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以泰好文学，礼士大夫，特命于其其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二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改封魏王。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
历史这个玩意吧，就怕对比，想当年，当然也没有多少年，太宗皇帝还是秦王的时候，设文学馆就有十八学士，还画了画像的，十八学士登瀛洲。今天太宗皇帝让魏王设置文学馆，是不是也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
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的教训要吸取，历史的经验也要借鉴呀。所以很多人开始押宝魏王，认为魏王李泰在太子日益失宠的状态下，必定能够，取太子而代之。一时间有心人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
当政治的天平开始倾斜，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时候，利益集团就开始形成，围绕在魏王李泰周围的人，开始鼓动李泰，李泰逐渐也兴起了夺嫡之心。
所以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中所说的那样，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太宗朝的太子之争，是太宗皇帝对太子李承乾的失望，给了魏王李泰不适当的名分，导致兴起了夺嫡之心。双方的利益集团不断进行碰撞和鼓动，最终导致了两败俱伤。
作为宗法制度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是一个成功并成熟的继承制度。这个继承制度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使人心稳定、政权稳固，但万一在对其他儿子出现某种异常的偏斜时，不能围绕在嫡长子身边的人，就去围绕在了另外一边，形成了另一个夺嫡集团。
所以皇帝要谨慎表达对其他儿子的喜好。这就亦是帝王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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