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是一種誘人上癮的有毒物質，有時會給吸食者及其家人和生活的社會圈子造成悲慘影響。濫用鴉片不僅侵蝕個人自尊，還使國家及其人民蒙羞。
——Timothy Brook，Bob Tadashi Wakabayashi：Opium Regimes
鴉片之於近代中國，不僅是一種精神麻醉劑，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社會及文化現象，其不同尋常的意義不光體現在中國近代史肇始於一場以“鴉片”命名的戰爭，中華帝國從此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體現在鴉片氾濫直接導致國力衰微、國民孱弱，構成了近代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還體現在中國近代的鴉片消費不單純表現為一種毒品吸食，更生成出由精緻的吸食器具、講究的吸食環境等物質媒介為主要載體的病態鴉片休閒文化。
由此，拖著大辮子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便成為近現代西方世界最普遍的中國人想象。鴉片如此深刻地影響了近代社會的方方面面，與此相對應，近代文學也從各個角度描繪和展現鴉片的流播狀況及無窮貽害，充斥著鴉片書寫的近代小說即為其重要組成部分。近代涉及鴉片書寫的小說可謂汗牛充棟，幾乎每個時期、每種類型的小說都或多或少地牽涉到鴉片現象，包括鴉片的貿易、吸食、種植，與鴉片相關的各種人類活動及其對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深刻影響。因而，鴉片也成為近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
一、近代小說鴉片敘事述略
濫觴期（1796-1840）。近代小說中的鴉片敘事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發展歷程，源頭可追溯至近代之前嘉、道年間的小說。中國的鴉片吸食活動始於明末清初，但直至乾、嘉年間方始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雖然乾、嘉時期的清政府已經開始了小規模的禁菸活動，但收效甚微。廣東沿海等地出現了大量的鴉片走私活動，鴉片吸食之風也向內地不斷蔓延。這一時期出現鴉片書寫的小說主要有《警富新書》、《雅觀樓》、《繡戈袍全傳》三種，但鴉片敘事在此三種說部中僅是懲兇或果報主題的附庸。儘管當時的作者都已對鴉片產生了警惕及牴觸，但鴉片書寫並不承載很多情節作用與主題意義，主要是作為刻畫人物的一種細節而存在，而且並非不可或缺的細節。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苛求當時的文人，因為嘉、道年間的鴉片吸食雖已弊端初現，但尚未釀成社會與國家的鉅變，文人們自然也不可能超越時代對其進行重點揭露及尖銳批判。雖然嘉、道年間小說中的鴉片敘事有單薄零碎之嫌，但還是為之後近代小說中大量出現的鴉片書寫作好了鋪墊。
發展期（1840-1894）。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並以清政府的慘敗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而告終。清政府的禁菸運動中途夭折，通商五口岸成為新的鴉片集散地，中國迅速滑向黑暗的鴉片深淵。雪上加霜的是，1858年英法美三國脅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鴉片貿易完全合法化。從此，中國的鴉片輸入與消費陷入瘋狂增長、難以控制的局面。
