴国盛总结称:所谓“现代科学”是指相对于理性科学的实验科学、经验科学,相对于纯粹科学的应用科学、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相对于“哲学”的狭义“科学”。

7、被倒转的科学与哲学鄙视链

尽管,当年科学史上的牛人们,比如:哈维、波义尔、牛顿、卡文迪许,甚至直到19世纪的道尔顿,都不愿意自称从事搞“科学”研究,更没人愿意被冠上“科学家”的帽子。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快把哲学家们的饭碗都给端了。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与哲学的鄙视链,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已经不用再劳烦哲学家们苦思冥想了,都已经被科学家们用数学、物理、化学给捣腾出来了。

然而,当哲学家们摆开架势准备跟科学家们辩一辩时,却发现这些科学家们连跟他们辩论的兴趣都没有。因为很多数学计算、逻辑推理以及科学实验的原理与过程,一些哲学家们连听都听不懂。

比如神学家、哲学家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词,如:“灵魂”、“神灵”,科学家们根本就没有兴趣研究。这些词本来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即没有办法定性,也没有办法定量;既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更没有办法做实验。

8、禅宗第一义“不可说”

比如我们道学里的“道”!

《道德经》中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要进一步询问:究竟何谓“道”。道学家就会模棱两可地回答:“道可道,非常道!”

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儒释道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禅。

佛教禅宗的第一义就是“不可说”!

一个人要想领悟佛法的奥秘,最后只能是什么都不说!

以下援引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禅宗的主流,是沿着慧能的路线发展的。在其中,空宗与道家的结合,达到了高峰。

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禅宗谓之为"第一义"。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知道,在第三层次,简直任何话也不能说。所以第一义,按它的本性,就是不可说的。文益禅师(958年卒)《语录》云:"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向尔道,是第二义。'"

禅师教弟子的原则,只是通过个人接触。可是有些人没有个人接触的机会,为他们着想,就把禅师的话记录下来,叫做"语录"。这个做法,后来新儒家也采用了。

在这些语录里,我们看到,弟子问到佛法的根本道理时,往往遭到禅师一顿打,或者得到的回答完全是些不相干的话。例如,他也许回答说,白菜值三文钱。

不了解禅宗目的的人,觉得这些回答都是顺口胡说。这个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让他的弟子知道,他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他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就明白了许多东西。

第一义不可说,因为对于"无"什么也不能说。如果把它叫做"心"或别的什么名字,那就是立即给它一个定义,因而给它一种限制。像禅宗和道家说的,这就落入了"言筌"。

马祖(788年卒)是慧能的再传弟子,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将如何?'曰:'非心非佛。'"(《古尊宿语录》卷一)又,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同上)一口吸尽西江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马祖以此暗示,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他的问题也真正是不可回答的。因为不与万物为侣者,即超越万物者。如果真地超越万物,又怎么能问他"是什么人"呢?

有一些禅师,用静默来表示无,即第一义。例如,慧忠国师(775年卒)"与紫嶙供奉论议。既升座,供奉曰:'请师立义,某甲破。'师曰:'立义竟。'供奉曰:'是什么义?'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座。"(《传灯录》卷五)慧忠立的义,是静默的义。

他无言说,无表示,而立义,其所立正是第一义。关于第一义,或"无",不可以有任何言说,所以表示第一义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静默。

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佛经都与第一义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所以,建立临济宗的义玄禅师(866年卒)说:"你如欲得如法见解,但莫授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始得解脱。"(《古尊宿语录》卷四)

9、“赛先生”的“两大支柱”

科学,即Science。我们都知道,科学思维有两大支柱:一是逻辑推理(或曰:理性精神);二是科学实验(或曰实证精神)。

这两大支柱,一个源自古希腊的古典哲学;一个来自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伽利略。因此,科学史界基本认为,科学思维方式的肇始,时间在约公元1500年左右。

标志性事件:在西方,是约公元1500年左右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在日本,是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我国系统性引进西学,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动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科学思维在主流知识分子圈真正确立,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我们真正请来了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尽管闻道有先后,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有一点是相同的:科学思想一旦来临,社会各方面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巨变,人们借助科学思维,由在黑暗中摸索的蒙昧古代(西方或曰:中世纪),一脚跨入了近、现代。

10、科学精神的内核——自由

除了两大支柱,要真正理解“科学思维”,还需要理解科学思维的核心精神,吴国盛教授总结为“自由”。

我们的修水老乡陈寅恪曾经赞许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吴国盛教授总结的“自由”,也是源自于古希腊。吴教授总结称:“在希腊人看来,人的基本规定就是自由。所以,在希腊人这里,人的反义词是奴隶。正像中国人骂某些无情无义之人为禽兽,希腊人乃至现代西方人骂某些不懂自由的人为奴隶,都是相当严厉的指责。”(《什么是科学》一书P42页)

笔者认为:所谓“自由”思想,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上,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质疑精神”!陈方正则总结为“继承与叛逆”!

