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尾崎康著，喬秀巖、王鏗編譯，中華書局，2018年3月，198元
尾崎康著，喬秀巖、王鏗編譯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捧讀之際，古雅厚重的感覺油然而生。此次編譯，著者及譯者對原著《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進行了大量訂補，使該書呈現出新鮮的生命力。該書的貢獻不僅在於對宋元版正史的細緻考校辨析，而且對文獻版本學亦有借鑑與推動的意義。
尾崎康先生是日本著名版本學家，他曾多年跟隨阿部隆一教授在日本、在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系統調查存世宋元版本，並選擇中國學術最為重要的基本典籍——正史——為個人著力方向，其力作《正史宋元版の研究》內容豐湛精實，在學界享有聲譽。原書出版後，著者繼續調查各地所藏正史宋元版本，陸續著文發表。1991年，著者應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做系列講座，藉此機會調查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和當時的北京圖書館藏書，以此為基礎出版了《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陳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一書。這些相關內容，今悉取以增訂原書。
譯本前有《編譯說明》《記述凡例》，後有《引用參考文獻表》《漢譯增訂版編後記》；主體部分則分為《緒論編——四部書及正史之初次編刊》、《綜論編——宋元時期之正史刊刻》、《解題編——正史宋元版書志解題》，各編標題與日文版中的序章、本章、終章相比，更加明確醒目。
版本目錄之學，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章學誠有《校讎通義》，錢基博有《版本通義》。如學者指出，“版本之學，所從來舊矣，蓋遠起自西漢，大用在讎校”（《大學經典：版本通義》）。版本學尤其關注文獻的物質形態及特點風格，藉以判斷版本的源流系統、異同優劣，通過對於版刻、印刷、裝幀等方面細緻入微的觀察，提供版本鑑定的技術依據。
宋元版文本精善，在今天具有文物、文獻雙重價值，也使我們得以“觸摸”歷史。但如著者所說，明清藏書家致力於搜求宋元舊槧，卻很少將其與通行本對校，世間也很難體悟其文本之可貴。《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凝聚著幾代學者持續著力的結晶。近代以來，葉德輝、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對珍稀古籍的版本源流進行了深入探討。隨著私家藏書逐漸匯聚到公共圖書館，也為版本目錄學的進展提供了可能。趙萬里先生運用“比較版本學”的研究方法，比對臚列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元代三批浙江刻工，提示了確定南宋官方標準版本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得以準確予以分析，進而討論版本性質。他編著了《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並在1959年主持編纂出版《中國版刻圖錄》這一大型版本學書影圖譜。阿部隆一教授廣泛調查多地宋元版善本，撰寫了《中國訪書志》、《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延續了上述工作。
在此基礎上，尾崎康先生針對正史刊刻的體系性，進行綜合研究。他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嚴格區分通過膠捲、影印本、書影等資料瞭解的情況和直接調查原件所見，綜合考慮宋元版本出版傾向、版刻特點、文本內容等因素，通過對於時代分期以及覆刻、遞修狀況的逐一分析，提供細緻精密的介紹說明，充分呈現了文本的複雜性，使讀者對於判斷標準有了清晰的瞭解。
尾崎康先生
基於多年的調查及篤實功夫，著者的見解確鑿明悉，敘述淡定平實。在《綜論編》第五章《宋版鑑定之前提性討論》中，著者提供了比對標準之基本認識：“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東禪》《開元》《思溪》三部大藏經，因大都可確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參考價值最大。”（21頁）他綜合歷代著錄，證以版式、字體、刻工、識語等，為正史的版本鑑別建立了一套明白有序的體系。我國學術前輩周叔弢先生編有《宋刻工姓名錄》，趙萬里在《版刻圖錄》中提示了重要的刻工姓名，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編有《宋元刻工表初稿》，阿部隆一教授亦就此積累了大量信息；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著者做出了更為精準的判斷。比對《思溪藏》刻工姓名（616-619頁），他指出：“百衲本所收嘉祐刊《（新）唐書》，實為南宋初期覆刻本”；比對原版補版、刻印時期、刻工姓名，他認定“舊稱‘眉山七史’之傳本，實皆南宋前期江浙刊本”（96頁）；並且提供了豐富系統的刻工信息（兼及明代補版刻工），對今後的宋元版研究必有實在的幫助。