伴隨著鴉片問題的急劇惡化，近代小說中的鴉片敘事亦與日俱增。表現之一是涉及鴉片的小說逐漸增多。從1840到1894年，相關小說主要有以下六種：邗上蒙人的《風月夢》（1848）、陳森的《品花寶鑑》（1849）、魏秀仁《花月痕》（1858）、俞達《青樓夢》（1878）、西泠野樵《繪芳錄》（1878）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1892-1894）。不難發現，上述六種都是狹邪小說。為何這一時段的鴉片書寫會集中出現於狹邪小說中呢？原因有二：其一，與狹邪小說在這一時段的興盛有關。自道光末年始，狹邪小說開始興起，逐漸成為近代前期小說創作的重要類型；其二，與狹邪小說自身的題材有關。這類小說所表現的主要人物是妓女、嫖客、優伶，等等，他們有閒且有錢，無疑是鴉片消費的主要人群。而妓院不僅是追歡逐樂之地，同時也是社會各界人士的主要交際場，作為當時應酬及消閒生活不可或缺的鴉片自然也會得到集中反映。表現之二是鴉片書寫在小說中地位與作用的改變。《品花寶鑑》、《青樓夢》、《繪芳錄》等三種小說依然延續了嘉、道年間小說的鴉片敘事傳統，即仍停留在零碎、邊緣書寫狀態。而《花月痕》中已出現男、女主人公韋痴珠、劉秋痕作樂府“鴉片嘆”諷鴉片之弊的情節。因而，鴉片書寫自此已開始發揮其情節作用。
《風月夢》和《海上花列傳》的鴉片書寫水平則遠遠超越了上述四種小說，這不僅是指小說中鴉片書寫的體量，同時也指其在敘事學意義上的不可或缺性。兩部小說中的鴉片吸食不再侷限於單個人，而是融入小說幾個主要人物的應酬與日常生活，與情節發展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以《海上花列傳》為例，不僅張小村、王蓮生、朱藹人等一眾嫖客煙癮極大，而且沈小紅、張秀英等諸多長三書寓、么二才人也吞雲吐霧，鴉片不僅是她們墮落的標誌，並在其賣笑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燒煙絕技與青春色相一起成為她們吸引嫖客的法門。另外，兩部小說中的女性吞煙情節對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節的開展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高潮及餘波（1895-1919）。1895年到1911年，近代小說中出現了兩次鴉片書寫的高潮。在這十七年間，大量小說涉及到了鴉片現象，與此同時，鴉片批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小說主題。總的來說，這一時間段鴉片書寫的發展軌跡呈現出一個明顯的波浪形，1895年是第一個波峰，1896年到1902年是一個波谷，1903年至1911年又出現了第二個波峰。
近代小說鴉片書寫的第一個高潮其實是由一個外國傳教士掀起的。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慘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時全國上下群情激憤，要求維新、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對於社會存在的各種積弊的批判也日益激烈。在一片改革呼聲中，傳教士傅蘭雅受到了鼓舞激勵，開始大力抨擊被他稱之為妨礙中國進步的“三弊”——鴉片、時文和纏足，並出資公開舉辦了一場有獎徵文活動，廣泛徵集抨擊“三弊”的“時新小說”。傅氏的小說徵文活動得到了許多作者的響應，活動結束之時，從全國各地收到了一百六十餘份稿件。統計周欣平所編的《清末時新小說集》，共有46篇小說作品涉及鴉片之弊。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且都是在一年內創作而成，更顯出1895這一年之於鴉片書寫的特殊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在這46篇小說中，鴉片批判無一例外地成為了小說主題，這種現象也是史無前例的。時新小說批判三弊在當時的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一些作者雖未參加傅氏徵文活動，但也自覺加入到批判鴉片的行列中去，如詹熙的《花柳深情傳》、飲霞居士的《熙朝快史》和吳中夢花居士的《蜃樓外史》。由此，僅1895這一年中就湧現出近五十種以鴉片敘事為主的小說，鴉片批判自覺地成為這一時期小說的重要主題。
