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起，周小川担任了16年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直到2018年卸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内的每一次亮相和发表言论，都很受人关注。即使卸任，他也在全球金融界非常受尊重。
6月14号的“2018陆家嘴论坛”上，周小川回顾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作为亲历者，采取的决策，以及他认为在监管层面，还有什么没有做到的地方。
周小川把这十年来做的事情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采用经济复苏政策来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
第二是在危机过程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筹集资源，防止危机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央行也在参与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架构改革，参与影响全球金融规则；
第三是通过这次危机，推出了宏观审慎的做法和政策框架。相比于微观审慎更聚焦在控制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宏观审慎更强调要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
第四是加强监管，尤其是对“大而不能倒”机构的监管，比如，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然后针对它们设计风险方案。
但是周小川也承认，同2008年应对危机时提出的想法和政策相比，实际做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原因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另一个原因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
周小川点出了五点他认为还需要做的事情。这些事，会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进和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第一是，“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 尽管在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中，引入了负反馈机制，以减少顺周期性。但周小川认为，其实做得并不是太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所谓的顺周期特征，最典型的比如投资者的买涨不买跌。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大家预期收入、房价等都会上涨，因此也就更加愿意去消费和投资，比如购买房产，从而进一步推进资产价格比如房子价格的上涨。再比如，公司在经济上升期更愿意借钱投资，银行也愿意放贷，但是在下行期，最需要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时，反而双方都很谨慎。
第二点，周小川认为，大而不能倒问题，“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所谓“大而不能倒”，指的是一些金融机构，由于规模过于庞大，一旦出现风险，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并且进而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整个国家乃至更大地区的经济情况。
第三点，仍然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
周小川说：“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2008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用这个观点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
第四，这一轮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但未能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出现危机，新兴市场很容易受到不利的冲击。周小川认为，这可能是由资本流动造成的。因为全球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资本流动发生异常，会让那些本来无关的新兴经济体受到冲击。
第五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国民储蓄率之间的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经提出，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储蓄过剩，结果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支持了美国人过度消费，导致美国人储蓄率偏低。周小川说，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都是值得深思的。
但是，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危机过去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各个国家公共财政赤字、公共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都不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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