全書處處反映出著者的謹慎，在細節方面用力頗深，因而能夠揭示出版本鑑定的要訣。著者具體討論了張元濟、長澤規矩也等學者對於避諱的研究，進而在“前提性討論”中指出避諱情況的複雜性，官刻本與坊刻本存在差異，北宋與南宋以及南宋前期、中期和後期的避諱嚴格程度也有差異，認為“避諱缺筆之下限僅足以證明刊刻年代之上限而已，不得據以為刊刻年代。不避諱，容有當避而忽略者；已避諱，則刊刻時間必不能更早”（31－32頁）；從而使習見的以避諱判定刊本時代的甄別方式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著者從歷代刊刻行為的體系性出發，推測南宋中期應有建安書肆刊刻的《十史》，根據風格、體例、版式的默契與協調，逐一查訪，陸續得到印證。這一成功，亦來自其方法創新。全書《結語》中講到宋元版本鑑定的六點論證方式，正是著者的扼要總結。進一步說，本書構建了正史版本體系的認定原則，這一原則對於其他門類，例如子部、集部，亦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如編譯者所說，“尾崎先生沒有辜負歷史給他的有利條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研究”（702頁）。
版本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版本學研究是一艱辛過程。書中提供的豐富文本、呈現的研究理念、建立的框架體系，拓展了版本學的研究視野和研究領域。在研究過程中，尾崎康先生髮現“舊時各種書目、書志、解題之失實，超出想象”（698頁）。其中的甘苦，破解問題的曲折與喜悅，非旁觀者所能體味。《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書，不僅延續了中日學界對於“宋元版本”這一議題長達數十年的持續關注，體現出著者的執著探求，也是著者與譯者相繼努力的重要學術成果。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這部增訂漢譯本，不僅作者有增補修訂，編譯者亦有重要貢獻。譯作文雅簡潔，而且進行了結構上的重新謀劃，增加了參考文獻，《解題編》為各種版本增加了編號，為讀者提供許多便利。更為重要的是，本書不僅有“編譯說明”，有“漢譯增訂版編後記”，正文中也有譯者撰寫的大段附記（例如104-105頁、360頁）與註釋，僅筆者注意到的，就有三十五處之多，或者充實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指出古籍影印中的問題，或者對原著者的論證引申補充，使表述更為完整清晰，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編譯者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譯者喬秀巖教授，2004年正式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執教，當時即發願從事《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翻譯工作，2006年為研究生開設了“正史宋元版研究”課程。本書的編譯，經歷著譯者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過程，也吸取了學生們的閱讀意見。編譯內容處處體現出學者的嚴肅態度以及對學界負責的精神。例如“編譯說明”中特別指出：“今經編譯，內容與原書不盡同。讀者欲知作者論述之先後變化及具體觀點之發表時間，原書及相關論文具在，可以案核。”並且提供了《斯道文庫論集》免費電子版的網址，使讀者感覺到編譯者為學界提供便利之良苦用心。
說到美中不足之處，本書涉及國家圖書館善本處，很多標註“未見”。據著譯者估計，國圖藏本可能是日本和臺灣的總和。眾所周知，對於版本學來說，“知見”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直接觀看實物非常重要。退一步說，館藏善本目錄、縮微膠捲、掃描件當然也會有重要幫助。這也提醒我們，版本目錄學研究的推進，離不開圖書館界的積極支持。
全書似存在體例不很一致處。例如，書中徵引史籍文字、印行者刊語等皆予以標點，迻錄正史編纂刊行的聖旨諮文（如刊印《宋史》之元代中書省諮文、《金史》鋟梓印造裝褙之公文）亦加標點；但引述宋代開板牒文等，則保留原行款格式而一概不予點斷。此外，書中紀年的數字採用“一三世紀”“紹興一〇年”等方式；紀月日亦用類似表述，例如“乾興元年一一月一四日”等，既不符合史籍中的表述方式，也不符合如今的漢語習慣。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面世，對古籍版本學的研究必將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此基礎之上，關注視域不同的版本學、目錄學、印刷史學者有研討互動的開闊天地。版本學之所以成為專門之學，與刻印本的出現相關。從這一意義上看，諸如宿白先生《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等著述對雕版印刷歷史背景的研究，值得繼續跟蹤探求，以便進一步豐富我們對於版本與社會關聯的認知。近年出版的辛德勇教授《中國印刷史研究》，關注印刷術的技術淵源與歷史環境、不同性質印刷品的社會意義以及各種因素對印刷史的影響，也促使關鍵認識的深化。本書討論的主要是南宋版本，作為宋代文化史的材料，亦有顯著的參考價值。我們期待更多堅實成果的問世。
（感謝高柯立博士、古麗巍博士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提供的熱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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