1895年之後，鴉片書寫進入到一個低潮期。從1896年到1902年期間，只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1898）、《海天鴻雪記》（1899）等幾種狹邪小說出現鴉片書寫，相較於《風月夢》及《海上花列傳》，這些小說中的鴉片敘寫與情節發展間的關係要疏離得多。沉寂了7年之後，近代小說中又迎來了鴉片書寫的第二個波峰。1903年始，小說自身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清王朝最後9年所出的小說總數佔近代小說總數的88.78%。”鴉片書寫亦呈復興之勢，幾乎成為了這一時期各種題材小說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清末四大譴責小說及蘧園《負曝閒談》（1903-1905）、八寶王郎《冷眼觀》（1907-1908）等成為鴉片書寫和批判的主力軍，而其他一些展現近代社會各界怪狀的小說，如反映汙濁商界的《市聲》（1905）、《商界現形記》（1911），描述骯髒女界的《最新女界鬼蜮記》（1909）、《女界爛汙史》（1910），反映黑暗醫界的《醫界鏡》（1908）等作品中也不乏鴉片的蹤影。同時期的狹邪小說如孫家振的《海上繁華夢》（1903-1906）、鄒駛的《海上塵天影》（1904）、張春帆的《九尾龜》（1906-1910）等作品，都延續了之前狹邪小說的敘事模式，將毒、賭、娼捆綁書寫。此外，寫情小說如吳趼人《恨海》（1906）、符霖《禽海石》（1906）、李涵秋《廣陵潮》（1909）等，偵探小說如傲骨《鴉片案》（1906），公案小說如吳趼人《九命奇冤》
（1906），甚至一些擬舊小說如吳趼人《新石頭記》（1908）、冷血的《新西遊記》（1909）等也都參與到了鴉片書寫當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時期眾多涉及鴉片書寫的作品中，湧現出一批專門譴責鴉片罪惡的小說。這類小說的產生同清政府自1906年開始推行的大規模禁菸運動有著莫大關係。在禁菸運動的感召下，松陵田鑄《黑海鍾》（1906）、漱六山房《黑獄》（1906）、吳趼人《黑籍冤魂》（1907）、元和觀我齋主人《罌粟花》（1907）、哀民《煙霞窟》（1908）、彭養鷗《黑籍冤魂》（1909）、靜觀子《還魂草》（1909）等一批控訴鴉片流毒的專題小說先後問世，由此，一種前所未有的小說類型“鴉片小說”應運而生。周越然因而在《言言齋書話》中專列“鴉片小說”一條，稱“鴉片，亦作阿片，其為害人皆知之。當清末嚴行禁菸之時，小說家所寫面瘦肩聳、家破人亡故事，想必不少”。“鴉片小說”無論在主題、內容還是批判力度上均達到了鴉片書寫的頂峰。
1911至1919年為鴉片書寫的餘波。鴉片書寫高潮開始回落，小說不再像之前十七年間那樣頻繁描述鴉片現象，但浪潮過後，餘波尚存。這一時期涉及鴉片書寫的小說有佚名《林公案》（約清末民初）、冷佛《春阿氏謀夫案》（1913）等公案類小說，也有天逸《黑籍鴛鴦》（1914）、野蠻《黑籍沉淪記》（1916）、傅開裕《黑劫餘生錄》（1917）等“鴉片小說”；而譴責、狹邪小說的餘緒，如誕叟（錢錫寶）《禱杌萃編》（1916）、平江不肖生《留東外史》（1916）、海上說夢人（周瘦菊）《歇浦潮》（1916）等，也都可見到鴉片書寫的蹤影。這一時期的鴉片敘事無論在作品數量抑或是主題表現上都遠遜於之前的小說。
綜上，鴉片敘事在近代小說中經歷了濫觴、發展、高潮與餘波四個時期。嘉、道年間的小說構成了鴉片書寫的濫觴，其特點是瑣屑零碎；1840到1894年為鴉片書寫的發展期，狹邪小說為其主力軍，鴉片敘事的地位與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升。1895到1911年為鴉片書寫的高潮期，不僅涉及鴉片現象的小說數量劇增，書寫水平亦迅速提升，同時還確立了鴉片批判的主題，誕生了新型的“鴉片小說”，代表了鴉片敘事在近代小說中的成熟形態。1911年到1919年為鴉片書寫的式微期，雖然延續了之前小說的多樣化題材類型，但是數量及質量均難於與高潮期小說比肩。