从亚里士多德推翻他恩师柏拉图的理论,并说出那句经典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名句之后,质疑精神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

11、封建统治对学术自由的钳制

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统治时期都是对知识分子们思想钳制最严重、最不自由的时期。

西方人经常把封建统治的中世纪,称为“黑暗的一千年”。那时,基督教对于人们思想的钳制,严重制约了“学术自由”和“质疑精神”,以至于当哥白尼“离经叛道”地提出“日心说”之后,其捍卫者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当伽利略用新发明的光学望远镜,为“日心说”提供科学实证以后,他又被罗马教皇宣布“有罪”。

有谁知道,伽利略是何时被罗马教廷宣布无罪的吗?居然是1992年。

1992年10月31日,在伽利略去世350年,在霍金的努力下,教皇保罗二世终于宣布为伽利略平反,宣布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无罪”,这向世界宣布了科学的伟大胜利。

我国诸子百家时代,曾经是华夏文明史上,思想最自由的一段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涌现了一批大思想家。

然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启用了“严刑峻法”的法家。

紧接着,汉代儒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儒家后面又融合了释、道思想)的国教地位,儒家学说开始一统天下。

如果说西方封建中古时代是“黑暗的一千年”,那么,我们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统一华夏多久呢?

从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直到1912年大清灭亡,时间竟然长达2100多年。

尽管,其间曾经历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和辽宋夏金时期,以及元朝、清朝等非汉人统治期,然而,这些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们很快被强大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基本上延用了儒家作为国家正统思想。

国人们迎来又一次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解放,则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为我们请来了“赛先生”与“德先生”!

12、欧洲文艺复兴,“尚古”是为了颠覆

在西方,梵蒂冈的天主教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地位,其权利甚至超过了世俗意义上的皇帝。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世俗皇帝与教皇“掰手腕”争权夺利的事件。在欧洲,人人都要交“什一税”,每个人的劳动所得,有1/10是要交给教会。

比如,所有信奉天主教地区的皇帝,必须得到教皇的加冕,才具有法律上的正统地位,即使枭雄如拿破仑,也是不能例外。教皇有自己的领地,有自己的军队——骑士团,并先后发动了8次十字军战争。即使是教会内部:天主教与新教(即基督教)也曾因为对于宗教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在多个国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

谁是“赛先生”?——科学的杀马特风格史

多年前,笔者有幸参观过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同时,也参观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兴建的——凡尔赛宫等皇宫。

对比一下才知道,尽管凡尔赛宫已经算是了不得的皇宫建筑,但与圣彼得大教堂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圣彼得大教堂之奢华程度,可以秒杀任何一座欧洲皇宫。用金银珠宝镶满教堂的穹顶,那都不算事。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一堆大师,这些大师们有幸能为大教堂画上一幅油画或创作一个雕塑,有的画了几十年,画到死作品都没有完工,居然还不让人家署名。一座大教堂由全欧洲顶级的一批大师,修建了一、二百年才能完工。

学者约翰·赫斯特所著的《极简欧洲史》,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有一个观点,笔者将其总结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尚古”其实就是一种颠覆,要颠覆谁呢?就是要颠覆基督教教义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

这颇有点象我们古代诗人“托物言志”的手法。

因为,当年基督教对于人们实施的思想钳制太厉害了,没有人敢于公然质疑。当时的人们尚古,“意指古典世界已臻于完美的巅峰,之后人类逐渐偏离了正道,就此跟宝贵的遗产失却了联系。这段‘暂停’时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也就是基督教会在智识和社会生活上实现全面操控的时期。”(《极简欧洲史》P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因此,如果用最简练的关键词来总结科学思维的内核,笔者愿意用以下三个词:

质疑、逻辑、实验

其中,质疑精神为思想内核。逻辑推理、科学实验为两大支柱或两柄工具。套用我们常用的话语范式,笔者将之提炼为“一个核心,两大支柱”,这是笔者对于科学精神的总结。

要真正理解科学的内涵,还要理解科学的一些特质:比如科学应该可以被定性,可以被定量研究;可以被证实,可以被证伪;需要给出实验原理、过程的参数,任何人均可根据该原理、标准,在其他地方进行反复实验,对其进行验证或证伪;一旦确立为科学理论,就需要经受住来自各方、任何人反复实验的“质疑”;科学理论可能被一万次实验证实,但只要有一次被实验证伪,则会被排除出科学的范畴;在没有被科学实验证伪之前,则公认这个就是科学结论。

欲知详情,且看本人下期《科普平论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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