二、近代小說鴉片敘事的特徵
（一）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
近代小說鴉片敘事的最大特徵是其廣泛性及深刻性，鴉片一方面被用作武器出現在各類小說中以揭露官場腐敗、人性墮落及社會病態，一方面又被當作批判的對象，深刻揭示其作為一種毒品對近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人類身心等各方面的侵害與腐蝕。
作為批判的武器，鴉片敘事被廣泛運用於譴責小說揭露官場的腐敗與黑暗。官員因煙癮發作而耽誤正事的描寫比比皆是，如李伯元《活地獄》第三十五回敘泰安縣匪人聚集謀反，兩位鄉董聞訊急往縣衙出首。但知縣黃老爺正在醉酒吃煙，昏聵之中將兩人驅逐，最終導致鄉董家破人亡的悲劇。另外，各類小說中對官吏們吸食鴉片的場所亦多有曝光，除通常的妓院、煙館外，衙門的簽押房也時常被用作吸菸房頻現於小說中。簽押房是清代官長批閱公文、簽字畫押、接待來賓的場所，可以說是政府機構的核心部門，但晚清很多有煙霞癖的官員將鴉片吸食轉移到簽押房中，如《文明小史》中的萬撫臺“正在簽押房的套間裡過癮，向例此時沒人敢回事的”，《活地獄》中的桃源知縣魏剝皮也“退轉簽押房吃飯，一時飯罷，躺在炕上抽菸”。更有甚者，《官場現形記》中還出現欽差大人童子良在衙門花廳大煮鴉片的荒唐場景。這些細節藉助鴉片敘事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尸位素餐的晚清官員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的荒誕昏聵。
官場的腐敗除表現在官員吸食鴉片的行為上，還體現在他們對禁菸的敷衍及對鴉片稅收的貪汙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及山西撫臺在禁菸上述而不作，“拜摺子也說禁菸，出告示也說禁菸，下札子也說禁菸，卻始終不曾說出禁菸的辦法來”。因而“自他到任之後，吃鴉片煙的人格外多些”。更荒唐的是，禁菸和煙稅有時雙管齊下強加於菸農頭上，禁種罌粟的同時農民卻仍被課以“懶煙捐”，直接導致了包括1915年春甘肅武都在內的多地抗稅民亂。
作為批判的武器，鴉片敘事的另一要旨在於對墮落人性的摹畫。“自鴉片煙流毒以來，人心風俗，日益敗壞，不復可問。”許多作品出現上至士夫、下至負販因陷入鴉片魔掌而作出的種種無節操舉動，癮愈大而品愈卑，人類的良知與尊嚴在毒癮面前不堪一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自命清高的畫家任立凡，“吃的頂重的煙癮，人家好好的出錢請他畫的，卻擱著一年兩年不畫；等窮的急了，沒有煙吃的時候，只要請他吃二錢煙，要畫甚麼是甚麼”，貌似名士，卻在煙癮發作時斯文掃地。更有癮君子在鴉片問題上“假撇清”，如《文明小史》中的“維新人士”郭之問將鴉片吸食當作追求自由的藉口，《上海遊驂錄》中的李若愚又稱吸食鴉片為“志士”反對政府的“革命”表現，種種荒誕“高見”恰恰構成了對這類偽“革命”、偽“維新”人士的極大反諷。
此外，鴉片敘事還是抨擊近代社會各種病態的有力武器。病態社會的特徵之一是鴉片吸食的泛濫，菸害所及牽涉到社會各個階層、城鄉每個角落，《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某小偷在航船上行竊，所得贓物中最多的居然是煙槍；天津衛附近一個凋弊的、只住了十來家人家的村莊居然開著兩家鴉片煙店，可見當時鴉片吸食麵之廣。特徵之二就是由鴉片滋生出的新型罪惡，鴉片的走私、買賣和消費在城市形成黑色產業鏈，上海煙館更出現了“煙妓”這種毒與娼的新型結合物以迎合人們的獵奇獵豔之需，毒、賭、娼相互滲透勾結，成為難以剷除的社會毒瘤，貽害無窮；在鄉村導致匪盜橫行，訟獄滋繁，匪、煙、賭成為各省首當其衝的新三害。即便名正言順的戒菸，也會滋生出打著救國救民的幌子販賣假“戒菸藥”的新型騙術。《冷眼觀》、《上海遊驂錄》、《醫界鏡》等小說都對一種摻入嗎啡的“戒菸丸”作過敘寫，此類“戒菸丸”不僅無法戒除原先的煙癮，反而增添了新的毒癮。這些由鴉片催生出的“惡之花”，深刻揭示了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病態社會風氣。
由此，在近代小說尤其是譴責小說中，鴉片成為一種批判的武器。然而，在1906年以降出現的“鴉片小說”中，這一武器又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黑海鍾》、《黑獄》、《黑籍冤魂》等小說不約而同地將鴉片冠以“黑”字，其實“黑”不僅指鴉片的顏色，也是鴉片吸食者病態煙容的代稱——癮君子往往面色黧黑，故而文人不僅借“黑”指代鴉片吸食，還借“黑籍”指代沾染煙癮（即人了“黑”之籍貫）之人。因此，上述小說在題名中就表達了小說的主旨——“黑海鍾”借批判鴉片敲響警鐘以拯救沉溺於黑海之人；“黑獄”即指鴉片吸食為黑暗地獄；而“黑籍冤魂”自然是指為鴉片所害的一眾冤魂。此外，小說的人物塑造、場景設置、情節敘述，等等，也都是圍繞“批判鴉片”這一主題展開。以《黑獄》為例，小說敘述的是鴉片戰爭前夕廣東一地的鴉片吸食狀況。小說所涉及的諸種人物，無論是妓女小廣東還是區承先夫婦，抑或強盜梁十五、醫生曹鶴坊，無不為鴉片所誤，作品借他們的悲慘經歷昭示鴉片吸食導致“傾家蕩產者有之，敗節隳名者有之，累諸及父者有之，斷子絕孫者有之，賣妻鬻奴者有之，青年亡身者有之”。因而，批判鴉片毒害自然而然成為關係到民族存亡大問題的重要文學命題。
（二）鴉片：病態都市與淳樸鄉村的物質隱喻
城市是鴉片的集散地、重災區，很多城市狹邪小說濃墨重彩地描述了都市鴉片消費與交際，鴉片情節不僅發揮著敘事功能，同時也承載著隱喻作用。
以《海上花列傳》為例，小說起始敘述了農村青年趙樸齋、趙二寶、張秀英等進入上海之後，因抵受不住十里洋場的誘惑而墮落，最終淪為車伕或妓女，而鴉片正是他們淪落的物質標誌。小說第二、十四回兩次寫到趙樸齋吸食鴉片，當時的他“吸不慣”、“不得法”，鴉片吸食對他而言是一件陌生事物，暗示了其尚未為十里洋場所汙染。但其身上樸拙的鄉土特徵很快地就被都市繁華奢靡的氣息所滌盪，到二十九回時，他已能熟練裝煙、捏煙，並指導起秀英、二寶吸菸。這時的趙樸齋儼然已是一個城裡人，不管是他湊趣的言語還是熟練的燒煙動作，無不透露出一股都市洋場中特有的狡黠、老練之氣，他的身上已經難覓以往的樸拙鄉氣。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將目光對準此時的張秀英與趙秀寶——她們也是剛從鄉村出來，同樣也是不諳鴉片之道——這與之前的趙樸齋何等相似。如此我們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結論：鴉片在《海上花列傳》中已經隱隱成為了十里洋場腐化生活的一個物質符號，對於鴉片的沉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於洋場奢靡生活的沉溺。
除了對於洋場腐化生活的隱喻，鴉片情節在小說之中還有其他一些意蘊。以“吞煙自盡”這一常見情節為例，《風月夢》與《海上花列傳》中都不止一次出現過類似情節，但兩部小說中“吞煙自盡”情節的意蘊卻不盡相同。《風月夢》第二回敘妓女愛林與一成衣相好，成衣之妻吃醋，時常與其吵鬧，愛林憤而吞煙自盡；第三十一回則敘袁猷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妓女雙林為其殉情，吞煙自盡。可以看到，在《風月夢》兩則“吞煙自盡”故事中，妓女們的出發點都源於“情”，吞煙以殉情。但在《海上花列傳》中，這種情形不復存在。第六回寫黃翠鳳做清倌人時，為老鴇毆打，就以吃生鴉片煙相威脅，自此老鴇不敢再得罪她；第六十三回寫周雙玉假意要與負心的嫖客朱淑人一同吞生鴉片殉情，從而向後者訛詐一筆鉅款。由此，同樣的吞鴉情節，在意蘊上卻已從前者的追“情”移向了後者的逐“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風月夢》與《海上花列傳》的城市化程度。《風月夢》儘管以揚州為寫作背景，但仍留有濃郁的都市鄉村氣質，其中尚有重情的雙林、拒絕被城市化的穆偶仁；《海上花列傳》則是城市勢利、奸譎、拜金的生動寫實，因而吞煙在《風月夢》中為吞下情觴苦果，而在《海上花列傳》中則為以退為進從而獲得利益最大化的謀生手段。
（三）鴉片敘事的類型化與模式化
近代小說鴉片敘事儘管作者不同，情節各異，小說人物也千差萬別，但在整體上仍存在著一定的類型化、模式化傾向。以鴉片故事最集中的時新小說為例，46種小說大致可歸納成控訴警醒、教義啟示、救時濟世、遊歷見聞四類。除“教義啟示”類較為特殊外，因小說徵集者傅蘭雅為傳教士，且“有相當一部分稿件的作者是分佈在全國各地的教會學校和教會大學的學生和老師”，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基督教義的烙印。其他三類均則較為常見，廣泛存在於近代譴責、狹邪、公案、寫情類小說的鴉片敘事中。
“控訴警醒”是最為普遍的類型。在這類作品中，作者往往會不吝筆墨地敘述主人公為鴉片所誤，尤其突出鴉片吸食使癮君子家庭趨於破敗、生活瀕於困頓甚至生命受到威脅的嚴重後果。如《醒世新書》中的秀才何有良恃著家中錢財，交結損友，染上煙癮，結果產業銷完，自覺人生無望而吞煙自盡。更多作者則希望被煙所誤者能警醒，安排他們在困頓之極時或受人勸誡，或幡然自醒，最終意識到鴉片之害並矢志戒菸。“救時濟世”類故事一般將主人公塑造成肅清菸害、救民於水火的智者及英雄。如《瓢賸新談》中富有濟世之才的主人公夢蘭，以布衣身份協助朝廷平定回叛並由此得到重用，後又為國家的戒菸事業殫精竭慮，定章程禁斷洋菸，錄論說痛陳厲害，議禁菸出使歐洲，最終剷除了危害家國民眾的鴉片禍患，代表了作者對無煙清平世界的美好願景。“遊歷見聞”類則將主人公定位成一個旅行者，通過他的視角與旅途經歷廣泛反映社會中存在的種種鴉片問題。如朱知非的《時新小說》通過雲遊四方的道人曾知非的視角，遍觀世間包括菸害在內的各種險惡，迴歸家鄉後點化眾人的故事。
鴉片敘事的模式化傾向則主要表現為浪子回首、悟而後興的情節設置及清除菸害、功成身退的英雄想象。
綜觀各類涉及鴉片書寫的小說，便會發現大部分作者都為鴉片吸食者設計了大同小異的人生軌跡：主人公因各種原因沉溺於鴉片，有的由此敗家亡身，有的困頓至極方始戒菸，由於立心不穩以致煙癮復發，再到最終矢志戒菸、痛改前非。因而鴉片書寫在主題意蘊上更傾向於“勸誡”，無論“困頓而悟”還是“信教而悟”均致力於“由誤而悟”的敘事取徑。大部分作者無意於展現鴉片毀滅吸食者的悲劇，而是試圖通過主人公為煙所誤後幡然悔悟、“悟後而興”的情節設置表達鮮明的勸誡立意。事實上，這種敘事模式由來已久，自唐傳奇至明清小說，歷來多有敘述世家子因嫖賭等行為而敗家，落魄後幡然悔悟，最終復興家業的故事。因而鴉片書寫類小說無疑是對這種敘事模式的繼承，只是誤入歧途的媒介變成了鴉片而已。
此外，很多作者都敏銳感覺到鴉片吸食在晚清已成為一種社會頑疾，影響著國家命運，阻礙了社會發展。由此，小說的敘事重心不再僅僅落腳於對鴉片現象的表現，而移置到對濟世之才的塑造以及對匡扶社稷、革除積弊壯舉的敘述上。很多小說試圖通過塑造有志於振興老大帝國的志士仁人，藉助他們的卓遠見識與傑出才能提出解決鴉片問題的濟世良方，最終在革除煙弊、重建清平世界後功成身退。這類故事的構思十分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古代“為聖天子驅除云爾”後激流勇退的英雄傳奇的敘事模式。但在這種敘事框架下，常會出現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大發宏論揭露鴉片之弊的現象，部分小說還會深入分析社會中鴉片問題的癥結以及解決之道。這些冗長的議論性文字，雖於小說的鴉片批判主題不無裨益，但往往難免結構鬆散、情節拖沓之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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